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一天，她竟会让人注意到这个叫嚷得很凶的大个子贝鲁，倒并没有愚蠢得去挨子弹。他巧妙地在后勤部门谋得了一个好位置，不过当他穿着军装，佩戴着羽毛饰和饰带来的时候，依旧高谈阔论，赞扬达摩尔的观点，即有一天要到凡尔赛去抓住所有的阁员、议员和工场主，把他们都枪毙。
“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却要推着别人去呢？”菲利茜问道。
可是达摩尔的回答是：
“住嘴，我尽我的责任。不尽责任的人算他们倒霉！”
四月末的一天上午，有人用一副担架抬着欧仁到了昂维埃日街。他在摩里诺时胸口当中吃了一颗子弹。在往上抬的时候，他在楼梯上就断气了。达摩尔傍晚回来，发现菲利茜默默地呆在儿子的尸体旁边。这个可怕的打击使他倒在地上，她任凭他坐在墙边哭泣，一言不发，因为她没什么可说，若是要说一句话，她就会喊出来：“这是你的错！”她关上了小房间的门，轻手轻脚，怕吓着了路易丝。她还去看了看父亲的哭声是否吵醒了孩子。当他站起身来，他久久地注视着镜子对面的一张欧仁的照片，年轻人穿着国民自卫队的军服。他拿了一枝笔，在照片下面写了“我要为你报仇”，并写了日期，签上名字。这使他感到了一点安慰。第二天，一口蒙着大幅红旗的棺木把尸体运到拉歇兹神甫公墓，后面跟着无数的人，父亲光着头走着，看着使黑木棺材显得更黑的血红的旗帜，他心里充满了凶狠的想法。在昂维埃日街，菲利茜守在路易丝身边。一到傍晚，达摩尔便回到前哨杀宪兵去了。
终于到了五月。凡尔赛军队进入了巴黎。他两天没回家了，和他的营一起撤退，在熊熊大火之中守卫着街垒。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只是在硝烟中开火，因为这是他的责任。第三天早晨，他又出现在昂维埃日街，衣服成了碎片，象醉汉一样摇摇晃晃、两眼发呆。菲利茜替他脱了衣服，用一条湿毛巾给他洗手，这时一个邻居说公社社员们还守在拉歇兹神甫公墓，凡尔赛军队没法把他们赶出来。
“我到那里去，”他只说了一句。
他重新穿上衣服，拿起他的枪。但是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不在高地上，不在欧仁长眠的光秃秃的地方。他模模糊糊地希望自己就在儿子的墓穴上被打死。但他甚至走不到那儿了，几发炮弹炸毁了巨大的坟墓。在榆树当中，一些国民自卫队员还躲在阳光下发白的大理石后面，向穿着红色军裤爬上来的士兵们开枪。达摩尔一到刚好被抓住。他的伙伴有37人被枪毙了，他能逃脱这次不经审判的处决真是奇迹。由于他的妻子刚刚为他洗了手，他又没有开枪，人家也许就饶了他。另外他也累得浑身发僵，被这么多的恐怖弄得昏头昏脑，以至再也记不起后来日子里的情况了。这些日子对于他一直是模糊的恶梦：在阴暗的地方呆了不知多少时间，在太阳下没命地走路，在喊叫和鞭打声中穿过目瞪口呆的人群。当他摆脱这种稀里糊涂的状态时，他已经在凡尔赛成了犯人。
菲利茜来看他，总是脸色苍白而又平静。当她告诉他路易丝健康好转的时候，他们相对无言，不知说些什么好。她走时为了使他鼓起勇气，又对他说他的案子正在办，他会出狱。他问道：
“那贝鲁呢？”
“哼！”她回答说，“贝鲁太平无事……他在军队进来三天之前就溜了，人家也不会去打扰他。”
一个月之后，达摩尔要到新喀里多尼亚去，他只是被判处流放。他没有任何军衔，若不是他坦然承认从第一天起就开枪的话，军事法庭本来也许会释放他的。在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对菲利茜说：
“我会回来的，带着小女儿等我。”
当他头脑迟钝、心情沉重地面对海边空旷的地平线时，在模糊的记忆里达摩尔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句话。他常常吃惊地发现夜已降临。远方有一个久久地发光的斑点。象是一艘船的航迹划破了越来越浓的夜色。他感到自己应该站起来到波浪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