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逐路取人札子”
观修此疏，知东南文字之盛，自宋仁宗时已然，而解额之不能均，亦复与今一辙。顾尝论之，虞廷之取士也，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周室之取士也，曰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然则取人以言，固属一端，即使文风日正，经学日明，而所为科目出身者，亦止是三代以上言扬之，一未可谓此外必无贤才。况所较者，仅在声调格律时尚之细，以此而欲重东南而轻西北，诚非帝王驭世之大公矣。特是时移势易，古今不同，故虞廷之所为“明试以功”，周室之所为“德进事举”者，后世用之益以滋乱。不若科目之法，犹可驱天下，使诵法孔子泽躬于六经，忽不自知其入于义理之域。且其法易以防闲，统百年而计之公者犹得什九，是以不得不专用其法，岂曰经世之士尽出于能文者也。故就文而论，则选额之不可以地均，诚如修之所云。以用人而论，其不得不以地均之者，亦天下之大势有不能因噎以废食者。修有试进士策问取士之法，而极论其难，较之此疏，更为千古确论。
“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
暴秦焚书，六经亡轶。汉儒掇拾遗言，各立门户，其幸而传至今日者，固其守先待后之功，而诈伪繁兴，亦莫甚于彼时。而于其中敢于诬天蔑圣者，则以谶纬为甚。谶纬之书，莫知所自起，王莽笃好之，其下遂相与诈造欺蒙，以售其私。而莽又明知其欺而乐用之，以愚黔首，而借以篡汉天下。盖乱臣贼子之言也，而托诸孔子。然既托诸孔子，则虽以光武之贤，犹不能无惑焉。唐作《九经正义》，犹引用其说。欧阳修疏请削除，见亦伟矣，惜犹未曾抉其底里痛扫溉之，以解后世惑也。夫谶纬之托诸圣言者，为其“前知”也，为其“知天”也。《中庸》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疑若似矣。顾差若毫厘，即谬以千里。夫天者，理也。叙则为典，秩则为礼，立之为三纲，行之为五常。三纲立，五常行，则人无逆天，物极则长，而所为“生生之谓易”者行乎其间，乾坤于以不毁。三纲颓，五常废，则人物凋丧，渐消渐毁，以至于无而乾坤息。故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之所为知天而可以前知者，如是而已。若夫继周而为汉，汉帝姓刘，孔子安得知之，而又何用知之哉？孔子葬母，既封矣，雨甚而墓崩，孔子不能前知也。而谓孔子知沙丘崩为汉元王皇后之祥乎？《国语》有之曰：“吾非瞽史，安知天道？”盖盲者业专，其艺必精，故能以数测气，推现至隐。如裨灶、梓慎、京房、焦赣之流，犹古瞽史之遗，见于史氏，代不乏人。然其为术，所为文史星历，近于卜祝之间者，又奚得以六经、《语》、《孟》治天下之大经大法错处杂陈，而谓圣之所以为圣在此也哉？况夫王莽时，刘歆辈所造奸言，直是执左道以乱政，又安可令其托于孔子惑世诬民而莫之正耶？汉承七国之后，圣远道微，言庞事杂，故如所传斩蛇交龙等事，犹与篝火狐鸣一辙。萧、曹辈皆未尝学问，不知正其前失，转艳称于后世。后世惑之，王莽遂乘之以移其社稷当涂，典午更用之以灭其子孙，而辗转相灭。由是讹以传讹，暴以易暴，五代十六国之交，视弑君篡国为天之所命，圣之所记，史臣津津称道之。呜呼！人心若此，几何不入于禽兽也！又如晋王嘉《拾遗记》等书，所称黄帝金支玉叶，武王白鱼流乌之类，谓自古帝王受命之符罔不如是。夫删《书》断自唐、虞，既有其事，周、孔必述，周孔不述，其诬可知。王嘉辈何能从千载以后而得千载以前之事？其博洽过于周、孔如是也？其为拾汉、魏之遗漦，诬帝王以神怪，不待明者而决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之所归，是乃天之符命耳。人者，万物之灵也，天地之心也，五和之秀气也。不观之人而观之云物鸟兽，何其荣末而虐本欤！亦异乎圣人之言矣。陋儒不察，遂使谶纬之文述之学校，被之闾阎，虽妇人小子亦同然一辞，其所以为人心之害者，岂细故哉！
“论议濮安懿王典礼札子”
按史：仁宗以同祖兄濮王元让子宗实为皇子，是为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诏须大祥后议之。二年，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议，翰林学士王珪等谓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于是中书奏：王珪等所议，未见详定濮王当何称，名与不名。珪等议宜称皇伯而不名。中书又奏：《礼》与令：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又汉宣、光武，皆称皇考。今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有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奏。方议，而皇太后手诏诘责执政。于是诏权罢议，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礼官范镇等又奏请如王珪等议。御史吕诲弹欧阳修首建邪议，韩琦、曾公亮、赵概附会不正之罪，固请如王珪等议。既而内出皇太后手诏，可令皇帝称亲，濮王称皇，夫人并称后。英宗即日手诏曰：“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其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奉祠。”翌日，诲等缴敕，家居待罪，英宗命阁门以告还之，诲等力辞台职。诲等既出，而濮议亦寝。修此疏，当在皇太后诘责执政，而英宗手诏罢议之时也。观宋诸臣所见虽不同，要非若明臣张璁、桂萼谄上希旨为进用阶梯。顾核诸先王“缘人情以制礼，本天性以立则”之旨，欧阳之议自是至当，而当日英宗处置尽善，亦可为无遗憾矣。乃后世犹龂龂焉，谓称皇伯之是者，盖以司马温公诸贤并与王珪同议也。夫君子亦不能无过，有过不害为君子。然君子之过，亦不可从，一以理为断而已。世传朱子亦以欧阳为非，谓其疑于两父，其说曰：“辟若仁宗与濮王俱在世，则为英宗者，可皆称为父子乎？”顾未知朱子实有是说邪，抑门弟子附会之词也？不可考矣。夫所为伯、仲、叔、季者，行第之称。古人伯则曰伯父，叔则曰叔父，无去父而止称伯、叔者。《曲礼》云“五官之长，天子同姓，谓之伯父。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者是也。又如《鲁颂》曰“王曰叔父”，《小雅》曰“既有肥牡，以速诸父”，经籍所载，不可备举，何得谓为二父乎？伯父、叔父、诸父，本生父同义也，独于所继，止谓之父，则亦足以昭重宗之义，合降期之意矣。乃必讳其父之称而称皇伯，何其无稽也！人之生父生之，此天也，非人也，其名可以意为改者哉？或曰：若然，则不得为人后矣，为人后者人为之，岂天为之邪？曰：固天为之也。自身而上有父，天也；自父而上有祖，亦天也。由父视之，则有己子与兄弟之子之分；由祖视之，则均之为孙矣。均之为孙，则天也，非人矣。宋时诸臣，固亦于此有未能脱然者，又哀仁宗大贤而无子，必欲泯濮王之迹以消其余憾，而朝堂之上纷呶不已。英宗不欲明其是非，而两置之，遂成千秋疑案。有宋君臣是者固无非矣，其非者犹是君子之过也。然而延及明嘉靖帝，诸臣遂执宋臣之议，以死争哭于阙下。帝刚愎少恩，尽收付廷尉，而贤材为之一空。于是佞人虱其间，荧惑诪张，尽变明代祖宗成宪与贤士大夫风尚，而明亦浸衰而浸亡矣。於戏！士君子持论，揆诸天理民彝之衷，少有偏倚，则其毒流于后世。如此，可不慎哉！
“祭尹师鲁文”
尹师鲁，名洙，少以儒学知名，举进士。宋世古文，洙与穆修实始振起其衰。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练习边事，深晓兵法，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会郑戩为陕西四路都总管，遣刘沪、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为城砦多则兵势分，是以前此屡困于贼，今何可又益城？奏罢之时，戩已解四路，而沪等督役如故。洙召之，不至；代之，不受。乃使狄青械沪、士廉下吏。戩论奏不已，卒城水洛。士廉诣阙上书讼洙，诏遣御史刘湜就鞫，不得他罪。湜文致之，贬洙监均州酒税，感疾而卒。修祭文所谓“辨足以穷万物，而不能当一狱吏”者也。尝谓明刑所以弼教，而察狱所以平冤。汉承秦弊，古义荡然，虽相如萧何，将如周勃，亦辄付系。延至末代，狱吏成风，惟希意指之所向，不揆其情辞而丽以法，转以法就其情辞，意见既立，虽孔、孟不得为完人，而苏、张无所措其舌。矜名节者，恚极而不得辨；达生死者，休焉而不与辨；暗且弱者，呐呐然辨而不能辨；强且明者，喋喋然辨而不听其辨。所以古人画地为牢誓不入，刻木为吏义不对也。以此承君上之意指，则一狱成而万事必有受其害者矣；以此承权臣之意指，则万事隳而宗社亦且受其害矣。贤如宋仁宗，尚使尹洙被文致于狱吏以称于后世也，可不惧哉！
“祭苏子美文”
仁宗逐苏舜钦辈，不使朝士以夸诞标榜相尚，所以维风端习，未为失也。特宜正王直柔侮慢圣贤之罪，而苏舜钦辈醉饱之过，则教而不怒。斯才士不至沉沦，而憸壬一网打尽之策，亦自不堕其术中矣。
“泷冈阡表”
朱子谓韩愈《祭十二郎文》后数百年，而本朝复有欧阳文忠公《泷冈阡表》，其为朱子所心折如此。然以两文较之，其情致悱恻，能达所不能达之隐，所谓喜往复善自道者，则果相伯仲。若夫垂诸万世，使酷吏读之亦不觉泫然流涕者，欧作固专其美，而韩逊不如。子曰“苟有车，必见其式；苟有衣，必见其敝”，盖言有其实斯有其文也。愈固不得无之而空言之，欧之胜者实也。如此文者，所当自朝廷至于里巷，莫不讴吟讽诵者欤！夫是之谓羽翼六经。羽翼六经云者，固不在句训字诂之徒也。
“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
修与杜衍子书自谓：“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又言：“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又言：“尹氏子卒请韩太尉别作墓表，以此见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尝异，修岂负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为鉴。”别一书云：“所记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观修言，作志亦大难矣。凡墓志、神道，皆国史所据以示后世者也。文如韩、欧其人者不世出，而史则不可以或阙。不可或阙，而又无可信之碑志以为据依，则信史不更大难乎！观修为杜衍作志，其斤斤自明如此，盖以时俗不能晓信今传后之义，徒欲跻其父祖与圣哲比肩，必铭功悉太公、颂德皆仲尼而后快，不知空言无实之名非所荣也。徒使平昔一言一行之善犹可励俗而兴行者，转因繁言浮词致晦昧湮亡而莫可问。迨史氏稽集于数十百年之后，济济皆太公、仲尼，而考其实，茫然无所得。既总无可信，则必以意为轩轾，党其所亲而毁其所怒，甚至苞苴请谒行焉。而古今是非之公，不独泯于当时，而且泯于万世矣。修之慎重不苟然者，岂为一己之私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