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离开热那亚二十天以后，没有遇到意外就到了马赛—不，我说错了，我是碰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的，我在《人民主权报》上看到对我作出了死刑的宣判。
这是我第一次荣幸地看到我的名字登在报上。从那时以后，我再用自己的名字就危险了。因此，我改名叫“帕内”。由于一个名叫约瑟夫·巴黎里的朋友的好客，我在马赛没有工作，闲住了几个月。最后，我由加扎船长雇用为联合号船上的副手。
刚找到工作以后的一个星期天，大约五点钟，我和船长站在后窗旁。在圣安娜码头上我看见一个学生，显然是在度假日，在小船之间跳来跳去地玩。突然间，他的脚滑了一下，随着一声尖叫，掉进了水中。
我那时穿着一身对我来说是最讲究的衣服，但一看到出了这样一件事，一听到这个男孩惨遭灭顶的叫声，我一跑到出事地点。便立即纵身向海湾下面一跳。我两次潜入水中都没有找到这个溺水的孩子。但在第三次潜水时，算是走运，刚好抓住这个小学生的手臂并把他带到水面上来。这样一来，我没有费多大事就把他送到码头边。那时一大群人早已聚集起来，对我的胜利返回，一齐鼓掌和喝彩，表示欢迎。这男孩年约十四岁，名叫约瑟夫·兰帕德。孩子母亲那种欢乐的泪水和感激的祝贺便是这一次我并非自愿去洗了个海水浴的莫大报偿。由于我是用约瑟夫．帕内的化名救了他的性命，因此，很可能，即使现在他仍活着，他也无法知道救他的人的真实姓名。
我乘联合号第三次航海到了敖德萨。然后，在我回去的路上，我搭乘一只突尼斯总督的快速舰。我在古莱特港离开这艘快速舰，乘上一艘土耳其人的二桅船回国。在我回去时，我发现马赛非常象贝尔崇斯在17艺O年“黑死病”猖獗时所看见的那种景象。
霍乱再一次猛烈地爆发了。
除了医生和慈善团体的修女之外，人人都离开了城镇。每个人都到他的乡村别墅去了，城市看起来就象一个巨大的墓地。
医生征求“伯纳沃勒”—这是对在医院的志愿助手的称呼。我自愿报名参加，同时还有一个和我一道参加这一工作的，是从突尼斯回来的特利雅斯特人。我们在医院住宿，轮流值班。这个工作持续干了两个星期。
在这个时期末尾，由于霍乱的疫情稳步地减轻，我自己答应在二桅船那通纳号上当一名副手。这艘船来自南特，船长是伯雷加德，船是开往里约热内卢的。
我的许多朋友曾对我说过，我首先是一个诗人。如果说做个诗人的标准是写下了《伊利亚特》、《神曲》、拉马丁的《沉思集》或维克多·雨果的《东方》的话，那么，我就算不了一个诗人。但是，如果花许多时间，在深蓝色的海水中去寻找海底植物的奥秘的人是一个诗人；或者，如果对里约热内卢或那不勒斯或君士坦丁堡的海湾风景着了迷的人是一个诗人；或者如果在枪林弹雨之中，你仍能念及父母，仍能沉湎于童年或初恋的回忆之中，而全不在意你的美梦可能被突然间的头颅搬家或断手残足所粉碎，那么，我就是一个诗人。
我清楚地记得，在最近的战斗中，有一天，由于我有两夜没睡觉，并且几乎是两整天一直是鞍马困顿，我被搞得疲惫不堪。那时候，我凭借的兵力只是四十名狙击兵，加上四十名骑兵和一千名用各种方式武装起来的人，我把厄本和他的一万二千人的部队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那一天，我和图尔上校以及五、六个人正沿着奥尔法诺山另一侧的一条小路前进，这时，我突然停下，为了听夜莺的歌唱，竟忘记了疲劳和危险。这是一个可爱的月夜。夜莺的一长串鸣声是那样和谐、悦耳、清脆，我还觉得当我听着我儿时的这个小朋友的鸣声时，我身上仿佛洒上了点点祝福的和新生的甘露。那些靠近我的人以为我可能拿不定主意选择走哪条路，或者在听远处大炮的轰鸣，或者在倾听大路上敌军骑兵的马蹄声响。不，我正在听夜莺歌唱，我几乎有十年没有听过了。我简直听得入了迷，如痴如醉有好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不仅我的随从人员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说：“将军，敌人己到了跟前”，而且一直到敌人真的朝我们开了火，并且把月夜的魅力驱散为止（敌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宣告：“我来了”）。
现在，就让我告诉你关于我们到达新大陆的情况。当时，我们绕着花岗岩的山岩前驶，这些山岩非常巧妙地把港口隐蔽起来，人们谁也看不到，因此，印第安人用他们非常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称之为“尼哲罗赫”，意思是“隐秘的海湾”；当我走过通往港湾的一段水路（这港湾就象湖泊一样宁静），眼前但见海湾西岸耸立着一座城市。一块巨大的圆锥形的岩石（这岩石有个专名叫保德阿库卡），俯瞰着这座城市，这岩石不仅用作灯塔，而且也作为航海者的陆标。我四处眺望，自然景色是如此绚丽多姿，我觉得亚洲与非洲在这方面的确是远逊于此的。面对这难以置信的、尽收眼底的旖旎风光，我真的是不胜惊羡。
在进入里约热内卢港口以后，我很快交上了好运，遇到世界上最珍贵的一件事情—交上了一个朋友。我找到他并不困难，我们一见如故，不需要彼此多作了解。我们在路上相遇，彼此看了对方一眼，就胜过千言万语。在相视一笑和友好的握手之后，罗塞蒂就成了我生死不渝的朋友。
以后，我将有机会告诉你关于这位人才出众的佼佼者。我作为他的朋友、兄弟，以及这样长期与他朝夕相处的伙伴，我在将来死去时，或许我还不能有那样的幸事，即在这个禀性宽厚而又勇猛的好汉的尸骨所安葬的美洲这块无名的墓地上，树立起我的一个十字架。
罗塞蒂和我有好几个月是无所事事—我叫它“无所事事”是因为找到的工作，并不是我们两个生下来就要去干的工作。在这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们和萨姆贝卡利认识了。他是里奥格兰德共和国总统本托·贡萨莱斯的部长，那时，他们正和巴西交战。他们两人当时都是关在圣克鲁斯的战俘。圣克鲁斯是个要塞，位于港口入口处的右边，船只就在那里驶过。萨姆贝卡利—我顺便在这里提一下，他是一个著名驾驶员的儿子，他父亲在往叙利亚的航行中失事，从此音信杳然～—他介绍我去找总统，总统给了我许多逮捕特许证，以便在海上巡弋防范巴西。过了一些时候，本托．贡萨莱斯和萨姆贝卡利泅水逃走，并非常幸运地逃回里奥格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