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佩斯临终时，库伦被任命为圣菲的总督，他全力以赴地改进省内的行政工作。但同时，他对法国的封锁并不仇视，他一点也不隐瞒他的亲法倾向。他认为法国当局将支持他的进步的文明计划。后来罗萨斯煽动了一场反对库伦的革命，罗萨斯不仅公开表示支持这场革命，而且还集结了他的军队。库伦被推翻了，后来就在他的朋友伊巴拉总督统治的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避难。尽管罗萨斯极力破坏联邦派，但他还是把库伦描绘成为一个极权派野人，并且己开始与伊巴拉举行谈判，以便把库伦引渡给他。
这种谈判长期毫无成效。库伦以为自己已平安无事，相信他的朋友伊巴拉发誓决不把他交出去的保证。然而库伦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被伊巴拉的士兵抓起来押送到罗萨斯那里去。但是罗萨斯听说库伦己被抓住，就急忙命令把他在路上处死。他在给圣菲新总督的一封信中说：“库伦的罪行尽人皆知，而这就是充分的审判。”
库伦是一个平易近人和心地善良的人。他具有左右洛佩斯的影响，这种影响常常用来使洛佩斯不致失于苛严。正因为这种影响，1831年的那次战役期间，洛佩斯将军不顾罗萨斯的恳求，不准枪决任何一个俘虏一这次战役使许多极端派的最重要的首领落入他的手中。在其他方面，库伦外表上很文雅，但他的知识是很肤浅的，他的才能也很平庸。
就这样，罗萨斯—也许，在联邦派的领导层中他是唯一没有军功的人一诛除了该派的优胜者，从此以后，他成了阿根廷共和国的唯一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绝对主宰。
当罗萨斯生杀予夺的大权一旦在握，他便开始了向长期瞧不起他的上层社会进行报复的活动。在那些贵族和高雅人士中，他经常是穿着一件“卡克塔”，或者不打领带。他和他的妻子、女儿一起主持的舞会，邀请赶车工人、屠夫、甚至城里那些解放了的奴隶参加，却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界知名人士除外。有一次舞会，就是他亲自和一个女奴跳舞开始的，而当时领头跳的是曼纽利塔和另一个高卓人。
但是，罗萨斯不单是用这种方法惩罚了上层人士的傲慢，他还宣布了一个可怕的原则：
“谁不和我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
后来，每一个惹他不高兴的人都被称为“极端派蛮人”。无论是谁，只要被罗萨斯扣上这顶帽子后，就再不会有自由、财产、生命和荣誉。
以后为了贯彻实行罗萨斯的理论，在他本人的赞助下，成立了一个臭名昭著的“马斯．荷尔卡”协会。这一协会的名称的含意就是“更多的绞架。”协会由城市内所有的坏分子、破产者和警察特务组成。因为建立了这个协会，举凡警察总监、治安官和所有那些监督维护公共秩序的人都通过上峰命令被接纳进了组织。于是，当协会成员闯入民家掠夺财产或杀害房主时，那些生命和财产受到威协的人的呼救是毫无用处的。没有人挺身出来反抗对他本身施加的这种暴行。这样的逞凶肆虐无论白天和夜晚都有，而且无法逃避。
你们想知道若干事例吗？那样也好。应当注意，在我们的国家里，被指控，立即会开庭审讯。
大约在这个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些时髦的人留着络腮胡子，名为项链胡，但“马斯·荷尔卡协会”借口这种络腮胡子的形状正好是个U字，而U字的含意就是“极端派”的缩写，于是，便抓住这些不幸的人，用钝刀子把他们的胡子刮掉。刮的胡子便和一条条的肉同时刮下。他们这样干了之后，就把这些受害者交给被这新奇的场面吸引来的暴民去任意摆布。有时，这些暴民继续干着这种流血的恶作剧，直到这些遭罪者被折磨死去为止。
那时，劳动妇女盛行在头上戴一种称为“摩诺”的红带子。一天，马斯·荷尔卡协会的那些人到城市中那些主要的教堂的门口去。于是，每一个进出教堂大门没有带“摩诺”的妇女便被用滚烫的沥青涂到身上。倘若看到一个妇女被脱光衣服在街上被鞭笞，那实在不算稀奇的事。这是因为她带了围巾或穿了一种衣服和其它什么漂亮的装饰，而这些东西的上面又能让人看得出有绿的或蓝的颜色。这种情况即使对最有地位的男人也是如此。如果他们敢穿有这两种颜色的外套或结上这两种颜色的领带在公共场合露面，那就要招来最大的危险。
毫无疑问，这些暴行的受害者是事先选定好的，他们普遍属于社会上层阶级。他们被一种看不见的、但是一种确定的报复跟踪着。同时，公民们数以百计地被抓进监狱，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我们不是说与独裁者的观点相一致，而是说与独裁者迄至当时尚未明朗的那一套政策相左。谁也不知道他是犯什么罪而被抓的—这是不消问的，反正罗萨斯知道。正因为罪名不知道，审判也用不着。每天为了给下一天的囚犯腾出监牢中的号子，那些已拥挤到人满为患的监狱，便把一些关押不下的犯人一家伙全部交给行刑队去枪决了事。这类枪决都是在夜幕的遮盖下进行的。夜间一听到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刑的枪声，整个城市便会惊醒得跳起来，因为这是在大批大批地屠杀市民。
早上，在法国从来没有看到，即使是1793年最可怕的日子里也从未有过的事情，在这里都可能看见。警方的马车夫沉着地装走那些在街上惨遭暗杀者的尸体。做完这件事以后，他们又到监狱里把被枪决的犯人尸体收集拢来。然后，所有这些遭难者都乱七八糟地被送进一个大坟墓，还不允许任何死者亲属到场来辨认死者或为死者举行任何葬仪。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运走这些惨不忍睹的尸体的警方马车夫还恶毒地一边开玩笑，一边大叫大喊，招摇过市。这样使得家家关门闭户，老百姓都对他们畏而远之，四散逃走。他们还当众砍下死者的头颅，把它们放在篮子里，然后送到胆战心惊的过路人面前，学着水果商贩的叫卖声喊叫：
“极端派桃子！谁要买新鲜的极端派桃子！”
蓄意算计很快就添上了暴虐，查抄则很快地伴随着死亡而来。罗萨斯完全懂得：能够使他继续掌权的最好手段，就是在自己的周围搞一些紧紧与他自己那派相依为命的帮派。因此，他便把其他人的财产指给协会的一部份人说：“这是属于你们的。”从那时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旧地主便完全破产了，罗萨斯的朋友很快就因巧取豪夺成为暴发户。
任何暴君想像不到的事，就连尼罗或多米丹都想不出的事，罗萨斯都能干得出来：他杀死别人的父亲以后，禁止其儿子戴孝，并宣布和张贴了有关这种禁令的法律。这是一种对他非常必要的措施，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法律，那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除了看到居丧打扮的人之外，就几乎看不到别的什么了。
这种过份的专制的暴行打击了外国人，尤其是打击了一些法国人。罗萨斯认为他在打击外国人这方面爱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这样他使路易·菲力蒲国王的容忍超过了极限—顺便说一下，路易·菲力蒲是个很出名的能容忍的人—从而导致了法国的第一次封锁。
上层阶级的人们受到了这样恶劣的待遇，便开始逃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在寻求一个避难所的时候，把他们目光投向了东方共和国。那个毫无法治可言的城市中的大部分人，都跑到这个东方共和国来寻求安宁了。
罗萨斯的警察加倍警戒也没有用；法律规定对移居国外者处以死刑也没有用；死刑再加上一些残忍的酷刑（因为罗萨斯很快就看出仅仅处死是不够的），仍旧是徒劳。被罗萨斯激起的恐怖和仇恨要比罗萨斯发明的酷刑更有力量。出境者每小时甚至每分钟都在增加。一家人逃走，只需找到一艘能装得下全家的小船就行了。当弄到了船，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便一齐将就挤进去，把他们的房屋、财产和一切家当都扔掉不管。每天你都能看到一些挤满了人的船到达东方共和国—也就是蒙得维的亚。这些人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是一无所有。
这些逃出的难民对东方共和国的人民的殷勤接待寄予厚望，没有哪一个对这样做会后悔的。这个年轻国家的人民的好客，就象一个古老的国家那样慷慨大度。然而，那种好客，就象阿根廷人民所能期待于朋友或确切地说兄弟一样，他们经常联合起来去抗击英国人、西班牙人或巴西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巴西人是共同的大敌，是外侮。但是，这些敌人比诸他们中间出现的敌人的危害性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