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公事迹〈欧阳发等述〉
先公为人天性刚劲，而气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尝有所屑屑于事。事不轻发，而义有可为，则虽祸患在前，直往不顾。以此或至困逐，及复振起，终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夺。四五十年之间，气象伟然盖天下，而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故历事三圣，尝被眷倚，遂托以天下安危之计。而公亦以身许国，进退出处，士人以为轻重。至于接人待物，乐易明白，无有机虑与所疑忌。与人言，抗声极谈，径直明辨，人人以为开口可见心腑。至于贵显，终始如一，不见大官贵人事位貌之体，一切出于诚心直道，无所矜饰，见者莫不爱服。而天资劲正高远，无纤毫世俗之气，常人亦自不能与之合也。平生学之所得，以至文章事业，皆明识所及，性所自得，不劳而至，无所勉强。而众人学之者，终莫能及。其于经术，务明其大本而本于性情，其所发明简易明白。其论《诗》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又云：“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公于经术，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务在勇断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数事，皆前世人不以为非，未有说者。如五帝不必皆出于黄帝，春秋赵盾弑君非赵穿，许世子非不尝药，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数，及力破汉儒灾异五行之说。《正统论》破以秦为伪闰，或以功德，或以国地不相臣属，则必推一姓以为主之说。以为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统者统一天下之不一。至于各据地而称帝，正朔不相加，则为绝统，惟合天下于一者为正统。统或绝、或续，而正统之说遂定焉。然亦不苟务立异于诸儒，尝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诋之不可也。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得以论正。予非好为异论也。”其于《诗》、《易》，多所发明。为《诗本义》，所改正百余篇，其余则曰：“毛、郑之说是矣，复何云乎。”其公心通论如此。
先公四岁而孤，家贫无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使学为诗。及其稍长，而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抄录未毕，而已能诵其书。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阅之，谓韩国太夫人曰：“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及举进士时，学者方为四六，号时文，公已独步其间。天圣七年，补国子监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试，皆为第一人，由是名重当世。及景祐中，在西京，与尹公洙偕为古文。已而有诏，戒天下学者尽为古文。独公古文既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间，天下以为模范，一言之出，学者竞相传道，不日之间，流布远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后进之士，争为门生，求受教诲。当世皆以为自两汉后，五六百年，有韩退之；退之之后，又数百年，而公继出。自李翱、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备尽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或过退之。如《醉翁亭记》、《真州东园记》，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作《尹公洙志文》，以为尹公文简而有法，取其意而为之，即得其体。《石先生介墓志》，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与其大节气概，读之如见其人。作《集古录叙》，今王丞相以谓读之可辟疟鬼。
先公既奉敕撰《唐书·纪·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纪》，用《春秋》之法，虽司马迁、班固皆不及也。其于《唐书·礼乐志》，发明礼乐之本，言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五行志》不书事应，悉破汉儒灾异附会之说。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书成，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于朝，请取以备正史，公辞以未成。熙宁中，有旨取以进御。〈按《神宗实录》，熙宁五年八月丁亥，诏颍州令欧阳某家，上某所撰《五代史》。
先公笔札，精劲雄伟，自为一家，当世士大夫有得数十字，皆藏以为宝，而未尝为人书石。
先公平生以奖进贤材为己任，一时贤士大夫虽潜晦不为人知者，知之无不称誉荐举，极力而后已。既为当世宗师，凡后进之士，公尝所称者，遂为名人。时人皆以得公一言为重，而公推扬诱进不倦，至于有一长者，识与不识皆随其所长而称之。至今当世显贵知名者，公所称荐为多。今湖州孙正言觉为合肥主簿，未与公相识。郡守怒之，欲捃拾以罪。时胡侍讲在太学以属公，公为作手书与其寮佐，令保全之，遂获免。福州处士陈烈，素不与公相识。公闻其名，知其行义，屡荐于朝，乞赐召用，朝廷即召烈为国子监直讲。
先公尝言：平生为学所得，惟平心无怨恶为难。故于事未尝挟私喜怒以为意，虽仇雠之人，尝出死力挤陷公者，他日遇之，中心荡然，无纤芥不足之意。尝曰：“孔子言以直报怨。夫直者，是之为是，非之为非。是非付之至公，则是亦不报也。”
先公初贬滁州，盖钱明逸辈为之。自外还朝，遇明逸于京师，屡同饮宴，不以为嫌。其后公在中书，明逸罢秦州归，复用为翰林学士。近日小人蒋之奇妄兴大谤，及公移青州，其兄之仪知临淄县，为二司所不喜，力欲坏之，亦以托公。公察其实无他，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尝以矜人，而乐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长。诗笔不下梅圣俞，而尝推之，自谓不及，然识者或谓过之。初奉敕撰《唐书》，专成《纪》、《志》、《表》，而《列传》则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体不一，诏公看详，令删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书成奏御，旧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于传，功深而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纪》、《志》、《表》书公名，而《列传》书宋公。宋丞相庠闻之叹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
先公笃于交友，恤人之孤。梅圣俞家素贫。既卒，公醵于诸公，得钱数百千，置义田以恤其家，且乞录其子增。尹龙图洙已卒，公乞录其子构。孙先生复有《尊王发微》十五卷，有旨进内，未毕而卒。公乞令其家录进，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构、孙大年、梅增，皆蒙录用以官。
天圣初，胥公在汉阳，先公时年二十余，以所为文谒之。胥公一见奇之曰：“子当有名于天下。”因馆于门下，与公偕入京师，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为留守推官。一日，当都厅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归。文康曰：“勘兵士何谓未断？”公曰：“合送本处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处断过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须疑。”公曰：“若相公直断，虽斩亦可，有司则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问：“军人未断否？”公曰：“未。”文康曰：“几至误事。”明日，遂送所属处。
先公在河南，以文学负当世之名。前后留守，皆名公好贤，莫不倾身礼接。王文康自西京召归，谓公曰：“今来有例，合举馆职，当奉举。”遂用王文康公荐，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试。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贬知饶州。先公一日遇司谏高若讷于余襄公家，若讷非短范公，以为宜贬。公归，遂为书与之辩，且责若讷不能论列。若讷缴进其书，遂坐贬为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连坐被贬。蔡公为《四贤诗》述其事，天下传之。
先公既坐范公远贬，数年，复得滑州职官。会范公复起，经略陕西，辟公掌笺奏，朝廷从之。时天下久无事，一旦西边用兵，士之负材能者，皆欲因时有所施为，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贤下士，故士之乐从者众。公独叹曰：“吾初论范公事，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遂辞不往。其于进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二府，惟以忠义自得主知，未尝有所因缘凭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