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进士策”
学校之教不逮于古，而取士无长策矣。其上下交相失之故，具见于篇，盖千古贤君志士之所同慨也。
“泰誓论”
乍读斯论，一则曰“妄说”，再则曰“妄说”，更三四称而不止，若言之无文者，绎思之，而后知其用意也。《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盖由武王已得天下之后而推本言之耳。周公若曰当文王之中年，已可朝诸侯，有天下，而不改臣节，文王所以为至德也，文王非不能得天下而必待武王也。孔子亦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后世不察，转因“受命惟中身一语”，而谓文王有灭商之心，且显叛商之迹，推其年岁，当在戡黎之时。遂谓其时西伯称王改元，武王本文王之志以伐商，即位不改元，而于泰誓之十有三年。缪解纷纭，曹操、司马懿遂有吾其为周文王之语，经之不明人伦之大患。修既确见其妄辞，而辟之应不遗余力，故不惜言重辞，复为斩斩龂龂之辞，凡以明人伦云尔。
“本论”
此文切中宋仁宗时政事之失。汉之不复于三代，人每为文、景叹，宋之遽衰于神、哲，人亦每为仁、英惜。盖国无人焉，孰与为理！此《雅》诗所以颂美人君，必以贤才众多为辞。盖国家之福，天地之祥，诚莫大乎此也！
“为君难论上下”
《为君难论》分著用人、听言之难，故作上下二篇，实一首也。
“岘山亭记”
修言羊叔子、杜武库“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盖谓二人之意非沾沾诩诩自喜，直自以为功烈犹卑不足传后，而恐其磨灭云尔。此修厚待古人处，而所以勖史中辉者已在言外。虽然，亦未可谓羊、杜之意不如修所云也。凡人急功近名，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岂必不胜于人而取于人哉？而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往往及身而败，又安能死而益明、久而愈光？惟实有立于天地而被于万民，则其存也，常自欿然不足蒿目焉，而莫副所愿。及其亡也，其所立与所被乃耿耿不磨，出于其人平时意料之外。古语云“鼠忘壁，壁不忘鼠”，谓其实有穴在也。善固如此，恶胡不然？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疾没世而名不称，则必其未没之尽其实也明矣。名者，实之宾也。岂曰吾将为宾乎？岂曰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图目前之烜赫，如彼槿荣昼炕而宵聂乎？
“丰乐亭记”
按林希元曰：此篇专归功于上之功德。第一节称叙滁之景以为亭，第二节论滁为干戈用武之地，第三节论圣宋平定之事，第四节论民生丰乐皆上之功德，第五节论滁人立亭共享丰年之乐，第六节论宣上谕以与民同乐所以名亭。希元于此文，脉络善为分疏矣，若修言外之意，顾未及之也。尝考唐末、五代干戈纷争，生民荼苦备矣。宋兴，削平天下，斩其蓬蒿藜藿而养以雨风。至于仁宗，犹天下之母焉，一以柔道滋培和气，一时四海宴清，人民欢乐。然而名实亦少混焉，武备亦少弛焉。文恬武嬉，积日阅考以取卿相者，多席祖宗太平余业几及百年，百姓长子养孙不见兵革于斯时也，在《易》之《丰》所谓“日中”者也。君子见微而知彰，修所以一则曰“幸其民乐岁之丰成”，再则曰“幸生无事之时”，岂非深危夫斯世斯民之不能长久其幸者哉！至于神宗，“日中则昃”，于是言利之臣进，而天下十室九空，边疆之衅开，而西北肝脑涂地。迨至金人长驱直入，王业偏安，而滁乃复为用武之地矣。然则斯文也，有《蟋蟀》风诗之意焉，所以诏天下万世以居安思危者，旨深哉！
又按《宋史》，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相继以党议罢去，修疏救，指斥群邪。于是其党益恨，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其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此文修治滁日所作也，其言温厚和平，足征城府中了无他物，君子哉！首言“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盖其时难始平也。
“醉翁亭记”
苏轼作《醉翁操》，其序曰：“琅邪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均度，而琴声为辞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翁既捐馆舍，而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辞，乃谱其声，而请于东坡居士以补之云。”其辞曰：“琅然，清圜，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蕢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囦。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相传崔闲按琴而鼓，东坡援笔而书，曲止辞尽，而宫商谐畅，长短恰宜，为一时胜事。前人每叹此记为欧阳绝作，间尝熟玩其辞，要亦无关理道，而通篇以“也”字断句，更何足奇？乃前人推重如此者，盖天机畅则律吕自调，文中亦具有琴焉，故非他作之所可并也。况修之在滁，乃蒙被垢污而遭谪贬，常人之所不能堪，而君子亦不能无动心者，乃其于文萧然自远如此，是其深造自得之功发于心声而不可强者也。
“偃虹堤记”
朝廷欲为大作以利民生，往往因之有二蠹。一者利蠹不顾民之利病，而惟上意之视，借以固宠加秩而不问其他。又或赖其金钱出纳以为家肥上，所作无已，则其利亦无已。一者名蠹不考古今之宜，而弃天地之性，钓奇立异，以为己名。方自谓能为振古未有之事，而不知古人之所不为者之必不可以为。有是二蠹，则朝廷有利民之心，每转为病民之事。逮其事之已成，则外黄徐子所为啜汁者众，缘藤附茑，实繁有徒，有一以为不然，则群起挫之，指为挠国。是民不见利而惟被其累，虽愁苦呻吟而终莫彻于上听，久之而病民者深，遂以病国甚矣。夫三代以下，人才不振，匪特害民之事不可为，而利民之事亦难为也。孰能谋之审，虑之熟，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如滕子春之为者乎！范仲淹《岳阳楼记》曰：子京为巴陵郡，其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然则此所为偃虹堤者，殆亦其一事欤？士大夫为百姓立命，为国立业，本非为己身家。而然使有一丝毫名利之念淆其间，则源之不清，流千里而犹浊，汲者、饮者并受其祸。《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食之不渫，安足福哉？夫所为渫者，岂止不贪财贿之谓？夫耗帑肥家，似为最下矣，然计短迹污，人之所恶，易于发露，其害浅。希上旨以钓爵位，稍深矣，而无赫赫名，事不成，则主易悟，犹浅也。若夫假经术以文其奸，取令名以熇其势，若似乎所欲利者国与民，而非有他，虽拨本害枝，而千载而下，论其人犹将疑信参半者，是最大蠹也，王安石是已。安石未相，欧阳修亦尝荐其可以为相矣。皋陶曰“在知人”，而禹曰“惟帝其难之”，圣人之言所以为万世法鉴哉！
“王彦章画像记”
《易》曰：“硕果不食。”说者谓剥穷上反下如木，虽本槁枝凋而末有硕果，则落地复生，本枝复肖其旧也。五代之世，君臣之义可谓剥之尽矣。而彦章为梁纯臣，其硕果欤？或曰朱温者唐之贼也，彦章事梁，复何义之？明曰此，正所为本槁枝凋之硕果也。木无生理，而果则有生心。且舜、禹既曰孝矣，彦章岂非忠？夫元载之妻，奚害其为烈妇欤？欧阳修既为《五代史传》，又于《画像记》反复低徊不置，诚慕乎其忠也。若其慨元昊、契丹之事，而叹今无其人，所以激劝西帅者切矣。
“伐树记”
漆以膏自割，雁以不能鸣而见烹，其将焉处？庄子曰：“吾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夫材、不材之间其果可处邪？割漆者曰是尚材也，烹雁者曰是亦不材也，其犹有侧足之所乎？君子所欲全者性之云尔，岂曰身之云哉？性全则身亦全，忠烈之士陨身沟壑，然而全受全归也。身全而灭其性者，入于禽兽之路矣，身又奚论？抑又闻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人之性敬敷五典，俾彝伦攸叙，斯尽矣。物之性若之何？其尽曰人则不材者必皆使之材，而后其性尽。物则以材付材，以不材付不材，而后胥尽也。物之生也，所以为民用耳。杏之实可食，樗之枝可薪，食其实而薪其枝，不至于弃掷而朽蠹，则樗与杏之性各尽也。若夫杏之实储之以供宗庙宾客之礼，樗之薪析之而为吉蠲餴饎之需，质之贱而用之贵，不以供纵欲而暴殄，则樗与杏之性益尽也。若夫郁结轮囷于山巅涧澨之间，猿狖之所号，狸狌之所居，以此为不夭斧斤，抑知此正所以为夭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