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说一遍，加里波迪寄寓蒙得维的亚的时候，他和他的一家，生活都极度贫困。
“他从不穿比士兵好的鞋袜，他的朋友们常常不得不去寻找借口，把他的破旧衣服换上新的。
“我们那些善良的记者一直把加里波迪看成是一个雇佣军头目，一个亡命之徒，我请你们写信来蒙得维的亚问问吧！写到共和国政府官员那里，写到商人那里，写到老百姓那里去问问，这样你们将会获悉，在共和国里，再没有谁比加里波迪更能受到如此普遍的敬爱和尊重。你们身为共和主义者的记者所宣扬的什么雇佣军头目等等调子，早就该停下来了。”
这就是我在1850年那本小册子中写的，当时已下达命令要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去缩小加里波迪对群众的影响。
因此，毫不奇怪，去年一月间，我获悉他在都灵，就专程前往拜会。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是在哪里看见他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探访他的。
（二）
1860年，1月4日，我抵达都灵。我去拜访加里波迪。他那时下榻于特罗姆贝拉旅馆，我乘了一辆马车到他那里去。
加里波迪平素礼贤下士，大门总是向所有的来访者敞开，甚至前厅没有传令兵，也没有通报来客的侍从。因此，我不得不自己通报，走进房里。他正站着，身上披着一件大氅。和我相交有十二年之久的图尔上校，还有卡拉索上校，当时都在座。
走进屋内，我朝钟看了一眼。
“将军，”我问道“：几点钟啦？”“十一点。”加里波迪回答，他感到有点困惑，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会跑到他家里来问时间。
“今天是几月几号？”我继续问。
“一月四日，星期三。”加里波迪答道，他感到更加困惑了。“好啦，将军，你好好听着，今天是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时，我为你预卜前程，你在一年之内一定会是个总执政，现在让我拥抱你。”
“你是亚历山大·仲马。”他说着，同时伸开双臂拥抱我。
在我一生中，与这次拥抱所产生的深刻印象相似的，只有在我母亲临终之前，德．奥尔勒昂斯公爵把我紧紧搂在胸前的那一次。
加里波迪说：“现在，我接受你的吉言，不过一个人说话千万不能把调子唱得太高，特别是今天。”
“那么，今天出了什么事？”“今天我们打算组织国民军协会，我已被指定为该协会的主席。”
“你知道，主席就是向总执政跨进的第一步。”
加里波迪笑了，他的笑容优雅而又不无忧郁。
“噢！”他说：“协会还没有成立呢。”
话音刚落，门就被推开，走进一名皮埃蒙特的副官。
“维克托·伊曼纽尔陛下请加里波迪将军进宫”他说。
将军把脸转向我：“我刚刚说的什么？”他问。
“我不懂。”
“可是，我懂。”
然后，加里波迪没有换衣服，拿起帽子，他吩咐图尔接待即将来到的国民军协会的那些主要人物，然后他走了。
加里波迪走了，图尔和我拥抱，但是当我稍微用点劲时，图尔却轻轻地呻吟了一声。
我把手抽回，他的脸呈现一种痛苦的表情。
“噢，我的上帝，我的朋友，我们上次见面以后，你一切都好吗？”我问。
“老了十二岁，有一只手臂，不大听使唤。”
“怎么？有一只手臂不好使？”
“是的，我在特雷蓬蒂挂花五处，有一处伤便是打断了手臂。他们竟顺利地保全了这只手臂，这真是个奇迹。”
其实，后来卡里尼的手臂上的同一部位，也受过图尔这种伤。卡里尼是我的另一个朋友，我从米拉措曾给他多次写过信。
这样，今天正需要用手臂的图尔，只能让它毫无作用地吊在身旁。
于是，我逗他谈话，他向我讲述了加里波迪那些勇敢、沉着的奇迹。由于这些奇迹，加里波迪在瓦雷泽、科莫、塞里亚特和特雷蓬蒂一带成了胜利的英雄。
这一切都渗透着一种使人敬慕的诗意。因为加里波迪首先是一名诗人，正是这一点，使他变得这样伟大。
一天夜晚，他们穿过奥法诺山的狭窄的小道撤退，兵力只有六百人，却被厄本将军率领的一万人追击，加里波迪和图尔负责殿后，突然加里波迪停下脚步，凝神细听，图尔以为他在注意敌人马队的蹄声。
“噢，天哪！”图尔说：“随便哪一个都可听见敌人的马蹄声，敌人很快就要抓住我们了。”
将军用手示意要大家不要说话，并继续站在那里不动。这时，一边是正在退却的军队，另一边是正在追赶的敌军。
奥地利的前锋发现他们，随即有三、四发子弹从加里波迪和他的副官耳旁呼啸而过。
加里波迪叹了一口气说：“这些畜牲把它吓跑了！”
“你说谁？怎么回事？”图尔问。
“夜莺，它正在歌唱。我的朋友，我已有十年没有听到夜莺的啼声了。”
于是加里波迪闷闷不乐，由他的副官陪同与大队会合。
加里波迪现在从王宫回来，他的神色不变，特别使人惊异的是他永远镇定沉着，泰然自若。这样深沉的沉着老练必定是将痛苦长期压抑并予以忍受而磨练出来的结果。
每一次，当我们私人交谈以后，我向加里波迪告辞时，内心总是深感忧虑。
加里波迪那次回来时就和离开时一样镇静。我忘了说，恰好在他离开的时候，有十二名国民军的成员来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我的老朋友布罗菲里奥。
“这不是，”加里波迪说“：我所预见到的事情发生啦。”房间里所有嘈杂的声音一下都静了下来，人们一起问道：
“发生什么事啦？”“伦敦，法国和奥地利的大使们都对我们国民军的计划感到不安。他们都去见国王以阻止我们实现计划。”
“那么一切都完了吗？”布罗菲里奥问。
“不，”加里波迪答道，“只不过使所有事情推迟罢了。”
于是，他拿起一支笔说：“布罗菲里奥，我现在所写的东西，明天你必须让它在你们的《军旗报》和都灵的其它报纸上刊登。
于是，他以无需腹稿，下笔时又无不得心应手的那种敏捷的才思，飞快草就下面这篇宣言：
“致意大利人民书
“应我们的一些朋友之命，要我在意大利自由党各派系中间作一次尝试，以平息纷争，为此，我被邀请担任一个名为国民军协会的主席。我认为我可能于事有所裨益，同时这种伟大的设想深深感动了我，所以我接受了这一邀请。
“但是，因为意大利民族武装起来这一事实，使一切卖国的、腐朽的、专制暴虐的势力感到惊恐（这在国内，以及因此也在国外，程度上都是一样的），所以现代耶稣会的党羽已经是惶惶然不可终日，他们在大声叫喊：‘将这些人革出教门！’
“加兰图奥莫国王的政府被那些无故自扰的庸人弄得左右为难，同时，为了与这种事情不可能有妥协的缘故，我决定辞去刚刚光荣授予我的职位。
“这样，在取得全体协会会员一致同意的时候，我宣布国民军协会予以解散。同时，我因此邀请一切爱国志士与我一道筹款购置一百万杆枪。
“如果意大利拥有百万杆枪，外国人尚赖在意大利不走，而意大利又不能武装起百万部队，那么，人们真的不得不对人类感到绝望。
“意大利武装起来之日，就是它获得自由之时。”
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加里波迪写完这一宣言。我对这一宣言有我自己的打算。他刚刚完稿并交给布罗菲里奥时，我一把就将稿子抢到手。
“稍微等一下，”我说，“原件给我，我将给你一份抄件供贵报刊载。”于是，我把稿子抄了一遍。
“稍微等一下。”布罗菲里奥接着说，“我想把你所写的抄件再抄一份。”
报纸拿去了布罗菲里奥的再抄件，布罗菲里奥留存了我的抄件，而我则留存了加里波迪的手迹。
他们走了，我一个人留下与加里波迪在一起。
“现在您打算干些什么呢？”我问。
“我有一种信念，”他说，“那就是我负有使命去解救意大利。我准备朝着我的目标前进。”
“而您准备何时踏上您的征途？”
“谁晓得呢？”
“可是？……”
“尽可能快些。”
“但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将会阻止您，就象他现在阻止您一样。”
“我已不再是他的部属了，而一旦走出皮埃蒙特，就没有人能阻止我发动由我自己负责的战争。”
“当您发动那场战争时，会告诉我吗？”
“可以的，假如您对它有兴趣的话。”
“我当然认为那将使我感到兴趣。”
“那么，我将给您送去一些信息，告诉你我刚开始举起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