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晨，一个法国师团的前锋到达契维塔·韦基亚港。乌迪诺特将军的一名侍从武官登陆与罗马共和国的地方行政长官马努奇会谈。这位侍从武官解释说，法国干涉唯一的目的是保护罗马居民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并保证意大利一种明智的自由。他请求立即允许他们登陆，并说，如果遭到拒绝，法国司令就不得不极为遗憾地使用武力。而且他还警告契维塔．韦基亚城，如果该城向他们放一枪，就要罚款一百万法郎。
乌迪诺特将军在送出了这一讯息后，也不等待罗马政府的回答（马努奇希望得到罗马政府的指示），就解除了梅塔拉营的武装，占领了要塞，关闭了城里的印刷厂，并在城门设立岗哨，不让五百名伦巴第部队上岸。
这些伦巴第部队是马纳拉指挥的一营狙击兵，他们被赶出了家园，又不为皮埃蒙特所接纳，因此，到罗马来寻找葬身之处。这个营是由伦巴第的贵族组成的，是来和罗马共和国的保卫者一起团结战斗的。
丹多诺在他的“志愿军与狙击手”一书中承认，他们不是因同情罗马的事业而来的，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世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作他们的避难所。
这一营狙击手比乌迪诺特将军晚到两天，将军起先是不同意他们上岸的，最后同意了。
恩里科．丹多诺是威尼斯总督的后裔，总督也是这个名字，他象那位历史学家，杰出的君士坦丁堡征服者的儿子一样，取了个教名叫亨利。当时丹多诺两次上岸请求法国将军允许他们上岸，他不但遭到拒绝，而且得到十分肯定的要他们离开的命令。他向马纳拉报告交涉的结果，马纳拉也上岸去试一下，看他是否能比他的中尉更顺利些。结果还是一样。
“你是伦巴第人吗？”将军问。
“毫无疑问，”马纳拉回答说。
“那么，”将军反驳说，“你干么要干涉罗马的事？”
“你一个法国人，似乎干涉他们的事太多了。”马纳拉说。
然后，他回转身来，走回船上。
当船上的人听到法国将军反对他们登陆，愤怒达到了极点。这些人晕船很利害，而船上又挤，于是狙击手和志愿人员，不管会发生什么，都要游上岸去。
马纳拉看到他的战士决定要走极端了，便再次去拜见法国将军，经过一再的坚持，他最后得到允许，让全营在安齐奥港上岸。法国将军开始要求马纳拉让他的战士同罗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保持中立直到五月四日，他说到了那个日期，一切都将没事了。但马纳拉拒绝这些条件。
“将军，”他说，“我只是罗马共和国军中的一个少校，只服从我的部长和将军的命令，因为我是受他们指挥的，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
马努奇最后以军政部长的名义考虑最好同意乌迪诺特将军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伦巴第志愿军和狙击兵就可以于次日晨，即4月盯日于安齐奥港上岸。28日他们去阿尔巴诺，并在罗马平原临时宿营。
就在那天夜里从军政部长朱塞佩·阿韦扎纳那里来了一道急令，命令这一营狙击手立即开赴罗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军政部长不知道马努奇与法国将军达成的协定，也可能是因为对达成的协定决定不予理会。
二十九日晨，在广大群众的欢呼声中，这一营狙击手进入罗马。罗马议会在得到法国人到达了契维塔·韦基亚港的消息时，宣布长时间的开会。然后，展开了严肃的辩论。
“我们是打开城门来迎接法国人，还是以武力对武力？”
三人执政之一的亚米里尼和许多其他人的意见认为应该把法国人当作朋友来接待。但是，马志尼、切尔努斯基、斯泰尔比尼以及大多数人宣称他们应该作最有力的抵抗，并应该坚持到底。他们主张，在考虑别的事以前，必须保持荣誉。罗马议会毫不犹豫。于4月26日下午2时，在全罗马的欢呼声中，通过了下述法令。
“以上帝和人民的名义
“国民议会，根据三人执政所获得的报告，将共和国的荣誉交给执政小组，并授权三人执政以武力反击武力”。
抵抗的命令一经颁布，切尔努斯基，这位以前在米兰构筑过防御工事的人，便被任命为罗马城防工事的总监。罗马所有的制高点都安上了大炮，人们屏住气息地等待着某种大事的来临。
就在那时，一位命中注定是意大利的希望的人物出现了。突然间，罗马所有的通衢大道上回响着一种极其响亮的呼喊声：
“加里波迪！加里波迪！”
走在他前面的广大群众把他的帽子扔到空中，一边喊着，一边挥动他们的手绢：
“他来了！他来了！”
要去描写人民看见他的时候的那种热情，简直是不可能的。人民可能把他当作急忙赶来保卫罗马共和国的保护神。从那时起，人民信心倍增，因而勇气也随之倍增。似乎国民议会不仅仅颁布了保卫法令，而且也发布了胜利的喜讯。
从比阿季奥·米拉格利奥所著的《罗马革命史》中摘引数行就能对这种热情有个了解。
“这位神秘的胜利者头上笼罩着如此灿烂的光荣的光环，就在罗马共和国行将遭到侵犯的前夕进入罗马，虽然在国民议会的讨论中他是个陌生人，他对讨论什么也一无所知，可在罗马人的心目中，他却是唯一能执行抵抗法令的人。因此就在这个时刻，广大群众聚集在这个体现时代需要的人的周围，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他身上。”
因此，公众的需要恢复了加里波迪将军的头衔，这个头衔在前次战争中，还被他现在为之战斗的人们所争议着。
让我在这里给你们讲一些详细情况。加里波迪由于紧急需要，得去西西里岛，这些详情不是他亲自对我讲的，而是他的朋友韦基先生讲的。韦基先生是1刹8年战争的历史家，是罗马制宪国民议会的一位议员，也是4月30日‘6月3日、6月30日的战士。加里波迪在热那亚逗留的最后一个月是和他在一起过的。并且也是直接从他家里到码头去乘船的。我们现在就让韦基先生自己来说，更确切地讲，把他的原始记录公之于世，因为他说法语和说意大利语一样精采，不用翻译。
加里波迪在拉文纳得悉罗西之死和教皇的出逃。他在那里招募了一支强大的志愿军。他决定独自去罗马与临时政府达成谅解。斯泰尔比尼可以说是临时政府的打杂一类的公务员。可是有人告诉加里波迪，他在罗马，就如他军团的临时营房在使馆区中一样危险。他被要求到马切拉塔的营房驻屯，这是一个平静的城市，但以前曾在这个地方的人却毁谤加里波迪是土匪。他刚扎下营，就接到命令带他的战士到里埃蒂去。他的部队经由托伦蒂诺、福利尼奥以及斯波莱托出发，而自己却己去阿斯科利。因为他得悉教皇和反动保守警察用金钱利诱、威胁和革出教门的办法赅使亚平宁山的居民举行反对罗马临时政府的叛乱。
我那时是皮埃蒙特步兵路团的上尉，正在阿斯科利度假两个月，这个时候，我的家乡的公民们选举我为罗马制宪的国民议会的代表。
1月20日，加里波迪来看我。第二天他要穿山越岭到里埃蒂去，可是山上满是积雪和土匪，我们劝告他要谨慎，爱国人士反对他走这条路线。但这些只能激起他去完成这种事迹的欲望。群众伴我们走了一里格多的路程。他们悲痛哭泣。许多人拥抱了我，以为再不能见到我了。随同将军的有值日军官尼诺．比克西奥，将军在美洲的战友萨基上尉，还有将军的黑人勤务员阿古亚尔。
将军的其他随行人员是我，还有一只小狗。这只小狗在圣安东尼奥战役那天脚爪上受了伤之后，背离了一直豢养它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投到加里波迪的帐下。这只聪明的小动物总是跛着脚在加里波迪的坐骑下面行走，它叫圭里洛。
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宿在阿尔爪塔村长加埃塔诺．里纳尔迪的家里，他是主张扩充天主教反动势力的领袖。我们一路走过去，这种势力便在我们身后日益滋长泛滥。我们在一楼的房间里住下，直到晚上十点才上灯，人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而且窃窃私语。我把这些情况对将军说了，他用法语以惯常的镇静回答说：“他们在安排晚饭的菜单”。他不相信我把事情想得那样坏。我们半夜才离开餐桌，就象红衣主教一样受到款待。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们四磅调味用的松露在旅途中吃。早上四点我们上马，里纳尔迪先生的儿子用一面绸制的三色旗伴送我们到山顶。中午，布完哨以后，我们吃了一只小羊，这只羊是将军命令在柴火上烧烤的。晚上我们住宿在一家挤满武装农民的客栈里。或许他们已接到阿尔爪塔的口令。他们确实脸带凶相。我们邀请他们大伙和我们一起喝酒，但是，他们拒绝了。我们去睡觉，把刀放在床边，手指放在手枪的板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