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天真地相信，这部小说可以免去序言了。我生性直言不讳，即使对我写的东西里最微小的细节也从不放过。我希望自己无需事先作出什么解释就能被正确理解和评价，看来似乎是错了。
评论界以粗暴和气愤的声调来对待这本书。某些正人君子在同样一本正经的报纸上装腔作势，表示厌恶，仿佛要用火钳把它扔进火里去。有些文艺小报，只会每天晚上传播别人的私隐和风流艳事，居然也捂住鼻子，大喊龌龊和闻到腐臭味了。对这种态度我丝毫也不抱怨，相反，我为我的同行的神经竟像少女般那么过敏而高兴。显然，我的作品该由我的批评家评议，他们可以觉得它恶心，于我是无可奈何的。我所遗憾的，是那些读着《红杏出墙》脸红的、腼腆的记者之中似乎没有一个人理解这部小说。倘若他们真的理解了，也许他们的脸会红得更厉害，但是，如果我能亲眼看见他们反感得在情在理的话，至少，我的内心还能得到满足。一些正直的作家也在大叫大嚷，侈谈道德沦丧；但当我确信，他们本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大喊大叫时，世上就没有比听见他们的喧嚣声更令人气愤的了。
所以，我必须亲自把我的作品奉献给我的批评家。在此我只是说：这仅仅是为了避免往后招来任何误解。
在《红杏出墙》里，我想探讨人的内在素质，而不是外部性格特征。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含义。我选择的人物，他们都是完完全全受自己的神经和血型支配的，他们没有自由意志，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由自己躯体的生理本能带动，泰蕾斯和洛朗是衣冠禽兽，如此而已。我想方设法步步深入，探求这两个野蛮人情欲的潜在作用、本能的冲动以及每一次神经发作之后出现的精神错乱和失常。我书中的这两位主人公的爱情只是出于生理的需要；他们所犯下的谋杀罪行是通奸的结果，他们选择这样一个后果，就如狼杀戮绵羊那样心安理得；最后，我不得不说，他们的所谓的悔疚，实际上只是一次器官紊乱的结果，一次濒于崩溃的神经系统的反叛。他们一点灵魂也没有，对此，我感到非常满意，现在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希望，人们从一开始就明白，我有一个科学探索的目标。当我的两个主人公——泰蕾斯和洛朗被虚构出来后，我就乐于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并加以解答。比如，我试着对这两个气质不同的人物之间的离奇的结合作出解释，我试图指出一个多血质的男子在与一个神经质女子打交道时所产生的深深的困惑。只要细心读这部小说，就可发现每一章都对心理上的奇异现象作了研究。总之，我只有一个愿望：假设存在着一个坚强的男人和一个贪欲的女人，在他们身上寻找其兽性，甚至只看其兽性的一面，把他们投入到一个暴烈的悲剧之中，并且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他们的感觉和行为。我只是在两个活人身上做了外科医生在尸体上进行的解剖工作而已。
当我做完了这项工作，全身还沉浸在追求真实所带来的巨大的享受之中时，众人却纷纷指责我写此书的唯一目的是描绘一幅幅淫秽的画面，这的确令人很难受。有些画家毫无欲念地临摹裸体，一旦某位批评家声称这些作品中活生生的肉体玷污了自己的心灵时，这些画家无疑会惊置不已。而我的情形就与这些画家相仿。只要我在写《红杏出墙》，我就忘记了周围一切，整个身心都在描摹生活中种种准确而微小的细节，全神贯注地去分析人的机械本能。这时，我向你们担保，对我而言，泰蕾斯和洛朗残忍的爱情没有什么伤风败俗的，没有什么能诱发我产生邪恶的情欲。假设一个画家面前横卧着一个裸女，他只是想着如何把这个女人的形体和色彩真实地移植到画布上，这时，在画家的眼中，这个女人的个人品性消失了。我与他一样，我的主人公的人情味也不复存在了。因此，当我听说有人把我的作品看成是污泥、秽血、垃圾和罪恶的渊薮时，我真是惊诧莫名了。我谙熟批评界的漂亮花招，我本人就玩过；然而，我得承认，从四面八方来的攻击却多少有点儿使我不知所措了。即使不说捍卫它的话，也居然没有一个同行能解释我的书！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红杏出墙》的作者是一个可鄙的歇斯底里狂，他以描绘色情为乐趣。”在这部大合唱中，我期待着有一个人说：“不！这位作家只是一个心理分析家，他在分析人的腐败时忘掉了自我，之所以会忘记，只是像医生在解剖台上忘却自我存在一样。”但我却失望了。
请注意，我毫不为这部作品乞求舆论界的同情，照他们的说法，这部作品与他们精细的感官相悖。我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奢望。我惊讶的，仅仅是我的同行们把我说成是一个文学败类，他们见多识广，本该看上十页便明白一个小说家的意图何在，现在，我只是谦卑地哀求他们在将来能看清我的本来面目，并按照真相与我讨论我的作品。
理解《红杏出墙》要立足于观察分析的立场上，并且，向我指出我真正的错误所在本是一件易事，无需捡起一把泥土，并以道德的名义把它扔在我脸上。这仅仅需要在评论上有一点智慧和一些总体的思考。在有关科学的问题上，斥之以不道德，是毫无意义的。我不知道我的作品是否不道德，但我承认，我可从未关心过把它写得干净些或肮脏些。我从未想过把卫道士们在本书里发现的肮脏的东西写进去；就是我每写一个场面，甚至是最狂热的场面时，也只是带着科学分析的好奇心理去写的；我不认为我的批评者会在本书里找到一页真正的不堪入目的内容。我没有为那些印数动辄上万的粉红色小册子和描绘一些艳闻秘事的书籍准备什么，那些对《红杏出墙》所反映的真实感到恶心的报纸却热衷于推荐这一类书。
一些辱骂，许多糊涂文章，这就是我到目前为止读到的关于我的作品的全部评论。在这里，我说出这句话仍是心平气和的，就如同一个朋友某一天私下问我，对批评界对我所持的态度有什么想法时，我也曾这样对他说。我曾向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抱怨同情我的人太少了，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您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以致将使所有的门户都对您关闭，那就是您不能与一个傻瓜交谈几分钟，而不促使对方明白他确是一个傻瓜。”此话大概有其道理；我指责批评界不聪明时，我感到自己犯了错误，可我不能克制住自己，不对他们的短浅的目光、盲目的断语和混乱的思维表示蔑视。当然，我指的是一般的评论家，他们以所有愚蠢的文学偏见评论作品，不能站在人性的高度上评论，而这正是理解一部有关人性的作品所应该持有的观点。我从没见过如此拙劣的表现。小小的批评界借《红杏出墙》面世的机会对我挥舞的几拳，如同以往一样落了空。他们打错了方向，他们为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伶的艳舞喝彩，然后却冲着一次心理研究大嚷不道德。他们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想懂。只要他们为自己的愚蠢而惊恐时便会要打人，他们总是会只管往前打去的。无缘无故地受攻击是令人沮丧的。现在，乱拳像瓦块似地纷纷朝我头上落下，我还不知其原因。我想，我若真的写了一些肮脏的东西，受到这样的惩罚是罪有应得，我将会愉快地接受。
现在，似乎只有两三个人读懂、理解我的这本书。我心甘情愿聆听他们的教诲，我相信，他们在未洞悉我的意图、正确估价我努力的结果之前是不会信口开河的。他们不会大发文学上的道德和贞操的空洞的滥调；在这艺术上自由的时代，他们会承认我有自由选择题材的权利，他们只是要求我写出有良知的作品，并且知道，愚昧只能对文学的尊严有害。可以肯定地说，我在《红杏出墙》中所孜孜以求的科学分析不会使他们措手不及；他们从中可以发现现代的方法和通常的探查的手段，本世纪正醉心于此以便洞察未来。不论他们的结论如何，他们会接受我的出发点：我在研究人的肉体和气质在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极大变化。如此，我便遇见了真正的评论家，遇见了一些诚心诚意地寻求真理的评论者，他们既不幼稚，也没有假廉假耻，看见赤裸裸、活生生的解剖作品也不会表现出恶心的样子。真诚的研究像火一样净化一切。眼下，我正饶有兴味地想象法庭是什么样子，当然，在法庭面前，我的作品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将为它呼吁全部严肃的批评，我倒真希望这部作品从法庭上下来时被涂满了黑杠子。真能这样的话，我至少可以深深地庆幸，自己所受到的评论是自己所做的尝试，而不是自己未曾做过的。
现在，我仿佛听见了伟大的判决了，这是革新了科学、历史和文学的自然主义批评：“《红杏出墙》对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作出了研究；诚然，现代生活的戏剧没有如此恐惧和疯狂，而是更轻松些。这样的现象是本书的次要方面。作者想把自己观察到的细节点滴不漏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全书显得更加紧张和惊心动魄；另一方面，这部作品没有具备心理分析小说所要求的明快的风格。总之，作家如要现在写出一部好作品，他就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社会，描绘它的各种变化着的侧面，尤其要运用一种清晰而自然的语言。”
我本想用三言两语回报那些由于天真和不真诚而引起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攻击，但我现在觉得，我该先与自己交谈。当我长时间握笔沉思时，我不再写下去了，因为我知道读者不喜欢我这样做。倘若我有决心和闲暇写一篇宣言的话，也许我会捍卫一位记者在提到《红杏出墙》时所宣称的“腐朽的文学”。然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有幸成为自然主义作家群中的一员，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干劲写出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本身就具有说服力。某些评论过于偏颇，才会逼使小说家去写序文。由于我喜欢明了透彻，不慎写了一篇序言。既已写出，我现在请求那些聪明的人原谅我，因为他们本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无需别人在大白天给他们点燃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