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公在馆中，遇西边用兵，天下多事，诣阙上书，为三策，以料贼情，及指陈天下利害甚众。既而有诏，百官许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陈当时之患。仁宗增谏官为四员，先公与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尚书素同时迁用。是时陕西用兵已久，京东、西盗贼群起，内外多事。仁宗既进退大臣，遂欲改更阙失，方急于求治。公遇事感激，知无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献公、今司徒韩魏公、富郑公四人同时登用，公屡请召封访问，责以所为。既而仁宗降手诏，出六条以责诸公，各亦有所陈述。公言诸公所陈，宜力主张，勿为群言所夺。而王文安公为三司使，有为无名诗中之者。公请严禁止之，以绝小人流言，摇动朝政之渐，敕出官爵购捕其人。时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语言动摇，及敕榜出，自此遂绝。是后，上遂下诏劝农桑，兴学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贬，先公与余襄公等坐党人被逐，朋党之说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时名士皆被目为党人。公在谏院，为《朋党论》以献，群言遂息，大救当时之弊。时天下久安，上下失于因循，一旦陕西用兵，而群贼王伦、张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请遣使者按察州县，朝廷命诸路转运使皆兼按察。公言转运使苟非其人，则按察遂为空名，复条陈按察六事。于是两府聚议，尽破常例，不次用人。〈后来别因一札子中备言此事。〉其后州县多所升降，内外百职振举。及杜待制杞为京西转运使，与御史蔡禀同治贼事，公言杞可独任，无用禀。杞果遂平诸盗，京西无事。
时张温成方有宠，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绫罗八千匹。先公上言，乞裁损其恩宠，及其亲戚恩泽太频可以减罢，极陈女宠骄恣以至祸败之戒。
皇叔燕王薨，议者以国用不足，请待丰年而葬。先公乞减费而葬，以为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侈葬，徒成王之恶名，使四夷闻天子皇叔薨，无钱出葬，遂轻中国。有旨，减节浮费而葬。
澧州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骚然，未见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则太平，失道则危乱。今见其失，未见其得，愿陛下忧勤万务，渐期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于外。”
庆历三年，御试进士，以《应天以实不以文》为赋题。公为拟试赋一道以进，指陈当世阙失言，言甚切至。
淮南转运使吕绍宁，到任便进羡余钱十万。公乞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御刻剥。
前后所上章疏百余，其间斥去奸邪，抑绝侥幸，以谓任人不可疑，节制不可不一，当推恩信以怀不服，其事往往施行。
先公以谏官除知制诰。故事：知制诰当先试。有旨更不召试，有国以来不试而受者惟杨文公、陈文惠公与公三人。公既典制诰，尤务敦大体。初作《劝农敕》，既出，天下翕然，人人传诵，王言之体，远复前古。
陕西兵役之后，河东困弊，粮草阙少。又有言者请废麟州，或请移于合河津，或请废五寨。朝廷命先公视其利害，及访察一路官吏能否，擘划经久利害，及计置粮草。公为四议，以较麟州利害，请移兵就食于河滨清塞堡，缓急不失应援，而平时可省馈运，麟州遂不废。又建言忻、代、岢岚、火山四州军，沿边有禁地弃而不耕，人户私籴北界斛斗，入中以为边储，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万石以实边，朝廷从之。此两事，至今大为河东之利。
自西事后，河东赋敛重而民贫，道路嗟怨。先公奏罢十事，以宽民力。〈文字见《河东奏事》，谓乞罢和籴米、三司银之类。〉
先公自河东还，会保州兵叛，遂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别得不下司札子云：“河北宜选有文武材识转运使二员，密授经略之任，使其熟图利害，豫为御备。”
保州既降，总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冯博文等亦往往效之。先公发博文罪，置狱推劾，昭亮恐惧，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后，河北兵骄，少不如意即谋结集，处处有之。上下务在姑息。先公屡乞主张将师每事镇重，以遏士心，河北卒无事。
保州叛兵既降，其胁从者二千余人，分隶河北诸州。富郑公为宣抚使，恐其复生变，欲委诸州同日诛之。方作文书，会先公权知镇府，遇富公于内黄，富公夜半屏人，密以告公。公曰：“祸莫大于杀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许以不死招之，今已戮之矣。此二千人本以胁从，故得不死，奈何一旦无辜就戮？且无朝旨，若诸郡不肯从命，事既参差，则必生事，是趣其为乱也。且某至镇州，必不从命。”富郑公遂止。
先公在河北，既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经营，凡一路官吏能否，山川地里，财产所出，兵粮器械，教阅阵法，一一别为图籍，尽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问公曰：“公以文章儒学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职，吾所愧也。系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纲司，通致粮运，以省入中之数。置都作院于磁、相二州，以省诸州兵器之费。既究见河北利害本末，乃一一条列，遍贻书于执政，将大为经画。未尽行，而公罢去。
庆历初，仁宗既复四谏之职，拔英俊贤能材德之士，并进于朝。公负天下之望而居其职，仁宗宠异之意独绝众人，尝因奏事，论及当世人材，仁宗不觉谓公曰：“如欧阳某，何处得来！”公乃尽心悉力，思所补报，遇事不避，以至犯忤权贵，排击奸佞，怨怒随至，常欲大用而未果。是时中外多事，仁宗意以谓艰难之际，非公不足以办事，故自谏官奉使河东，委以一路之利害。及保州事作，河北转运使张昷之得罪。公自河东还未数月，复出为河北转运使，及陛辞之日，仁宗面谕曰：“不久当还，无为久居计。有事但言来，无以中外为限。”公对曰：“在京师所言，尚以风闻，或恐失实，况于在外？”仁宗曰：“有所闻，但言来，行与不行则在此。”及至河北，百事振举，小人忌公，恐大用。而又杜、范、韩、富同时罢黜，小人汇进。公上疏，极言四人忠实可用而无过，辨明小人诬罔之言，请加任用。于是群小益惧，相与造为谤辞。及诏狱之起，穷究无状，仁宗亦悟，止夺职知滁州。
南京素号要会，宾客往来无虚日，一失迎候，则议论蜂起。先公在南京，虽贵臣权要过者，待之如一。由是造为语言，达于朝廷。时陈丞相升之安抚京东。因令审察是非。陈公阴访之民间，得俚语，谓公为照天蜡烛。远而奏之，上方欲召用，而公丁太夫人忧。
先公初服除，还朝，惟除本官龙图阁直学士，而无主判。入见日，仁宗恻然，怪公鬓发之白，问公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公求补外，仁宗曰：“此中见人多矣。为小官时，则有肯尽言，名位已高，则多顾藉。如卿且未要去。”明日以责大臣，即以公判流内铨。是时小人忌公且进用，伪为公乞澄汰内臣札子，传布中外。内臣人人切齿，判铨六日，杨永德以差船及引见胡宗尧事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议纷纭，论救者众。上亦开悟。适会刘公沆有札子，乞催宋公祁结绝《唐书》。上曰：“莫不须宋祁否？”刘公曰：“别未有人。”上曰：“欧阳某知同州，臣寮已有文字请留。”刘公曰：“乞自陛下宣谕。”明日朝辞，上殿。上曰：“休去同州，且修《唐书》。”既而曾鲁公自翰林学士换侍读学士、知郑州，刘公奏欧阳某见未有主判处，乞替曾某会判三班院。上曰：“翰林学士有人未？”刘公曰：“见商量。”上曰：“欧阳某不止一好差遣，亦好一翰林学士，便可替曾某。”遂入翰林，为史官，判三班院。上尝面问以唐学士院铃索故事，将议临幸，其于眷待之意甚厚。
先公在侍从八年，知无不言，屡建议，多见施行。自初还朝，唐公介与诸公方居言职，所言久之未见听纳。公上疏言人君拒谏之失，请采听言者。其后上遂用谏官言，进退宰相。
时议者方以河患为意，陈恭公在相位，欲塞商胡，开横垄，回大河于故道。先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几，恭公罢去，新宰相复用李仲昌议，欲开六塔，全回河流。公两上疏争之，不听，河才成而决，滨、棣、德、博数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议者流窜远方，卒如公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