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目击者（大伦敦报的记者）一方面证实瑞士进行了如临大敌的防范措施，一方面把那些对加里波迪及其士兵的中伤批驳得体无完肤。我们在此引用几段他所报道的情况：
“我的一位朋友（奥地利移民）和两位女士，还有我本人，都决定去看看加里波迪和他的阿尔卑斯山猎兵的情况之后才离开瑞士。我们在他目前控制的地区度过了三天，我的笔记大概会令你们的读者感到兴趣，因此现在给你们寄上。
“我们到达卢加诺已是夜里，当时下着倾盆大雨。我们把车停在“花园”饭店门前，希望能在那里好好地吃上一顿晚饭和找到一个舒舒服服的床铺。但是，饭店已住满了人，有二百人几乎全是从伦巴第逃出来，住在这里避难的贵族。他们把仆役的房间都占了，连一个空床位都没有剩下。我们在“湖上”饭店和“皇冠”饭店碰到的运气并不更好。我们的处境非常可悲。有一小群人围拢在我们的马车周围，似乎要对我们说明不管到哪一家旅馆也不会找到住处。雨还在下着，我们当然不愿在大街上过夜，所以决定折回“花园”饭店。我们尽了最后的努力来恳求饭店老板发发慈悲。大概我们的困境使他心软了，他终于答应把两个留给瑞士总司令参谋部的起居室改成卧房。
“我们被告知说肯定去不了科摩，起码我们在那匪巢里面一刻也不会安全，还说有一位绅士和两位女士（全是英国人，就住在“花园”饭店）曾经被扣留了两天两夜，在他们的门口还设了哨兵。奥地利大军离科摩已不到二十里，就在那一天的白天已听到了他们隆隆的炮击声。我们的向导约瑟夫。费蒂厄向他的一位瑞士兵朋友打听，得到的回答相同。只有一个人建议我们继续前进，这是一位年老的法国绅士，他在结束谈话时说：英国人，还有疯子是什么地方也可以去的。从这些人的谈话中，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卢加诺的人对战事的了解比我们还差，因此更加坚定了我们要亲自去看看实际情况的决心。
“卢加诺与卡索两城之间的地区驻扎着瑞士军队，他们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到处都是岗哨，在梅伦达有一座教堂也被改作哨所。我们一路上遇到无数斥候兵，可是老百姓依旧干着他们的日常工作。我们见到一个骑兵策马从边境疾驰而来，从在路边采桑叶的几个女孩子身旁奔驰而过，但她们甚至没有回头看他一眼。在离边境十里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们加里波迪已被击败，损失惨重。我们的车夫受到好心的警告，说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会无偿征用我们的马匹。不过我们自己倒觉得十分安全：如果奥地利人是这个国家的主人，那么可能发生的最糟情况也不过是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而已；反过来说，如果加里波迪仍在科摩，那么他的士兵（即使他们如人们所断言的是世上最坏的无赖）也不至于在卡索和他们司令部之间的方圆才两里的地区行劫。费蒂厄和马车夫看来同意我们的观点，无论如何，只要继续前进确属可行，他们就非常好意地去办。
“我们沿着一条可与英国道路媲美的道路疾行。我们穿过卡索，但在出城的地方不得不停了下来。雨已经住了，天气极好。一群绅士和妇女一边走一边聊天。据我们判断，他们大部分是从战场逃出来的。我们右边有三个奥地利税关官员站在路旁，用安详威严的态度看着我们。我们左边是一个哨所，门前有几堆锃光发亮，保存得很好的武器，还有一群身穿简朴军服的士兵，其中的两人走上前来要我们出示护照。我们现在已到达加里波迪的前哨了。
“这两名加里波迪的士兵当中，一个约有三十岁左右，身材高大，面目和善，性格温良。他身穿棕色外套，深灰色裤子和背心，头戴宽边软毡帽。他这套制服已身经百战，但仍干净利落。另一个士兵大概是五十岁左右，相貌举止象是一个老实鞋匠，亦即很象一个开一间小铺子和供养一个大家庭的鞋匠，二十年来因议论意大利的统一和奥地利的暴虐而在四邻很有威信，有一天为了把言教与身教相结合而扛起了枪杆。费蒂厄拿出他的向导执照，说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则把饭店老板写的信给他们看，信上说明我们打算当晚便回卢加诺。加里波迪的士兵对我们说要给我们一个护照的收条，等我们回来时再归还护照。他们把收条交给我们时，有礼貌地对我们行了个军礼。我们继续前进，再也没有办别的手续。
“这里的居民和瑞士的居民一样安详地干着自己的事，有几个从科莫来的人对我们说，加里波迪一进城便接管了地方行政机构。
“科摩的街道满是武装人员，但是百姓可以自由来来往往。我们下榻的‘天使’饭店和我们一年前见到的光景完全相同，只不过大门口多了一个哨兵，此外我们得通过一间有几个军官在里面埋头写东西的房间，加里波迪就把司令部设在这里。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对这个罗马的保卫者表示敬意，也不会太有损于我们英国所保持的中立，因为这个人在1习48年的错误和不幸当中已经证明：直到那时以前，意大利人只不过没有得到时机，以无愧于古罗马的英勇坚定精神来行动而已。进过早餐，我们向他递交名片。一位副官通知我们，将军正在睡觉，不过等他一醒来就会把我们的名片交给他。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得到通知说，将军同意诸位女士的请求。很快我们便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游击领袖走进我们的房间。
“加里波迪的身材中等，身高仅有五英尺七、八英寸。他的肩膀很宽，胸部厚实，头形很美，气色健康得象个英国人；胡子和头发为栗色近乎金红，剪得很短，有一点花白。他不矫揉做作，大有真正绅士的风度。他的面容虽然非常和蔼（浅薄的观察者会觉得毫无出众之处，同时也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个能够运筹帷幄和实际指挥诸如罗马保卫战和攻克科摩战役的人物），但是当他谈到祖国所受的压迫和苦难时，两眼和双唇便流露出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隐藏着的感情，展示出他非凡勇猛的性格和不可动摇的意志。一个儿童可以在街上拦住他问钟点，但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只要看一眼他那坚定得无法打动的、板着的脸孔，就明白请求宽大是无济于事的。他谈当前的政治事件谈了很长时间，但对自己的事却未置一词。他讲话时几乎不象南方人那样常打手势，只有当我们讲到英国人民同情意大利的时候，他那种几乎是英国派头的持重态度才一扫而光。
“直到此刻之前，我总是以为他行军打仗只听由自己那种冲动的性支配，并非深明韬略。至此我才确信情况恰恰相反。加里波迪无疑是大胆勇敢，极有闯劲，甚至相当爱蛮干的，但他在考虑一切问题时却又是冷静理智的。我注意到，他对女士们讲述他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旅行经历时，神态非常得意与亲切，就宛如身在一个伦敦的客厅一般。然而在这里他却时时刻刻都可以听见奥地利援军向他设在铁路线旁边的前沿哨所轰击的炮声。我一刻也不怀疑，他事前不仅已经准备好要采取的措施，而且他本人也会亲自去实行这些措施的。
“对于他满腹经纶这一点，我感到特别震惊。当我刚接近他的时候，我想他不过是一名起义人民的领袖而已，但是经过对他进行观察和听他讲话之后，我便百分之百地相信：军事生涯只是他一生中的一个片段，而当他异日致力于祖国的政治革新和国家管理时，他还会被公认为更加伟大的人物。
“他一离开我们，便带着两名副官和两名轻骑兵上马走了。当他从他的猎兵部队走过，这些看来对他十分尊崇和忠诚的战士便用无数“万岁！”的欢呼声来欢迎他。
“我们接着到城里到处走走，阿尔卑斯山猎兵部队的军风纪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看法：我们曾听到过的那些说他们毫无纪律、抢掠成性的谣言不仅是撒谎，而且绝顶荒唐。在他们当中或许有几个小淘气鬼，以前是经常受父母严厉惩戒的，因为他们在伺机参加祖国独立战争时，也曾经企图争取本身的独立。但是，我毫不犹豫地否认这支军队或是这支军队中任何一个人数很少的部分包藏有真正的坏人。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绅士、小土地所有者或是他们的子弟，也有农民和商人。此外，还有很多来自城乡，属于社会底层的工人，也有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个个穿着得体。而且，对早已习惯不脱衣服睡觉的人来说，他们身上的衣服可以算得上是异常干净整齐的了。没有一个人穿得破破烂烂，或是喝得醉意醺醺。每个人都好象随时准备好立即拿起武器，所有人的行为都非常正派规矩。我们参观大教堂时发现他们当中的两三个人正在旁边一个小礼拜堂做礼拜。挤在咖啡馆的人大多是在写信，看样子还写得非常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