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随父亲在沿岸航行了一些时候，但是后来，我乘坐二桅帆船埃纳号前往卡利亚里。埃纳号船长是朱泽培。杰尔维诺。
这次航行期间，我目睹了一起非常可怕的灾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从卡利亚里返航途中，离开诺利角时，我们与几艘别的海船结伴航行，这当中有一条可爱的西班牙三桅小帆船。两三天的晴朗天气过后，我们便感到有一阵阵的风刮起来了。水手们称之为利比亚风，因为这风首先通过利比亚沙漠，然后到达地中海。这阵风一掠过海面，顿时掀起波涛，并且风势倾刻变得非常猛烈，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刮到瓦多来了。前面我说过的那艘西班牙三桅帆船，开始航行时好得令人赞赏不己，而且我敢说，由于没有料到天气会变得象现时这个样子，我们人人都愿离开自己的船而呆在这艘三桅船上。但是，这艘可怜的小船命中注定不久就要在我们面前露出惨象。一个可怕的恶浪把它掀翻，顿时，我们看见它倾斜的舱面，除了几个不幸的人向我们伸手求救以外，已空无一物。真要命呵！他们又被一个更大的浪头吞没了。我们的处境不可能给这些不幸的人提供任何帮助。其他紧跟在我们后头的船也同样无力营救他们。就这样，九个意大利人在我们前面葬身鱼腹。我们的泪水夺眶而出，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如此，由于感到我们处境的危险，眼泪也哭干了。但是，似乎那恶神由于有人作祭物而暂息了雷霆之怒，其他船只竟安全地到达瓦多。
我由瓦多到热那亚，由热那亚再返回尼斯。
以后，我乘坐莱万特号进行了一系列航行。在这一系列航行中，我们曾三次被同一伙海盗俘获和洗劫。有两次这样的事发生于同一次航行中。第二次，海盗们狂怒不已，因为他们没什么可抢了。正是遭受到这些攻击，我开始对危险的事司空见惯，感到自己虽然不是纳尔逊，但也象他一样（感谢上帝）可以问一声“：恐惧是什么东西？”
有一次，我乘坐巴拉塞梅利亚船长的二桅帆船科尔泰西亚号航行，我病倒在君士坦丁堡。该船又要出海，而我的病又比预料的拖得更长，身边还很缺钱。但是，无论我的处境怎样糟糕，无论对我会有什么样的损失的威胁，我从来都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我总会交上好运，会碰上一些慈悲为怀的人来解脱我的厄运。
在这些好心肠的人当中，有一个我将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就是住在尼斯的心地善良的利吉·索维戈夫人—她是一个好人，曾使我深信，世界上最完美的妇女就是我母亲和她。不仅她是自己的丈夫的福气（她的丈夫是一个极好的人），而且是她使她那小家庭的家教着实令人敬佩。
现在，我为什么在这里写到她呢？坦白地说，我根本没想到要写。别忙，我确实知道，我之所以要写，是为了满足我内心的需要才写的。我刚刚写的，就是我的内心告诉我要那样写的。
那时，土耳其和俄国宣战，战争使我延长了在土耳其首都的停留时间。这期间，而且正是我还不知道向何处去觅求翌日的生计的时候，我到了孀居的提莫尼夫人家，做了一名家庭教师。这一工作是由迪戈先生（他是一位医师）推荐的。我乘此机会在这里感谢他的好意荐举。我在她那里待了几个月，其后，我重新开始我的航海生涯：我登上了卡沙博纳船长的二桅帆船格拉基亚夫人号，这是我作为船长所指挥的第一条船。
我不想去细说我的其他的许多次航行。我只想说：作为一个永远为爱国热忱所激励的人，对那些能使我揭开复兴意大利的奥秘的有关的人或事，甚至书籍，我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去结识与探索的。但直至二十四岁之前，这种探索并无效果，只是徒费心力而已。
终于，在一次去塔甘罗格的航行中，我在自己船上碰到了一个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他是第一个对我灌输意大利的形势在发展的思想的人。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已出现了一线曙光。
我十分郑重地说：当哥伦布在大西洋中迷了航，受到船员的威胁，他请求再航行三天，而在第三天行将结束，听到了发现“陆地！”的呼喊时感到无比的高兴。我认为，当我听到“祖国”这个词的时候，即当我在地平线上看到第一个灯塔的闪光—1830年法国革命的时候，我的喜悦心情胜过了他。原来，真有一些人正在为拯救意大利而献身！
我乘坐克罗连达号进行另一次航行时，在船上遇到了一群圣西门主义者，他们在埃米尔．巴留特的领导下，正启程前往君士坦丁堡。我对圣西门主义者几乎毫无所闻，只知道这是些受迫害的新宗教的布道者。我向他们的领导人作了自我介绍；并且，我作为一名意大利的爱国志士，我向他们吐露了自己的心事。
于是，在那些天朗气清的东行的夜里（查蒂普利恩说过，这夜色并不是黑暗，只是还没有到白天而已），在满天星斗与毫无吝意的海风送爽的航行途中，我们不仅争论着范围狭窄的民族问题，即意大利问题和意大利各个省的问题（到那时为止，我的爱国主义还仅局限于这些问题），而且，我们已进了一步，还讨论了人类的大问题。
首先，这些布道者向我证明，一个保卫自己的国家，或进攻其它国家的人，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他们说，一个人由于变成了世界主义者，把其它一些国家看作是自己的，并且把自己的宝剑和鲜血献给正在对暴政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那他就远不止是个无名小卒，而是一个英雄。
这种奇异的思想闪光，当时就使我的心胸得以豁然开朗。由于这种思想的帮助，我不再把一只船视为负有国际贸易使命的运输工具，而是视为带着圣经的经文和天使长的宝剑、长着双翅的信使。我与这位布道者分手时，巴不得把新事物都弄个一清二楚，同时我想问问自己懂不懂什么叫做献身于崇高使命的激情（这种激情我过去只简单地归结为一名远涉重洋的船长的激情而已）。我认为：透过朦胧的、遥远的、未来的迷雾，对这种激情我多少懂得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