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埃米尔·左拉（1840—1902）的名字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他的业绩几乎尽人皆知：在震动全欧的德雷福斯事件中，他为维护正义进行了最英勇的斗争。曾以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1898）闻名于世；在文艺理论方面，他是自然主义流派的领袖和理论家，发表过大量的文艺评论；就文学创作而言，他不仅完成了堪与《人间喜剧》媲美的、包括20部长篇小说的系列巨著《卢贡·玛卡尔家族》，而且在戏剧、诗歌、报道和中短篇小说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然而著名并不等于普及。多少人熟悉荷马的名字，但其中又有多少人真正读过荷马的史诗？许多人读过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却没有人能读完他的多得不易精确统计的通俗小说。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始终拥有无数的读者，可是他的包括90多部作品的《人间喜剧》，恐怕只有专门的研究者才得以窥其全貌。同样，左拉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人们对他的另外两套系列长篇小说《三名城》和《四福音书》几乎还一无所知。
与其他著名作家相比，左拉作品的命运似乎更为坎坷。在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法国国民教育部竟然不把左拉的作品列入图书目录，当时的官方图书馆和学校都拒绝收藏他的作品。左拉之所以常常受到资产阶级读者和批评界的抵制和蔑视，主要原因是他倡导了自然主义的创作理论。实际上，自然主义是在19世纪下半叶生理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新的探索，它有力求表现真实、注重描绘细节等优点，也有模糊创作与自然科学的界限、有时流于庸俗的缺陷，总之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左拉并非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中糅合着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风格。鉴于作家的理论往往会被批评界加以夸张，而其实与作家的作品本身并不完全相符，纪德才尖锐地指出：“巴尔扎克一直在寻求一种关于激情的理论，但是始终未能找到，这是他的幸运。”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致哈克纳斯的信中的著名论断：“巴尔扎克，我认为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我以为在理解这一论断时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这封信的副标题是“论现实主义”，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及其现实主义作品的高度赞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如我们说太阳比月亮要光辉得多时，无疑是想赞美太阳而不是贬低月亮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恩格斯这一论断作为贬低左拉的依据。其次，恩格斯这封信写于1888年，当时巴尔扎克已去世28年，而左拉才48岁，他的许多作品尚未问世，德雷福斯事件尚未发生，他的比“保皇党”的巴尔扎克显然远为进步的空想社会主义倾向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段话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理解为恩格斯对左拉及其作品的定评。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曾说他不吝惜时间读了拉萨尔的剧本《西金根》，而读“萨克雷的小说，虽然有着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却一次也没有能够引起我的兴趣到这种地步。”难道我们可以对革命导师的话望文生义，真的以为恩格斯把这个在文学史上连名字都没有的拉萨尔的一个剧本，看得比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萨克雷的作品更为杰出吗？
半个世纪之后，左拉的作品在法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仅五、六十年代的袖珍版本就达919万余册，其中《萌芽》一书即发行了113万余册。我国在80年代也出版或再版了一些左拉的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由于我们在80年代以来对国外作品的大量译介中存在着重当代，轻古典的倾向，也由于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不再象从前那样悠闲地欣赏长篇小说，所以左拉作品的评介在我国并不算多，至于他的《全集》的出版，恐怕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了。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使读者了解和认识左拉的最佳途径是出版左拉的短篇小说集。左拉的短篇小说创作起自1859年的《钟情的仙女》，止于1899年的《昂热莉娜》，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创作生涯，是与长篇小说交替进行的。这些短篇小说不仅体现了他从前期到后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各种创作风格，而且和他的系列长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说是左拉全部作品的缩影。他的短篇小说不象契诃夫那样重在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丑恶现象的讽刺，不象欧·亨利那样以精巧的构思和出人意料的结尾取胜，而大多是近于童话的浪漫故事，或者是观察细致的人物速写。象《擦鞋的女子》和《蓝眼睛的老太太》等小说中的主人公甚至没有姓名，但却是社会上容易被人忽视的一类人的典型。他把描绘社会的广阔画面的任务留给自己的长篇小说去完成，而把短篇小说作为一朵朵浪花，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生活这条河流的全貌，剖析不同阶层和人物的心理，从中反映出他对社会自由和平等的渴望，以及对爱情和幸福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