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法军开始了可怕的炮击。七个炮队不停的喷射炮火,旨在摧毁左边的第三碉堡的右面,以及第二碉堡的幕墙和左面。另外一些炮队把火力对准斯巴达别墅和萨沃雷利别墅,这些炮火每时每刻都有落在我们头上的威胁。结果是,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遗憾,我被迫于二十日把司令部迁到科尔西尼宫。虽然的确我想过我可能在科尔西尼宫里享受一点安静,然而它离城墙太远,我不可能留在那里。

我们每天都受到进攻,而梅迪奇,即我们称之为不知疲倦的那个人,把这些进攻都打退了,并坚持守住了瓦斯塞洛和那些小屋里的加固据点。我怎样表扬他也不过份,也不过多。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设法做到的。

6月20日,尽管马纳拉和我尽力使炮弹所造成的损害小一些,实际上己有三个缺口了。在另外一方面,我对这种进攻倒是很高兴的。我们的对手确是劲敌。不管拉莫里西埃勒将军可能说过什么,但我们早己向敌人显示意大利人是知道如何战斗的。我还希望向他们显示用大刀和匕首进行的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

21日夜晚,联邦团二营和即将换防的第一团两个连在左边碉堡值勤,守护缺口。为了较好地保卫左边第三碉堡,他们要延长值勤的时间到天明。狙击兵第一、第五连在瓦斯塞洛值勤,第六、第七连在圣潘克拉齐奥门外保卫左边的防御工事,从那个地方,我们的哨所在右边一直伸展到娱乐场城墙,伸展到离法军的平行堑壕只有很短距离的地方。这种值勤是非常危险的。只能在黑夜执行。天亮前不久,所有岗哨都得撤走,夜班警卫战士都得回到城里。卡尔万多罗少校负责这条防线的外线视察,罗西上校则是内线的巡逻官。

这位少校在部署了所有的前哨后,就给斯塔比奥和莫兰多利上尉作指示。这时,接近深夜十一时,在二号和三号碉堡地区听到一阵类似什么东西破裂的响声,接着这个响声,又有几发步枪响声。尔后,黑夜和寂静又笼罩了一切。

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是这样。法军突然出现在缺口前,他们并不是作为发起攻城的敌人,而是象来换岗的士兵。他们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采取的是什么办法?他们走的那条道?这些事情永远都不知道。有许多人怀疑有人通敌。当询问哨兵时,哨兵答道,法军似乎是从地里冒出来并命令他撤走的。就在同一天的晚上,七号碉堡和联结七号六号碉堡的幕墙,尽管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在经过一番血腥的战斗以后,还是落入了法军之手了。

我把司令部从萨沃雷利别墅迁到科尔西尼宫刚好一天。这桩灾难一发生,联邦团的少校副官德拉克就告诉了我。我必须坦率地说,我是大为吃惊的,我也认为我们被出卖了,马纳拉和霍斯泰泰尔跟随我到达了随时警惕、常备不懈的狙击兵团刚刚集合的地点,该地是通向圣潘克拉齐奥门的大街。我命令跟上的意大利军团跑步跟随我,在他们后面是萨基的两个步兵队。萨基立即派出一连人进行侦察,但到达第二碉堡时,由于法军人数过多,只好退到加利塞利大院。

但这一恐怖的消息早己传遍全城。三人执政官得悉了这一消息后,命令发出警报。每家听到警钟,似乎要全家出动,一分钟后,街上全是人。总司令罗塞利、军政部长、司令部所有的参谋人员以及马志尼都跑到亚尼库卢姆高地了。人民拿了武器,围在我们四周,要求让他们来支援,把法军赶离罗马城墙。罗塞利将军和军政部长同意这样作。我的意见相反。我担心这些群众的混乱将带进我们的部队。我有充足理由担心行动不协调,担心不习惯摆弄武器的人常在夜间发生的惊恐,实际上,即使习惯于战斗的人也会发生,就象我们所看到的10日夜里所发生的那种情况那样。我坚持要等到早晨,什么也别干,到了早晨,群众就能看清所要对付的敌人,即使那个敌人是叛徒。

天刚破晓,我的师团已经准备好,加上罗塞利将军又调拨给我指挥的几个团来增援。伦巴第学生连,即梅迪奇的部分军团组成前锋。梅迪奇军团本身接到命令来与我们会合。我们炮兵的大炮瞄准被占领的一些碉堡,从蒙托里奥的圣比伊特罗、八号碉堡以及圣阿莱西奥等地开炮。伦巴第学生担任猛攻的先头部队。尽管被法军火力大量杀伤,他们仍手握刺刀直冲敌人主力和前卫,从而迫使敌军退到巴尔贝里尼娱乐场。

这些年轻人立刻就暴露在娱乐场周围的开阔地带,但是我刚刚才获悉我们所要对付的是什么样的敌人部队。我看出6月3日战事的重演即将夺去我的一半战士。而我对他们就象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爱护。我不能希望把法军从他们的阵地上赶出去。我只不过是命令进行一场无用的屠杀。罗马的确是失去了,但它是在经过了奇迹般的、辉煌的保卫战以后丢失的。经过了一次如此的围困,罗马的陷落是整个欧洲民主的胜利。

我心中盘算我有义务去拯救四五千献身保卫祖国的战士的生命一这些战士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我一召唤,他们就会响应。因此我下令撤退,答应在晚上五时再作一次进攻,但是我已没有愿望去执行另一次进攻,正如不愿意执行刚才放弃的进攻一样。学生是令人钦佩的。我只要举一个例子:米兰的一位青年画家伊乌杜西奥,身负二十七处刀伤,被人抬走撤出战斗。贝特拉尼大夫救活了他,他现在非常健康。

至于我自己,一切都完了—至少是暂时如此,不是从法军成为突破口的主人那一会儿,而是从法国立宪议会内支持罗马共和国的政党被推翻的那个时刻起,我就完了。

假设牺牲一千名英勇的战士,就象6月3日那样,我把敌军从科尔西尼别墅和瓦伦蒂尼别墅赶出,把他们赶出这里的阵地,那法军一定会象6月3日那样,以主力军夺回失去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理由主张再那样干了。如果科尔西尼别墅留在我们手中,就能阻止法军修建攻城工事,但一旦他们可以在此自由修建工事,一旦防线被打开了缺口,那又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罗马不被占领呢?

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

在莱德鲁·罗林和他的朋友们逃往英国的消息传来以前,我能够使罗马城支撑一天都是有希望的一天,但是在他们走了以后,抵抗只不过是自陷绝境的意见,完全是无价值的。而且我们认为,罗马的人民在全世界面前已经做得够多了,不需要陷入绝境。几个强国联盟把罗马共和国围困在奥雷利安的古城之内—我说这件事指的是意大利半岛上的整个民主。除了冲出重围,象斯西皮奥曾做过的那样,把战争带到迦太基去,我们便无事可做了。

当时我们的迦太基就是那不勒斯。我希望总有一天,专制主义和我将在那里面对面地较量。

愿上帝加速那一天的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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