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团的创建
加里波迪将军没有写到他1859年进军的情况。我们现在就依据一些可靠的文献记载来对阿尔卑斯山猎兵的卓越成就作一次简略的回顾，把这一段空白补上。
在诺瓦拉战役和法国人占领罗马之后，意大利似乎被征服了很长时期。奥地利作为威尼斯和米兰的统治者，在佛罗伦萨、帕尔马和摩德纳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于是她便把苛刻的条件强加于皮埃蒙特。教皇庇护九世重返罗马。那些红衣主教和主教的专制统治比1847年以前更加利害；他们由于有外国刺刀作后盾而加强了的统治遍及整个教皇国。在欧洲处处获胜的反动派认为革命已被摧毁，认为意大利问题业已彻底解决。但是，反动派想错了。
革命者作过最大努力之后失败了，他们被驱散、追捕，不得不再度流亡。但是，要求独立的愿望在意大利依然继续存在，其生命力丝毫未被窒息。意大利半岛上绝大多数自由派人士很快又聚集在皮埃蒙特政府周围，于是皮埃蒙特政府便打算恢复对民族运动的领导。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与英、法缔结的同盟以及撒丁军队在特拉克特桥和切纳伊河两岸的辉煌战功使维克托·伊曼纽尔有权利派出一名代表出席巴黎会议。这个情况使得意大利终于能够明确而公开地进行申诉。奥地利对此的唯一答复却是一味反过来指责皮埃蒙特，宣称奥地利不打算把对意大利的政策作丝毫修改。
此后，蒂伊勒丽埃内阁摆出一副演调停人角色的脸孔。它与维也纳宫廷开始谈判，设法说明必须作出若干让步—不是对自由思想让步（对自由思想绝无让步可言），而是对民族感情作出若干让步。它声称，除非付出这个代价，否则无法维持和平。但蒂伊勒丽埃内阁的努力毫无成效。无数冗长的公文往往来来，可是并无任何结果。维也纳宫廷非常顽固，只谈对方采取背信弃义的手腕，只说对方迁就令人万分憎恶的感情，一味指责对方在伦巴第、威尼斯、托斯卡纳，以及在帕尔马和摩德纳两个公国煽动叛乱，而且维也纳宫廷对皮埃蒙特日益流露出有增无已的敌意，对法国则越来越不信任。
1859年1月〕日拿破仑三世当着各国使团对奥地利驻巴黎的大使胡布纳尔男爵说：“我很遗憾我与贵国政府的关系不如过去融洽，但我请您代我向贵国皇帝保证：我对他的感情一如既往。”
这番话的含意相当暧昧，但每个人从其语气都听得出开战已成定局。如今尽管《箴言报》无数次加以否认，但几个月前事实上已开始了的备战工作正在加倍积极地继续进行。
英国比任何一国都更加害怕一场冲突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为了急于阻止这场冲突，便派遣考利勋爵到维也纳，希望使出一切调解手段，设法在皮埃蒙特、法国和奥地利之间建立起亲善关系。英国还伙同俄国一起提议召开一个会议，并且明确说明以下述条款作为拟议中的会议讨论的基础：
定出能够使奥地利与撒丁维持和平的条件。
决定法、奥从教皇国撤军的最好方式。
考虑在教皇国和意大利其它各个邦国采取内部行政机构改革是否适宜，因为旧有的行政机构已经表现出来的缺点必然要导致产生经久而危险的不稳形势与不满情绪，同时也要考虑所进行的改革应该属于什么性质。
意大利各邦国之间成立联盟以互相保障内部及外部安全，以此代替奥地利与各公国之间缔结的条约。
法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谈判的基本原则。奥地利政府也表示同意，但在表示同意之际却又有一些保留，而且总是回避，不提出任何正式的或明确的条款。首先它要求撒丁裁军以保证谈判所必需的和平气氛作为必要的措施，其次要求把奥地利参加会议作为绝对必要的条件。这个要求遭到一致反对，于是维也纳的内阁便代之以提出立即普遍裁军的建议。
在这些外交预备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意大利国内群情日益激愤。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很多志愿者从全国各地，从伦巴第、威尼斯、托斯卡纳和教皇国群集到都灵，来到维克托·伊曼纽尔的麾下从军。这是一股令人敬佩的爱国主义激情。大家都捐弃了党派之间的仇恨，忘却了城市之间和省与省之间的嫉妒；再也不分谁是米兰人，谁是佛罗伦萨人或是波洛尼亚人，因为大家都是意大利人。人民不再为抽象的思想、政治上的诡辩和国家政体的形式而操心，他们唯一操心的神圣事业就是祖国。
没有一件事情不受到密切的注意。最微小的细节，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不论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只要是与国家大业有关，都变得重大无比。每一条消息，每一个事件，每一种形势都使他们精神奋发，使他们内心激动，使他们勇气倍增。报刊不断宣传在撒丁国王领导下的独立统一，不断告诉我们米兰的惨状已经达到顶点：由于执行不可胜数的野蛮刑罚的刽子手不足，米兰的奥国当局只好利用克罗地亚人用大棒去捶打男人，用鞭子去鞭笞妇女。读了这些报刊的读者立即把他们对奥地利的憎恨转化为狂怒。人们到处可以听到以下的呼声：“人民群众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响应‘意大利万岁！伊曼纽尔万岁！把奥地利人赶出去！’这个口号！”
议会在都灵开幕的当天，国王向出席会议的全国代表发表演说时提到皮埃蒙特与奥地利之间的对抗，他说：
“在新的一年所莅临的地平线上丝毫也不宁静。然而，你们定会把你们一贯的热忱用于你们所担负的议员的职责上。我们因有过去的阅历而更强有力，就让我们坚决向前迈进，去迎接未来为我们准备的任何前景。如果我们的政策基于正义，基于热爱自由和热爱祖国，前途就会非常灿烂光明。我们的国家按幅员来说，尽管是个小国，但是按其捍卫的事业和激起的国际舆论的同情来说又是一个大国，它的信誉在欧洲各国议会已经得到提高。不过，这种形势也并非没有其危险之处，因为在一方面，我们尊重我们曾签订过的条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对意大利各地传来的痛苦呼号麻木不仁。我们团结一致就会有力量，我们的权利正当就会充满信心，让我们坚定而审慎地等待神意裁决吧！”
这番庄严的话语把志愿者的热忱提高到了极点，因为这样一番话使这批志愿者推测到，他们很快就会看见好管闲事之徒或官员们的那些文犊—备忘录、议定书等等—将会被实际行动所代替，他们终于能够去营救被压迫的弟兄。对于能否成功，没有一个人抱丝毫怀疑态度。对此他们难道没有得到凭凡蒂、杜兰多、库基阿里、季阿尔迪尼和其他很多人所作出的保证吗？他们这几个人1848年和1849年在罗马以及伦巴第战场上已无数次证明自己勇敢无畏和忠于祖国。现在这几个人难道不打算在争取意大利独立的英勇战士加里波迪率领之下作战吗？
这位罗马共和国的杰出捍卫者1849年年底被迫离开意大利，登船前往美国，暂时在纽约受雇制造蜡烛，其后又曾到南美，但在那里找不到施展身手的可能，于是又重返欧洲，当了一艘商船的船长，从事一些贸易活动，获利很多，足以使他能够买下靠近撒丁海岸的小岛—卡普雷拉岛。他和几个儿子以及几个忠实于他的朋友在小岛上安顿下来，过着简朴的隐居生活，几乎全部时间都在从事农业，等待着他可以再为意大利拔剑而起的日子的到来。
参加捐助百门大炮给亚历山大里亚市，是加里波迪在卡普雷拉岛居留期间仅有的一次公开政治活动。他是最先把名字签在这份计划后面的人之一。这份计划的发起人是威尼斯共和国前任总统马宁。这件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实际上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加里波迪已和马志尼分道扬镖，并且站到了以维克托伊曼纽尔为公认领袖的那一边。
很可能就是由于加里波迪的这个行动，所以当奥地利的备战活动很可能导致战争的时候，国王和加富尔伯爵立即请求加里波迪帮助。加里波迪一得到去都灵的召唤，便赶忙起程。他多次晋见维克托·伊曼纽尔，而且在他和这位国王之间很快便建立了友谊。他们两人的友谊比通常君主与臣属之间的友谊亲密得多，也诚挚得多。加里波迪被任命为陆军少将，由他来统率一个志愿兵团。这两项决定虽然并未在官方报刊发表，但立刻从阿尔卑斯山巅传到西西里的最南端，并且家喻户晓。对崇拜加里波迪达到狂热程度的青年，这两项决定发生了惊人的影响。
加里波迪从来不曾像这时那样高兴。对于这位正直豁达的人来说，所谓光荣事业只不过等于确信这个事业能胜利进行到底。他最真心实意祈祷的事即将实现，他毕生的希望马上就要成为现实了。他不再记得往事曾经令他失望，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已经看到被不可抗拒的激情所推动的市民大军在浩浩荡荡前进，去攻击和摧毁专制暴政的一个个碉堡。他坚信灾难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独立自主的意大利定会与世界上最自豪的一些国家平起平坐。
贝尔坦尼医生曾经告诉我们，在招59年1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他看见加里波迪走进他的书房。这位将军容光焕发，向他伸出一只手，用充满感情的声音说道：
“这次我们已经开始认真工作了。今天我去拜访了上头，结果使我完全满意。我得到批准去请我所有的朋友作好准备。如果想要使意大利在事实上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就必须有绝对的统一。因此我要依靠你和你的积极合作。”
“可是法国怎么办？”贝尔坦尼医生紧握着他的手问道。
加里波迪回答说：“我们的人越多，我们越没有必要去为外国人伤脑筋。让我们统一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样我们便能够自己靠自己了。”他又加了一句：“只要全民皆兵，有朝一日我们便会为我们的自由而战；但是当前还是先让我们把自己变成士兵吧。”
加里波迪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往日的战友召集到自己周围。他旧日的战友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大勇者，他们的勇敢与他们的爱国心无分轩轾。在那不勒斯军校受过训练的恩里科·科森兹曾经光荣地参加过1848年的威尼斯保卫战。加埃塔诺·萨基曾在加里波迪麾下为蒙得维的亚和罗马共和国服务，他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无畏的明证。贾科莫·梅迪奇由于在1849年法国长期围攻罗马期间英勇保卫瓦斯塞洛而声名大振。热那亚的尼科莱·阿多伊诺是西班牙内战的老兵，曾经在皮埃蒙特军队当过上校，经历过意大利两次战役（18招一18硕9年）。尼诺·比克西奥就是此17年在热那亚的杜卡尔宫广场斗胆拉住查理·阿尔伯特亲王的马笼头的那个人，当时他对亲王说：“先生，渡过提契诺河吧！那么我们大伙都支持你。”他是一位近乎发狂似地热爱祖国的不屈不挠的造反者，在伦巴第当过志愿兵，然后又在曼图亚军团当过中尉，而后和扎姆贝卡里前去威尼斯；在巴勒斯特里纳战场被提升为上尉之后，在罗马成为少校，也就在罗马负了重伤。后来，他再度入伍进了海军，指挥过戈弗雷多·马梅利号战舰，是第一批在澳大利亚登陆的热那亚水兵之一。精力充沛的老人马罗切蒂以前是罗马共和国的一位将军；利帕里是出色的工程兵和罗马军队的前炮兵军官；季奥万尼．费拉里曾经当过杜兰多将军的副官，是马纳拉的密友；纳奇斯科·布朗泽蒂，戈里尼，因德里诺，塔多利尼，萨托里奥和一大批这时响应加里波迪号召的人们，在以前都曾多次为意大利的光荣和独立冒过生命危险。
一开始发生了很多不受信任和令人寒心的事情。军政部长德·拉·马莫拉将军虽然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同时也是一名勇敢的军官，但是他太过于墨守军事成规，所以不相信革命者的那一套办法，也不相信非正规军团会有任何用处。他过分刻板地坚持纪律，因而不能赏识游击队领袖们那种即使是有点古怪但令人钦佩的优良品质。他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得这支未来的军队在出发远征之前无法有一个本来可能有的，而且是必须有的坚强经久的组织。把什么军队交给加里波迪指挥的问题也没有定准：最初说把国民机动部队交给他，然后又说由他指挥从这支警卫队抽调出来的特别团，其中包括招募来的旧日流亡者和一些新兵。接着他们又说给他的是志愿兵团，一会儿又说是营，以后却说是连，直到加里波迪微笑着再三大呼：“就是连吧！就是连吧！”为止。
志愿者多得数不胜数。绝大多数人都要求到加里波迪麾下服务，但被人用各种借口打发走。他们当中很多人被编入了正规军一规定有的人服全期兵役，有的人服役三年，有的一年，有的在战争时期服役，外加休战后的六个月。由于泼冷水的结果，军队到头来只招募到开头拒绝加入正规军的那些人。
令人最不安的传闻在这些志愿者当中越来越风行。据说部长们意见分歧，法国政府已经正式要求遣散各种非正规军队。人们还断言，军政部长对追随加里波迪的志愿者没有好感，所以直到开始进军以前都把他们拨归内政部管辖。之所以决定录用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先把他们笼络住，然后再把他们去掉。
为了这些流言，梅迪奇上校曾与加富尔伯爵几次会晤，后者想使加里波迪的人放心，声明他非常尊重他们的观点，并不要求他们作出任何政治上的让步，而且高度评价他们的坦率态度和诚挚的支持。同时加富尔也告诉他们，只要奥地利还有一个士兵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就要誓死把抗奥战争进行到底。首相的答复使革命的爱国者非常满意，因为他们十分急于非常明确地陈述本身对撒丁政府采取的行动和意图，以至有一天尼诺·比克西奥曾对加富尔伯爵这样说过：
“在此以前我们不断造你们的反，现在我们支持你们，将要与你们并肩战斗。如果我们的共同努力能最终得到胜利，我们会非常高兴。但是，如果经过这场战争意大利并没有诞生，这时要是有人企图解除我们的武装，以阻止我们单独战斗下去，那么我们就要重新造反，对一切企图压制我们或欺骗我们的人继续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他们依靠本身的耐性、精力和实际行动终于改变了军政部长对他们的恶感。梅迪奇被派往热那亚招募新兵，而且这次募兵得到意大利全国协会的协助。加里波迪也是这个协会的会员，他在1856年7月就入了会。在入会的当日他曾给盖奥吉奥·帕拉维奇诺写了如下一封信：
“我亲爱的帕拉维奇诺：
你是我们神圣事业的烈士—不幸的德．福雷斯特的朋友和战友，因此无疑有权受到我的信赖与爱戴。我拥护你，拥护马宁，以及你将把名字告诉我的那些意大利人。恳请你接纳我加入你们的行列，并告诉我什么时候会有工作要我去干。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乐于接受你的命令。
忠实于你的
加里波迪。”
这个协会成立后不久，便得到内阁首相加富尔伯爵赞助。协会通过在意大利半岛各地成立活跃的组织，也通过建立起这些组织之间的联络，使这个运动建立了组织系统和得到统一，从而为统一大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热那亚的爱国者提供了一支规模相当大的分遣队，其中有的人加入了正规军，另一些人则到库纳奥新兵训练站。这个训练站是专为投效到加里波迪麾下的新兵而设置的。最有本领的神枪手们的武器都是自费筹备的，他们成了骑枪连的核心，并且被伙伴们冠以“热那亚轻步兵”的称号。为了纪念他们慷慨的创举，甚至在有一些并非出生于热那亚的青年加入骑枪连后，这个称号依然保持不变。
志愿者不断从各省到达，他们的人数不久便足以编成两个营，每个营下辖四个连，由恩里科·科森兹任总指挥。
3月17日公布了发自帕伦扎的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决定将集结在库纳奥的志愿军称为“阿尔卑斯猎兵”，录用期为一年。其军官、军士及士兵的薪饷待遇与正规步兵部队相同；在军法、军纪、军训方面亦与正规军队无异。各军官都将得到一纸由内阁首相签署的委任状。第二道命令授予加里波迪陆军少将军衔，并委任其为阿尔卑斯猎兵团司令官，但以其必须举行正式宣誓仪式为条件。首相曾致函加里波迪，把这项任命通知他本人，信内写道：
“政府所任命的阿尔卑斯猎兵团司令官，经验丰富，将才超群，治军有方，其部队之纪律一向严明，因而定能使新编部队所难免之缺陷得以补救，即把缺乏训练及涣散无主的现象加以改变。”
加里波迪复信表示感激这封证明了对他信任的来信，几天之后，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宣誓效忠于一位君主。
由于志愿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在萨维利阿诺又增设了一个由梅迪奇主持的新兵训练站，第三个新兵训练站则由尼科莱．阿多伊诺主持，他和梅迪奇、科森兹两人一样，临时获得了陆军中校的军衔。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加里波迪开始直接与志愿兵接触。他对他们发表了这样一番勇敢无畏的、鼓舞士气的演说：
“我能给你们的只是白天忍渴受热，夜间挨饿受冻，而且随时随地都有危险。但是这些痛苦的尽头就是意大利的独立。小偷要被无情地枪决，如拒不服从命令，我也要严厉处分。现在你们大家努力吧，不要当敌人的俘虏，因为敌人不会饶恕你们的。究竟是像一条狗似的被一排克罗地亚士兵枪决，还是手握宝剑高呼“意大利万岁！”，扑到敌人尸体上牺牲，这就要由你们自己来选择了！”
这种简朴而坚定的语言使加里波迪部队的士气激昂到极点。他们从此对自己的司令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组织大军的最后几步工作立即进行。负责部队医务工作的是军医处长贝尔坦尼大夫，还有米兰来的皮埃特罗·马埃斯特里医生，帕维亚来的马罗齐大夫，克雷莫纳来的里帕里大夫以及曼图亚来的萨基大夫。这几位大夫起初拒绝批准他们认为身体经不起行军之苦的人入伍，但是后来他们大大地放宽了标准，因为他们经不住这些身体不好的人苦苦哀求，同时也看到这些人今后将会努力使自己达到所要求的标准。这些人大声喊道：“你们将会看到我们能干出奇迹来的！”他们当时讲的是真话，日后人们看到了甚至是最孱弱和最多病的人都在攀登瓦尔泰利纳山陡峭的斜坡，都在寒冷的冰川内英勇奋战。
一道新的命令改善了志愿军的地位，他们将要成为正规军的一个部分，并且由军政部长主管。但是，军方当局对待阿尔卑斯猎兵团并不比以前更好。库纳奥兵营的营房设备一塌糊涂，萨维利阿诺的兵营拥挤不堪。为各有六百人编制的六个营所准备的住地过了几天就有人满之患，但是没有人为此而操心，后来的志愿兵不得不自行觅地栖身。武器发放得非常迟缓，以致马上要出阵了，最后来的新兵可能还没有打过两次靶。如果不是奇阿尔迪尼将军热诚帮助并施加影响才从正规军调来了一些熟练的教官，那么志愿兵很可能不得不自己互相传授战术和学习射击。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得到大衣，有的士兵没有弹药盒，有的没有军帽，有的没有营帐或军毯。加里波迪一次又一次地申诉和申请也无济于事。等到猎兵团由军政部长主管时，由内阁首相签发给军官们的委任状全部收回。加里波迪要求全部军官都要得到与他同样的委任状，亦即有国王签署的委任状，但他永远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至于有关他的士兵福利、编制或装备方面的东西他也是同样没有争取到手。
何况时机已很紧迫，刻不容缓，因为战争已迫在眉睫。奥地利政府被外交官们弄得不胜其烦，已无计可施，陷入了绝境，因此它很快就不得不明确地宣布本身的政策，而政策的宗旨显然不会以和平为重。果然，不久便得悉维也纳宫廷正式拒绝英、俄、普、法等国一致提出的建议。
米兰内务委员会副主任德·克莱尔斯贝格男爵4月23日到达都灵，带来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要求皮埃蒙特政府声明同意抑不同意，即是否同意立即把本国军队取消备战体制转入平时状态并解散意大利志愿军。德·克莱尔斯贝格男爵等待答复，为期三日，M·德·布乌奥尔先生在最后通牒之末说：“如逾期不答复或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因拒绝提出的条件而引起之严重后果全部由撒丁国王陛下的政府承担。”
对这样一份通牒会有什么样的答复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天议院全体一致通过：战争期间全部行政管理大权集中于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手中；加里波迪受命率部开赴布鲁萨斯科。意大利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拉·法里纳先生在都灵该委员会主席帕拉维奇诺侯爵官邸召开的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用以下一番话来结束他的报告：
“我们希望通过意大利起义同皮埃蒙特军队结合的方法把意大利的有生力量统一起来，这个结合已经彻底完成，我们提出的独裁已得到全国代表批准。因此我们的工作结束了。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宣布本省的意大利全国协会解散，也代表中央委员会把意大利的命运托付给国王的政府（托付给加兰图奥莫国王）。国王是有信义的君子，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到。当前我们不必呐喊，只要行动：但我们的行动要明智、有力、毫不动摇。让我们—国王和人民一一团结起来。如果我们团结，我们便强大有力；如果强大有力，我们就会获得自由，这样我们就会成为独立的意大利人！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万岁！意大利万岁！”
加里波迪出发之前对士兵发表了演说。他说：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我们期望的目标。你们的希望不会落空。你们即将去和祖国的敌人肉搏。可能明天你们就要拿着武器向奥地利人讨还他们所欠下的烧杀掳掠的血债。只有勇气还不够，严格的纪律也绝不可缺。年轻的士兵不要忘记这一点，要毫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长官，因为他们都是过去战争的老兵。掌握着意大利命运的杰出国王已发出号召，而你们响应号召时所怀着的崇高热忱对我来说就是你们今后行动最可靠的保证。我希望，不久以后你们的同胞将会怀着骄傲的心情提起你们的名字，并且断定你们无愧是我们勇敢军队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