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既贫穷，又没有权贵撑腰，而且他在这个组织严密的社会里像任何人一样为重重障碍所困；但是，只要他一只眼睛眨一下，就有亲密的朋友、忠诚的支持者、勇敢的伙伴和热心的平民大众群集到他的周围。所以说，这个人由于有信仰，他也就具有力量！只要他说一声耳语，或是暗中打个手势，勇敢的人们便蜂拥前来参加他的事业；人民起来了，种种危险和重重障碍在他们面前步步后撤；全世界从南到北，由东至西都在颤抖，甚至在护卫国王宝座的军队尚未被粉碎之前，这个世界便宣告那岌岌可危的王位已被推翻。人们感觉到：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如果不发生在今日，就会发生在明天。人们也感觉到：这是人类的意向，并且已经由上帝给以指出；加里波迪万一在战斗中阵亡，大家仍然会见到他的灵魂骑马走在他那战无不胜的军团前面；单是他的名字就会为他生前创造的奇迹写出续篇。
意大利今天有三位支撑危局的伟人。我不把那些踌躇退缩的人计算在内；略去不计的，还有那些为民众发自心灵深处的情绪所感动，一直在满腔热情地、滔滔不绝地为彻底挫败外国入侵者，为争取意大利统一而大声疾呼的人。这决不是一次有关原则的讨论，而是心灵向意大利和自由发出的呼吁。因此，我们只提出三位为首的，并且是最重要的人物。当前，这三位人物代表着我们突然面临的危局所包含的三个因素：昨天、今天与明天。这三个人当中有两个彼此非常相似。维克托．伊曼纽尔如果不是不幸而当上了国王，原本是会同加里波迪一起转战疆场的。但他被社稷和其它种种军政要务所羁身，只好暂时停步不前，必须静候时机，等待人民的声音和上天的意旨召唤他去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的时刻的到来。因为当全民热烈呼吁把建立一个伟大独立国的重任交给一个人时，去建立一个伟大的独立国就是所有职责中最光荣的职责，而且也是所有政治权利中最神圣的权利。于是，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便为了意大利的权利挺身而出，而且这个任务又有幸落到了一位以忠诚著称的志士身上。顺便提一句，在意大利语中，加兰图莫君王这一流行称呼的意思是不可能用“正直的君王”这几个字来充分表达的。这一称呼的意思更接近于“品格高尚的人”。这一点反映了更意大利化的，因而是更准确的词义色彩。这个意大利词远不仅指普通的、不可侵犯的正直品质，而且还更多地表达出高度勇敢和骑士自豪感的概念。
第三个人物置身于这两个光彩夺目的人物之间。他深沉冷静，百折不挠，一直注视着意大利的命运。这辆由贵族、教士、平民和军队合拉的四套马车非常难以驾驭，它的缰绳如果一旦不再掌握在加富尔坚定不移的手中，那就要像意大利人所说的“瓜伊！”了，其意思就是说：意大利就要遭殃了！“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方面必须为了“未来”而通力合作。
加富尔无疑对“过去”、“现在”、“将来”这三个因素都了如指掌，但是命运却安排他去特殊照顾“过去”的需要。加里波迪性格易于冲动，勇往直前要去抓住“未来”，所以代表着另一个极端。他的气质以及他对自己所负的惊险的使命所怀有的感情，无疑会使得他对政治家有时认为似乎有必要把行动拖延的作法怒不可遏。维克托国王则肩负着“现在”的全部重担，他不仅精忠爱国，而且性格沉着镇静，身心健全，因而具有在他所处危险地位所非常必需的力量。
有一个疑问产生了：他们三者之间的不和会不会严重危害共同的事业？人民群众虽然隔着一段距离旁观，但对整个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强烈地感觉到：拯救国家要靠这三者的和衷共济。我们出于本能，全心全意赞成加里波迪的大胆作风。我们也相信，在斗争最激烈之际，思想必须给行动让路，审慎应该让冲动先行。尽管如此，有种一般的感情，不，应该说是有种普遍的民意使我们不得不记录下这样的评价：伊曼纽尔国王和加里波迪是意大利的一支臂膀和一把利剑，但加富尔却是意大利的一面盾牌，没有这面盾牌，前面这两位大勇者必定会在敌人的暗箭底下丧生。
这面理性的盾牌在武装起来的意大利与满怀敌意、怀疑，或者是无动于衷的欧洲之间举起。加富尔举着盾牌，保护了荷马史诗式的战斗，往法国人的心田灌注解放的热情，还把信心赋予冷漠胆怯的人们（这类人身上的惰性已经成了事业的大害）。在各个阶级尚未万众一心团结起来奋起斗争之前，加富尔一直都在解除有产阶级的顾虑，从而使得回避斗争的行为成了千夫所指的奇耻大辱。反之，如果提出了太新太奇的主张，那么，回避斗争的行为便会以恐惧这种新主张的口实作掩护，就可能被人认为名正言顺。
我们还不至于主张除了君主立宪制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其它驱逐外国人的办法了，甚至竟认为连光荣的法军援助也大可不必。意大利虽然已证明本身能够独力完成统一大业，不过当时如果没有大多数列强的首肯，意大利一方面要抵御野蛮的侵袭，另一方面又要制止因胆怯而把事业半途而废，这样一来，完成统一的任务就要花上五十年的时间。尽管过去的传统非常顽固，但列强的多数仍然给了意大利以支持，这正是加富尔的审慎为意大利所赢得的成果。加富尔坚持了一个对意大利来说是唯一的、适时的、却又是切实可行的政策，所以他在意大利的解放事业中起了作用，否认这一点就是不顾事实，忘恩负义。
我们大家心里很明白，当这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人正在为国如此增添光荣之际，我们要求他们三个人联合起来的愿望可能会遭到那些正在执行意大利政策的很多人的反对。这种愿望也可能有损于为人们坦率而又热烈地坚持的信念。其实，我们自己不仅尊重这些信念，而且也同样对这些信念抱着坚定不移，全心全意和至死不渝的态度。我们只是不同意把这些信念用于当前的情况，因为我们深信，任何人，只要他热爱意大利，就必定希望意大利的生存是不折不扣的生存，是整个意大利的生存，其中既包括她机体内的每一根纤维，也包括她所具有的全部力量、伟大和光荣。
因此，当欧洲保持缄默和奥地利佯装沉睡的形势对意大利来说是隐伏着一场可怕的新冲突之际，意大利三杰之一必须勇敢无畏地面对一切，而三杰中的另一位应当去完成伟大的任务，至于其中第三位则应当负责时刻守望警戒。
要使三杰分工合作看来似乎无法做到。“过去”总是阻碍着“将来”，“将来”却又一直在造“过去”的反，“现在”在这二者致命的对抗中则只能通过灾难性的斗争来完成本身肩负的使命。这就是历史的安排，这固然是一种铁面无情的规律，但是幸而历史也记载下这个规律可喜的例外情况以及这个规律种种惊人的不同表现形式。
历史宣布：如果其中没有意志、良心和人类智慧的最大努力，世界上一切伟大的、壮丽的或是恒久的事业都不可能彻底完成。只要意志、良心或人类智慧三者缺一，那就宛似一场猛烈的飓风过后，国家如果没有被彻底摧毁，也只能缓慢而又痛苦地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起来。
上天不会使我们的希望落空，上天同时也应允：摧毁了那种令人憎恨的统治所造成的混乱状态之后，在其废墟上将会出现牢靠地奠基于正义与理智基础上的意大利的统一！
爱国主义是一种崇高的美德，在紧急关头人人都应当为之而牺牲。但愿爱国主义能够保证，作为意大利之魂中一位不可缺少的豪杰不至去危及另外两位豪杰的生命！万一发生这种悲剧，人们就不得不为过去一直付出的最崇高的努力以及所怀有的最美好的希望一掬痛苦之泪！
我们只能切望已经善始的奇迹将会得到善终，切望意大利的爱国革命不会像其它革命那样，由于太快把革命队伍的人耗得筋疲力竭而中途夭折；我们也切望这一次革命能够作出一个伟大崭新的范例，因为由意大利来给全世界提供这样一个范例是上帝的意志。
乔治·桑
1860年5月26日于诺安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