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卧床十九天，只有卡尼里亚照料我。这时我们己经到了瓜林圭。在巴拉那河的支流伊比克河的河口，我们遇到一艘由一位马翁人，名叫唐·卢卡斯·塔陶罗指挥的船。这人非常好，他待我很和气，把他认为对我养病有用的一切都给了我，这一切我都领情接受了。因为在船上，除了咖啡我们简直什么都需要。我所吃的东西里都渗进了咖啡，我没有想过，它对我是否是一种有益的饮料或一种有效的药品。我开始发着吓人的高烧，同时进食困难，几乎是完全不能下咽。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弹丸是从颈椎和咽喉中间穿过颈项的。过了八天或十天以后，烧退了些；我开始咽东西，我的病情也稍有好转了。
在离开前，唐·卢卡斯为我和他的一个旅客（他原居住在美国，是一个比斯开人，名叫阿尔甘达），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我们带去瓜林圭，特别是介绍给恩特雷里奥斯省省长唐．帕斯夸莱．埃查格。这个省长正准备出门远行，但他非常友好地留下他的私人医师唐，拉蒙·德拉赛阿，医师是一个年青有为的阿根廷人，他让这个医师照料我。这个医师查看我的伤势，检查出了子弹的位置，就在颈部子弹进口的另一面，用手指摸到这颗子弹在移动。他切口取出子弹，好几个星期，也就是说直到恢复期，他给了我最体贴入微的治疗，我还要加上一句，给了我医师最烦不过的精心治疗。
我在瓜林圭呆了六个月，在这期间，我住在唐·哈辛托·安德雷阿斯的家里，他和全家对我都很尊敬和关心。但是，我是个囚犯，或等于是个囚犯，因为尽管省长唐．帕斯夸莱·埃查格是一番美意，瓜林圭那些善良的居民对我也很热心，可是，我还得等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独裁者的决定，然而这一决定迟迟没有做出。此刻的独裁者是罗萨斯，此人在以后谈到蒙得维的亚时，我们将要谈到他的一些情况。
我的枪伤痊愈以后，我开始骑马。但当局的命令，限制我只能在指定的范围内骑。我的船被没收，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每天发给我一克朗用费，在一个一切我都可以不花钱，并且我也没有花费的需求的国家里，这是非常可观的数目。不过，这一切都仍然补偿不了我所失去的自由。
也许这一开支对政府的金库是一个负担，因为有人曾向我提出关于逃跑的事。当时向我提这种建议的人（他们也是出于好意），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成了教唆分子。他们告诉我，政府对我的失踪是不会介意的。这已用不着采取什么紧急措施促使我去执行我早已在头脑里酝酿好的一个计划。在唐·帕斯夸莱·埃查格外出期间，瓜林圭的省长是某个名叫莱奥纳多。米兰的人。他到那时为止，对我无所谓好坏。的确，我可以说，直到我们现在谈到他这个人的时候，除了他极少对我表示眷顾，我对他确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这样，我就决定逃跑了。为此，我开始准备，以便一有机会就溜号。因此，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我步行去找一个和善的老人。他家离瓜林圭约有三英里远，我经常去访问。这时，我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他，恳求他替我找一位向导和几匹马。我希望利用这些援助，跑到一个英国人所经营的庄园里去，这座庄园就坐落在巴拉那河左岸。毫无疑问，在那儿，我将会找到船只并化装渡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蒙得维的亚。老人帮我找到了向导和马，我们为了不致被人发觉，就穿过乡间地带。我们大约得走五十四英里路，如果骑马飞奔，化半个夜晚就行。破晓时，伊比克河已经在望，我们离这条河大约只有半英里。向导要我就地在一处丛林等候，他要去探探路，我同意了。他一走，只剩下我一人，我便下了马，把缰绳系在一颗树的枝枒上，躺在树下，就这样等了两三个小时。那时，我发现向导还没有回来，便站起身来，以便自找出路。哪知我刚走到森林的边缘，忽然听到身后一声枪响，接着一颗子弹嗖地落入草丛。我转身一看，只见一小队骑兵手持军刀向我追来，而且这队骑兵己插在我和我那匹马的中间，跑是跑不了了，抵抗也是徒然，于是，我被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