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西奥·马纳拉
1849年6月3。日凌晨两点，正如我们在将军的回忆录中所见到的，敌军开始了对我们的第二道防线即奥雷利安古城墙的进攻。凌晨约三时，马纳拉部署了狙击兵以后，回到了斯巴达别墅。头一天晚上，一颗流弹击中墙壁，然后落在他的床上。他逃脱了，就好象给子弹腾出地方似的，他笑着说：
“你瞧，我运气不好，没能让它搔搔痒。”
当他走进屋内时，发现伊米利奥·丹多诺很为莫洛西尼发愁。据说，莫洛西尼已经被俘。他们两人都没有听到莫洛西尼的消息。就在那时，一颗子弹飞掠而过，击中了丹多诺的手臂。“我可怜的孩子，我相信这些子弹专门是为你准备的。”然后，他解下他的皮带和佩剑，拿起他的望远镜走近窗口，去观察正在进入大炮射程的法军。就在那时，一支骑枪开了火，子弹穿过两个沙包的缝隙，击中了他的胃部，恰好就在系皮带的地方，如果他束上皮带就可得到保护了。
丹多诺看见他身体摇晃，便不顾自己的伤势，跑去扶他。
“我被击中了，照顾我的孩子们吧，”马纳拉倒下时说。
一位大夫急忙赶到现场，但是当他看见大夫脸色苍白，便知道一切都完了。马纳拉被放在一个担架上，由他的同伴在枪林弹雨中一直抬到斯卡拉的圣马利教堂。我从我所在的佩莱利尼的特里尼塔急救站被召去见他。我立即赶去。这是他自己表示希望找我去的，因为我们彼此敬爱。
这地方到处落着法军的炮弹。一位年轻妇女愚蠢地看着窗外，当场被击中胸部而身死。瓦雷纳先生是一位伦巴第军官，他在挨着我上教堂的台阶时，被炮弹打断了两腿。他和我一样是来看马纳拉的。一位匆忙赶往教堂的大夫被一颗手榴弹掀下了马，马被炸弹炸伤了，倒在大夫身上。我却平安地到了教堂里边。上帝引导和保护着我。
在教堂的后面，在右边靠近栏杆的地方，马纳拉军团的许多军官围着一张床，受伤的人一看到我，就把手伸过来，用微弱的声音问道：“要紧吗？”尽管伤势很重，由于青春的活力，使他不愿想到死。军事生活的忙碌和吸引，也不能使马纳拉克制对家庭幸福的向往。他看到我不回答，又重复问：“我问你，我的伤是否要紧？告诉我？”然后，不等我回答，他讲了许多后悔的话。我尽了一个伤心人所能作到的一切来安慰他。他显然看出，我对他已不抱希望了。几位大夫走近他，他示意他们走开，说：“让我安静地死去吧！”
那时他的脉搏几乎摸不到了，四肢发冷，面容改色，血从他的伤口流出，他极度痛苦。他的同伴问我马纳拉的伤势如何？
我低声对丹多诺说：“他大约只能活一个小时”。
于是，这位年轻人弯着腰，在他朋友的枕旁说：
“把你的思想转向你的救主吧”。
“啊，我在想着他，而且想得很多”，马纳拉回答说。
尔后，他示意一位圣芳济会的修道士到他床前来。这个修道士过来了，听着垂死的人的忏悔。并给他念了赦罪文，尔后，我们可怜的朋友要求领圣粮。
丹多诺尽最大的努力跟他谈上帝来安慰他。但马纳拉把他的话打断，谈起他的儿子。
“为了上帝之爱和孩子们的祖国，把他们抚养成人吧。”
然后他又说：
“把我的遗体和你兄弟的遗体一块带回米兰。我亲爱的朋友，看到我死，这会使你悲伤的，哎呀！我也遗憾生命就要结束了。”
他接着叫过一个战士，此人过去是他的勤务兵，他有多次向此人发过脾气。
“你原谅我，好吧？”他微笑地对这个战士说。
他接着问丹多诺是否有莫罗西尼的消息。人们给了他一个含糊的回答，大意是，据信，莫洛西尼当了俘虏。
在马纳拉死前一会儿，他从手指上脱下一枚戒指戴在丹多诺的手指上，说：
“我将代你吻你的兄弟”。
他然后转向我，说道：
“贝尔坦尼，加快这个结局吧，我太难受了。”
这是他嘴里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他进入了死亡的痛苦挣扎之中，痉挛地抓住他周围的一切，叹了最后一声气，头靠回枕头，然后一动不动，四肢冰冷。
我把手放在他的心脏上，它还在跳动，但是跳得缓慢。逐渐他的心跳停止了。他的灵魂早已进入了天国。
我请站在我身旁的修道士为我准备一份砷溶液，以便注入遗体。但是没有砷，因此只好用升汞。他的遗体移入高高的圣坛右边的室内，靠近圣器室，并在那里庄重地安放着。他穿着军服，头枕在枕上。
他的年轻朋友埃莱乌泰里奥·帕利阿诺为他画像。他这个朋友在整个围困期间都英勇战斗着，今天是伦巴第最杰出的画家之一。
紧挨着马纳拉，躺在一块木板上的是加里波迪的黑人仆人阿古亚尔。我凝视着两位死者，两人都很英俊，各有其特色。这时我听到有人在我后面抽泣，这是乌戈·巴西正在哀哭。当我们待在这儿的整个期间，似乎法军的炮火专门一个劲儿集中往这儿打来。
第二天，马纳拉的遗体移到一座房子里，再从那里移到圣罗伦佐教堂。以后又运到“百人祭士教堂”，在那里，很快又有莫罗西尼的遗体与之会合。
就在马纳拉牺牲的那一天，他的妻子来了一封信。信内有这么几句话：
“不要想念我；不要想念你的孩子们；只去想着你的祖国吧。”
可怜的妇女！死神就是那给她带去回信的信使。
埃米利奥．莫罗西尼
当我们围在马纳拉临终的床前时，我们都想知道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们的情况如何，其中有埃米利奥·莫罗西尼。然而，那一天是不可能有关于他的确实消息的。7月1日早晨有位战士，此人碰巧同时和莫罗西尼在那个缺口，告诉丹多诺说，莫罗西尼受了重伤，被法军俘虏。丹多诺虽然由于负伤很痛苦，仍急忙赶到三人执政官处，然后又到军政部，请求允许他离开罗马。经过三小时的请求后，他才得到允许，出发到法军的驻营地，未带任何通行许可证。当他在法军岗哨被阻止时，他告诉盘问者他来的使命。一个法国军官同情他的极度痛苦，让他进入营地，他被带到一个医院急救站。有人告诉他说莫罗西尼已死了。
于是丹多诺要求把遗体交给他，以便运回家。但是一位大夫告诉他，两小时以前，尸体被送到离那里有一段路的公墓去了。于是他请求给予他掘墓的命令。就在等候回答的期间，一位少校副官进来，对一个意大利军官没有许可证进入到法军营地表示很大惊异。他命令立即逮捕让他进来的军官，并拒绝听任何话，便把丹多诺送回前哨防线。丹多诺只好回来把这一噩耗告诉他的朋友，但他还是写了信给法军参谋长请求允许他掘墓。2日早晨他得到了允许。
当马纳拉遗体的送殡哀礼举行过后，丹多诺走过来对我说：
“贝尔塔尼，几小时后，莫洛西尼的遗体就将抬到圣维耶托的百人祭士教堂，你可以在那里见到。”
我恰好在傍晚之前去教堂。毗邻教堂的一栋房屋，或者毋宁说是一座寺院，已被法军占领，因此教堂关着门。我向一位上尉请求允许我入内，他看见我极为悲哀，很和蔼地问我是否是一个战士，问我的国籍，问我是否死了亲戚或朋友。我告诉他我死了许多朋友，其中有马纳拉。他知道这个名字，于是问我马纳拉死时的详细情况。并告诉我他知道的一些事。他指给我看站在门附近一群人中的一个战士，并告诉我，这个战士当马纳拉拿着望远镜走近窗户时，碰巧在他附近，并对他说：“仔细地瞧着那个军官，他注定要死了，”这个法军战士边说边开枪，子弹命中了。他看见马纳拉倒下去。上尉继续谈下去，但我太悲痛了。我不能更多地说话，只是请求他让我进入教堂。
“你要在那里干什么？”他诘问道。
“我要找今天掘墓取出的另一位朋友的尸体，而且由你们的人给送到他悲痛的母亲那儿去。”
他派人去上校那里请示是否可以。只等许可的指示一到，便把我交给教堂守卫，并下令让我进去。教堂很黑，守卫打开一个从寺院进入教堂唱诗班的小门，然后交给我一盏灯，指向一个黑暗的角落，说：“瞧，就在那儿。”然而，他不愿伴我再往前走了。我悲惨而又肃穆地走向那个地方，我的每根神经都在颤栗。
寂静，阴暗，我的灯所发出的惨淡的灯光，我所要寻找的那位密友，我在此时此刻再度见到我所熟悉的这位生前风度潇洒的青年人所引起的悲痛—这一切使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猛烈地跳动。我小心地走着，因为我不知道地点，不清楚遗体的准确位置。我为了避免万一绊着遗体，把灯举得高高的。最后，我走近阶梯，看见一个长长的黑东西，我走近前去，仍把灯举得很高。我看见那是一个尸体。由于悲痛和一种我不能控制的恐怖，我差不多要发疯了，伏身在尸体上面。真是惨绝人寰啊！我用空着的手解开那绕在脖子、腰间和脚上的裸尸布的绳子，我扶起尸体的头。虽然头早已变形，我认得这就是我正要寻找的可怜的孩子的头。我把孩子的头放回去，它掉在地上发出一声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响声。我出了一头冷汗。我停下来，全身发抖。
哦，上帝，您是多么伟大啊！而死亡又是多么可怖啊！
我努力控制自己。我，一个医生，对死亡是司空见惯的。一定不能让这种情景所压倒。我把灯放在祭坛上的一个阶梯上，我悲伤地凝视着死者的脸，脸比盖着他的裸尸布还苍白。我找他的伤口，摸他的伤口。我愿意收集他心脏最后流出的血液，以便送给他的母亲，以便用那些血液为有朝一日为了祖国的解放而奋然拿起武器的意大利青年的额前画上十字。我然后剪了他一绺头发。可能他有一个他所爱的妇女。无论如何他总有一位母亲。最后我握了他的手，在他面前的最后那一刻，脱了帽，低声说“再见吧！”
我全身发颤地离开了教堂，死亡的景象如此难忘地印在我的脑际，直到今天，十一年以后，我写这件事时，我仍然看到那面孔苍白的遗体，看到那全被泥土和血液弄脏的裸尸布。
我离开的时候，去见了教堂守护人，然后去见那位军官，我握着那位军官的手，说不出一句话来。次日，莫罗西尼的尸体被放进一付铅制的棺材里，准时地开始了他返回故土安葬地的最后一次旅行，就如他的其他牺牲了生命的朋友也将送回故土一样。我们大家都想知道莫罗西尼死时的详细情况，但是所有到场的人，除了死者和照料垂死的人以外，必须离开。我是照料垂死的人的。
下面就是我得知的有关莫罗西尼之死的情况。我能给你讲这些详细情况，应该感激桑蒂先生，他是一个科西嘉岛人，受雇于法军医院，在‘月约日至30日的夜晚，他正是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生。我感激这位善良、可敬的医生同行所作的一些治疗。他告诉我说，在30日破晓，我们有一个军官被送到包扎站。他是如此年轻，如此英俊，开始时人们把他当作妇人。他头部、左手和胸部负轻伤，但是腹部重伤。桑蒂细心而轻轻地给他治疗。莫罗西尼那时还能说话，问了医生对伤势的看法。
“相信上帝和你的青春吧，”桑蒂回答说。
“好吧，我懂得，我是完了，”莫罗西尼说。
然后，他叹了口气说：“可怜的妈妈！”
他把他的笔记本放在那位医生手里，就转过头来，拒绝再说一句话。几分钟以后，法军三十二团一位老军曹进入包扎站，焦急地仔细地察看了床上的年轻军官，对医生说：
“肯定是他。”
“你说什么？”桑蒂先生问。
“我）不惜任何代价，去保全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我尽了一切力量，但是到头来，他却糟得很。”
然后，这个军曹告诉桑蒂，莫罗西尼身边只有四个战士跟着。他们被包围了。要他投降，他回答说：“决不！”
莫罗西尼继续用剑劈刺，并对他的战士喊道：“以意大利的名义，我禁止你们投降！”
这个老军曹把刺刀对着对手的胸部，指望这样吓唬吓唬他，但莫罗西尼用左手去夺刺刀，并对准军曹的脸用剑一击。但后者仍禁止他的战士开枪，因为他希望生擒这位年轻的军官，从而保全他的性命。当时在莫罗西尼后面的一个法军士兵看见他仍要搏斗，便用来福枪平射。铅弹透过内脏，造成重伤。莫罗西尼倒下了，但是一个膝盖着地，一只手支撑着。他处在这种姿势，仍设法用剑去刺击他的对手。而且不断对他的同伴喊道：
“让我们战死，但不要投降！”
军曹发了火，对着他的士兵喊道：
“你这恶棍，你做了什么好事？你没有看到他只不过是个孩子吗？”
莫罗西尼在送到野战医院几小时后牺牲了，用一条在百人祭士教堂我包他的那块布单子埋葬了。莫罗西尼皮带上有两把手枪，枪柄上刻有科斯西乌斯科的名字。此人是他家的一位朋友，这两支手枪是赠给他祖父做礼物的。我尽了一切努力去找这两支手枪和莫罗西尼的剑，但徒劳无益。似乎它们全落入了老军曹之手，即使出任何价钱，他也不会让这些刀枪脱手的。
1849年9月续日，恩里科·丹多诺、卢西阿诺·马纳拉、埃米利奥·莫罗西尼三人的棺材在热那亚的莫洛诺登岸。
戈福雷多·马梅利
加里波迪在他的回忆录和他起草的戈福雷多．马梅利简短的传记中告诉我们，这位年轻诗人于6月3日晚来见加里波迪，要求允许他对夺取科尔西尼别墅作一次新的努力，加里波迪同意了他这个要求。
马梅利左腿负伤。伤势本身不算什么，但由于他的血液不好，感染了坏疽病，到了6月18日，需要截肢。马梅利所在的拉特里尼塔·德·佩莱格里尼医院的房间的窗户很容易飞进敌人的枪弹与炮弹，但马梅利总是对这种死的危险（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根本无动于衷。只是由于他的伤口化脓，身体虚弱，有一二天他开始为流弹而苦恼，就象小孩为苍蝇所苦恼那样。
“在开阔的战场上阵亡，当然是没得说的。但是象一个瘫痪的老人那样被杀死在床上，啊，不行！”
6月28日，他神志昏迷了，这是一种令人难忘的神志昏迷。在神志不清当中，他低声唱着歌，几乎逐日地回忆他文人时期的的生活—呜呼，多么短暂的诗人生活！在唱歌的间歇，他预言着祖国的未来，为祖国祈祷。他牺牲时才二十一岁。我为他的尸体涂了香料防腐。他的遗体埋在罗马。
他曾谱写了一支加里波迪常常唱、而且经常哼的战歌，歌名是“意大利同胞”，这支歌在意大利甚为流行。
梅拉拉
梅拉拉上校于6月3日作战时负伤。7月叹日牺牲。这时法军早已进城。因为已不再允许罗马人手持武器反抗，他们聚集在教堂，围在牺牲的勇士的棺材旁。但当聚集的人在遗体前静默致哀的时候（这是意大利陷落的一种象征），一个警官，带着几个士兵进入教堂从死者的帽上摘去了意大利帽徽。死者这顶帽子是按照风俗放在死者的棺木上的。尔后，他熄灭了火，以此来结束这一庄严的仪式，并命令人们撤出教堂。
人们撤出了教堂。可怜的梅拉拉连死后的最后安慰也得不到，即得不到那些热爱他的人所流出的眼泪。
至于其他的人，反动的罗马人和反动的法国人也同样表达了他们的政治感情。首先是祭士和僧侣对于留在他们照顾下的可怜伤员尤其表现得可耻。他们对于一位腿上受伤的克雷蒙纳的季奥瓦尼先生，在他作忏悔之前，拒绝给他水喝。只有医生才了解这种折磨所引起的痛苦，才了解受枪伤的病人会有那种喝水的迫切要求。所有照顾爱国伤员的罗马医生都被吊销了行医执照。
请允许我在这里插入一段哲学分析，或者我应该说毋宁是伦理分析。被迫征集入伍的战士的死和自愿为祖国献身的战士的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志愿兵满腔热情，为负伤而感到骄傲，为他自己的牺牲而感到光荣。即使是极端的痛苦，他也能从颂扬和热爱祖国的感情中得到欣慰，从自己的誓言中，从他祈祷上帝保佑祖国的事业获得胜利的祷告中得到安慰。而另一种士兵则是说不出理想的哑吧或者除了会说要对打伤他的敌人报仇以外，就再不会说别的了。
一位从波洛尼亚来的小孩只有十岁，他是加里波迪军团的一员，手上受伤，在齐腕处截肢，他没有哭一声。尔后，虽然是苍白和衰弱，他仍坚持要参加打最后一仗。
关于我们的医务工作，我要再说一句话。为了拼凑我们的临时医院，人们在罗马街上游行，大声喊“为了爱国的伤员！”于是所有的窗户立即打开了，人们从窗户里扔出来裸尸布、床单、褥子和枕头。医院就是在全市市民的特别慈善下而创立的。
贝尔塔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