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波迪和他的几个儿子在撒丁岛与马德莱纳岛之间的卡普雷拉岛隐居了五年，大规模经营农业，开垦荒地，并为庞大的农业大兴土木。人们不时见到他乘着用以运载必需品的单桅帆船来到尼斯。”（M·阿纳托莱，德。拉·福尔杰。）
他那热血心肠和活跃的思想已经准备好迎接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他把战争间歇的有暇时间全部用于有益的工作。他让人看到他有一个由高度智能与冲动天性结合起来的、想象力惊人丰富的头脑。我很愿意再引用一段阿纳托莱·德．拉·福尔杰的话：“在这个法国殖民地城镇中，以阿尔丰斯·卡尔为首的最有势力和备受尊敬的人们都懂得加里波迪在当地受到多么大的尊崇。这位个人声誉无懈可击的英勇士兵赢得了一切人的好感和敬意，连他的政敌们也承认他是一位品格极高尚的人物。”（《时代报》1859年5月26日。）
阿尔韦斯·卡尔于1859年5月在《胡蜂报》上写道：“我在一个为洗礼而举行的工人宴会上初次见到他，并且有幸和他握了手。我的坐位就在他旁边，我看到他是何等平易近人，安详沉着，不多言语。他的全部举止都透露着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后来，我经常在拉扎雷特僻静街区的海边遇到他。星期日，他总是和海员们在一起玩滚木球戏。”
撒丁国王和加富尔先生无疑看到：加里波迪身上的气质与他们所招募来同国家大敌作斗争的那批英雄身上的气质相比，即使不是更加伟大，也是迥然不同。和普通人早就对加里波迪的看法一样，撒丁国王和加富尔也认为他是骑士时代的骑士，是自由的倡导者，是一名领袖人物。加里波迪对人有吸引力，有意料不到的影响。他的讲话很有魔力，非常鼓舞人心。他的容颜高贵，他的爱国信念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所以撒丁国王和加富尔放手让他发挥所长，去起适合他上述特点的作用。
他的任务是唤起民众反抗奥地利，甚至在不断袭扰敌军之际，也在传播自由的福音。对于历史舞台来说，他扮演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角色：他是为了君主制度的利益进行一次革命，而且干得非常巧妙、十分坚决、忠心耿耿，既无欺诈，也不受骗。
我们主要对他所持见解之精辟和道德力量所达到的成就感到震惊。他的业绩今天有口皆碑。他诗人般的仪表，再加上由于有一种无以名之的气质而得到倍增的魅力，使法国人民大为倾倒，也激起了他们的种种想像。这一点不足为怪，要知道，加里波迪是一位绝无仅有的人物，身上有一些奥秘发人深思。思想浅薄的人会以为他之所以获得威望是由于年少英俊，有人说是由于他膂力过人或是嗓音非凡；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因为他身材魁梧，或是装束惹眼。幸而，在这些人所列举的上述种种因素都已荡然无存的今天，他的影响却依然如故。加里波迪如今穿的是与他行伍出身相当的服装，他已不复青春年少，他的容貌所显示出的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俊美，毋宁说是精神上的高贵安详。他既非凶残怪物，也非绿林好汉。他是一个由心灵支配肉体并给肉体以力量的优秀风雅人物。他的嗓音柔和，态度谦逊，举止脱俗。不过，他虽然非常慷慨大度，和蔼仁慈，但对既定目标坚定不移，判断能力可靠健全。他本来就是一位发号施令的指挥官，但采用的指挥办法却是说服。他只愿意通过人家的自愿同意而予以统辖；他并不要求有统治人家的权利，只要求他们履行本身曾经立下并已被他所接受的誓言。这个方法有一种近乎宗教信仰和虚无缥缈的性质，因此在常备军中找不出类似的情况来。在一场依靠老谋深算和严格纪律去指挥的战争中，这个方法诚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惊讶的奇迹之一。
这支由热心家们组成的小小军队尽管一心一意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但连一次也不曾因此导致与盟军的战斗计划发生矛盾。相反，身边有一批勇猛似狮，机敏如狐的无敌勇士，加里波迪按自己的方法追求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当他走向远征军的此翼或彼翼的时候，凡乎有如一颗曳着光芒的子弹，或者宛似一艘令人惊愕到目瞪口呆的纵火船。他好像一位令人信服的传教士那样进行工作，他激起人们的义愤，提高低落的士气；他高呼“你们如果自助，_上帝便会帮助你们！”。他就是以这种方法来砸碎束缚着人民的锁链。
然而，法国有些人由于回想起使法国难堪的往事，所以不懂得这位热情如火的铁汉的生平行事及其赤胆忠心之伟大所在，对他不予信任。他们说，他是罗马的捍卫者，因此是法国的敌人。我们还是不要使用“罗马的捍卫者”和“法国的敌人”这类名词吧，因为加里波迪是共和派，是社会主义者。
此时此刻，这类名词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不管他是否共和派，不管他是立宪党还是激进派，也不管他是马宁的信徒还是马志尼的追随者，他为了事业（这一事业已被帝王们变成了王室的事业）的胜利而每日与死神周旋，无疑有权坚持自己的见解。帝王们信任他，不曾在民众的思想中挑起对他的怀疑，也没有在他本人的内心挑起对旧友忠诚与待新朋不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意大利没有一个人谴责他昨日为共和主义做了那么多事，或者非难他今日为君主政体如此大力效劳。
他属于种种攻击都无法伤害的那一类特殊人物，诽谤也好，怀疑也好，总之任何非难都穿不透他们护胸甲的纯金。“一切为了祖国”是他们的箴言。他们首创出这样一种感情：什么考虑私人交情啦，前怕狼后怕虎啦，畏惧公共舆论啦，放在他们的天平上统统都压不住责任的重量。他们知道，昨日曾经为之服务过的人以及今日正在为之服务的人都没有任何确有其事的根据去怀疑他们。万一受到怀疑，他们也会一面高声说道：“这有什么了不起？”一面毫不畏缩地走自己的路，不惜牺牲一切，甚至有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这是因为他们信赖历史的公允，也信赖在善意的人们心中上帝的裁决。
这类人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毋宁说是一种人们普遍的舆论。他们体现了整个民族的灵魂。只要你们愿意，你们便会看到加里波迪是新意大利的化身，这个新意大利自身就包含着意大利往昔痛苦的悲剧、她隐忍的耐性、善于欢欣鼓舞行动的天赋特征，更主要的是包含着意大利对外来奴役的憎恨。既然决定意大利究竟是复兴还是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那么，上述那几点是会使种种虚荣的傲气以及灾难性的不和得到抑制的。
乔治·桑
185’｛年了月4日于诺安特。
今天，米兰自由了，意大利中部已经宣布赞成全国统一。西西里正在反抗那不勒斯的波旁家族，而此时此刻加里波迪正在西西里。他打胜仗的传闻，总是比他本人先行到达。今天是5月药日，当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巴勒莫是否已经被他的部队所攻克。现在，关于他冒险事迹的传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风传得要多，但就他的情况而言，传说往往都得到证明是确有其事。加里波迪似乎是无所不能的。那不勒斯发表公告说，他已一败涂地，但这份公告无济于事，并没有一个人相信。因为早在事件发生之前，历史即已宣告加里波迪是胜利者。他会被敌人击败吗？不！他又一次无所畏惧，蔑视一切。他又再次去冒种种风险。他率领着有限几名和他这位领袖一样勇敢的追随者，登上了前往与强敌交手的路程。他有采取神奇莫测行动的声誉，显然是依靠着一个奇迹登陆的。敌人在深山大岭当中搜索他率领的这一小队人马，说明敌人内心十分恐惧。接着敌营一片慌乱，敌军很可能是在还未见到他的影踪之前，即已溃散逃遁。那不勒斯宫廷则惊恐万状。
虽然后无增援，几乎是孤军作战，加里波迪仍然成为一个奇迹般的人物。新纪元的王旗和各个帝国的皇座都在他面前发抖。全欧洲的目光都集注于他一身。每天早晨，全欧洲的人都要问：“他现在打到什么地方了？他昨天干了什么？”他手创业绩的记录有如一首史诗。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英雄时代的信仰，也看到了骑士时代的奇迹又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式重新恢复起来。只不过在昨天，我们那些聪明的自由派思想家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侈谈什么世界已经衰老，或者已经死亡；还说什么在当今这个昌明与理性的时代不再可能出现奇迹，再没有什么伟大事物能够再次震撼我们这样先进、如此优越的文明。但是，今天他们是不是还这样说呢？他们说的话又能起什么作用呢？这帮头脑聪明的人物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在要驱逐外国人和夺回自由的关键时刻，这帮人究竟又有什么用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