（领事特意对着在座的宾客说），也许已经注意到，社会所造成的心理方面的距离，往往能够由感情来缩短。倘若我们在思想上不如你们，我们可以在忠诚不二的友谊方面和你们并肩。以心的温度来说，——原谅我用这种名词，——我觉得跟我的保护人离得这么近，正如我和他的身分离得那么远。总之，我们的心明亮得很，能预感到别人的痛苦、悲伤、快乐、责备、仇恨。等到发现伯爵的脸也有我早已在舅舅脸上注意到的表情，我就隐隐觉得那是胸中藏着一团神秘的征象。道德的实践、良心的平安、思想的纯洁，把我舅舅的相貌从极丑变为极美。在伯爵脸上，我却看到相反的变化：一眼望去，我以为他有五十五岁；后来经过仔细观察，总觉得在那副因悲戚而冷苦冰霜的面容之下，在呕尽心血的疲劳之下，在失意的感情所表现的郁闷气色之下，还藏着青年人的朝气。听我舅舅说到某句话，伯爵的眼睛一下子又变得象长春花一般清朗，堆起一副表示叹赏的笑容，于是我看出他的真实年龄不过四十岁。这些念头，我并非当时就有，而是以后把那次会面的经过回想之下，分析出来的。
听差托着盘，端着主人的早餐进来了。
伯爵说：“我不是要早点；也罢，放在这儿；你先陪德·奥斯塔先生去瞧瞧他的房间。”
我跟着听差出去；他带我去看几间雅致的屋子：正房套房，一应俱全；顶上是个平台，里侧是正房的院子，另一边是下房，底下是从厨房通往大楼梯的走廊。回到伯爵书房，刚要开门进去，我听见舅舅正在对我下这样的评语：
“他可能犯错误，因为他感情很重；无伤大雅的过失，我们都免不了；但他没有一点劣根性。”
伯爵很亲热地把我瞅了一眼，问：“怎么样？您喜欢那地方吗？这里空房间很多，您觉得不舒服，我可以另外拨几间屋子。”
我回答说：“在舅舅那儿，我只住一间屋呢。”
“那么您今晚就可以安顿下来，你们学生的行李，一辆街车就能对付了吧？今晚上咱们三人一块儿吃饭。”
他说着，望了望我的舅舅。
和伯爵的书房相连的有一间规模宏伟的藏书室。他带我们进去，又给我看到另外一个小巧玲珑的套房，挂满了画，从前大概是个静修的地方。
他说：“这便是您的小书房了；您需要和我一同工作的时候就待在这里；放心，我不会用链子把您拴着的。”
于是他详细告诉我该做的工作是什么性质，要占据多少时间。我一边听一边觉得他真是个伟大的政治导师。
我大约花了一个月工夫去摸熟我新环境中的人和物，把我的职务研究清楚，对伯爵的举止态度逐渐适应。一个当秘书的必然留神观察他的东家。他的口味、嗜好、性情、怪癖，都成为你不由自主的研究对象。这样两个人精神上的结合，比夫妇的结合可以说又过之，又不及。三个月中间，我跟奥克塔夫伯爵彼此都在暗中刺探。我很奇怪地发现伯爵只有三十七岁。他那种生活表面上的安静，洁身自好的操守，并不完全出于严肃的责任感和自甘淡泊的思想；和这个被一般熟悉的人认为了不起的人经常接触的结果，我觉得在他繁忙的工作、彬彬有礼的举止、和蔼可亲的面具、极象心绪安定而很容易瞒过人的隐忍态度之下，大有深不可测的奥妙。平时我们走在森林里，可以从脚步的声音上猜到某些地面底下是窟窿还是大块的石头；同样，用礼貌遮盖的自私，和被灾难挖成的地下隧道，也会在朝夕相处的生活中发出空洞的声音。盘踞这个伟大心灵的不是灰心，而是痛苦。伯爵懂得一个在社会上负有责任的人。最重要的是有行动，有业绩。因此他虽然抱着隐痛，仍旧走着他的路，用清明的目光望着前途，象一个信仰坚定的殉道者。秘不示人的哀伤，惨痛的失望，并没把他引入看破一切，不复信仰的荒土；这勇敢的政治家是虔诚的，但毫无炫耀的意思；他到圣保罗教堂参加的弥撒，是为一般诚心的工匠与仆役们举行的清早第一场弥撒。朋友之中，宫廷之中，谁也不知道他奉行宗教仪式如此诚心。他的崇拜上帝，象某些规矩人满足什么嗜好一样讳莫如深。所以我后来发现，伯爵所遭遇的不幸远过于一般自以为受尽劫难的人；他们因为度过了情欲与信仰的难关，便用讥讽与轻蔑的口吻嘲笑别人的情欲与信仰。伯爵却既不讪笑被希望拖入泥淖而仍在那里希望的人，也不讪笑攀登高峰以求孤独的人，或是热血奔腾地继续奋斗，用幻象作兴奋剂的人；他是从全面看社会的，不受信仰的束缚，肯听别人的怨叹，不轻信感情，尤其不轻信忠诚；但这个伟大的严厉的法官，对人间一切都能同情，都能赏识，不是逞一时的热情，而是出之以默默无声的态度，深思的态度，还有是用自己的柔情与人交流的方式。这可以说是一个天主教中的没有血案的曼弗雷德①，抱着信仰面仍不失好奇心，用一股象没有出口的火山一般的热度融化人间的冰雪，跟一颗只有他自己看到的明星絮语！
①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物，他于绝望中犯罪，精神痛苦达于极点，但至死无宗教信仰。
我从他的生活表象上发现了许多难以理解的事。他往往在我眼前隐没，但并非象旅行者一般随着地形低陷而失去影踪，而是象被人追捕的狙击兵，故意避人眼目，想找个藏身之处。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他常常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外出，也不瞒着我，因为他一边把工作交给我，一边说：“替我接下去吧。”这位忙于政治家、大法官、演说家三重职务的人，酷爱鲜花，我看了很喜欢；那是心胸高洁的表现，也差不多是一切风雅人士都有的嗜好。园子和书房里摆满了珍奇的花草，但他永远拣枯萎的买来，也许是有心象征自己的命运！……他本身便象那些快要凋谢的花，而那些花的近乎变质的香味，又能给他一股异样的醉意。伯爵非常爱国，献身于公共事业的狂热很象一个人要借此忘掉另外一股热情；可是他浑身浸在里头的研究工作和公事，对他还嫌不够；他心中常有一些剧烈的斗争，爆发的时候不免迸出些火花射到我身上。此外，他常常流露出渴求幸福的意愿，我也觉得他还是能够幸福的；那么究竟有什么阻碍呢？是不是害着相思病呢？这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但在归结到一个这么简单而又这么可怕的问题以前，我左思右想，把痛苦的境界到处摸索过了。可见他无论如何努力，仍掩盖不了内心的波动。在他严肃的姿态底下，在法官那种沉默的态度底下，明明有股热情激荡，但被他用那么大的力量镇压着，所以除了我这个与他共同生活的人，谁也没疑心到这桩秘密。他的座右铭仿佛是：“痛苦就痛苦吧，决不开一句口。”随处受到的敬重与钦佩，和他同样勤劳王事的格朗维尔与赛里齐两位院长的友谊，对伯爵都毫无作用；或者是他对他们讳莫如深，或者是他们早已明白底蕴。在众人前面，他始终昂着头，不动声色，只有极少的时间才会露出真面目，例如独自待在书房里，花园里，以为四下无人的时候；那他就象孩子一样，不再以法官的身分遏止他的眼泪，而有非常冲动的表现了；那种情形倘若用恶意去解释，很可能损害他识见卓越的政治家声誉的。
等到我把这些情形肯定以后，奥克塔夫伯爵在我心中便成了个问题，而且象所有的问题一样有那种强烈的吸引力；同时我对他的关切也象关切我自己的父亲一般了。为了尊敬而不敢表示出来的好奇心，你们能理解吗？……他没有野心，但象皮特①一样从十八岁起就致力于经世治国之学，成为渊博的学者；他是法官，精通国际法、参政法、民法、刑法，既不用怕受人欺侮，也不用担心自己犯错误；他又是思想深刻的立法大员，态度严肃的作家，热心宗教的独身者，他的生活就足以证明他没有一点可批评的地方：这样一个人物究竟是被什么灾难压倒的呢？便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受到上帝的惩罚，也不及他所受的痛苦那么严酷：悲伤把他睡眠的时间剥夺了一半，一天只睡四小时！其余的时间，他表面上很安静、用功，没有声音，没有怨叹，但我常常撞见他搁着笔，把手支着头，眼睛象两颗固定的星星，间或还有泪湿的痕迹！他心里到底有什么斗争呢？这股活泼的泉水流在晶莹的砂土上，为什么没有被地下的火烘干呢？②……难道泉水与地球的洪炉之间，象海洋与地壳一样隔着一层花岗石吗？换句话说，这座火山还会有爆发的一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