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刁景纯学士书”
修年二十二，谒学士胥偃于汉阳。偃大奇之，留置门下，许以女妻之，携以如京师。阅二年，而登甲科。其明年，乃亲迎。逾二年，而胥氏卒。景祐三年，修年三十，落职为峡州夷陵县令。明年，移乾德县令。逾一年，为宝元二年，复旧官，权成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乃自乾德奉母待次于南阳。而闻胥偃之卒，作此书与所知刁景纯也。
“与乐秀才第一书”
“天在山中，《大畜》。”孔颖达《正义》谓实无此象，假设此义。然孔子曰“象也者，像也”。空言无实之名，何象之有？夫仰而观天，苍苍焉而已矣，御飞龙而至苍苍之所，其上之苍苍仍若是也，则苍苍者不可以语天之实也。惟风雨云雷之属为天所降者，从以究其所降之方，则曰天在焉可也。而山之为物，能出云为风雨，则天之在山中必矣，岂曰实无象哉？莫大于天而山能畜之，上下千万年，纵横数万里，而心能识之。昔人有问芥子纳须弥之义，或答以心如椰子大能读万卷书者。是即天在山中之象也。文王曰“不家食吉”。盖君子之于仕也，行其义也。欲行义，必先集义。万事万物莫不有义，诚备集之，而后能行义，则可与治天下国家矣。故“不家食吉”，使于此，未“大畜”焉。而食君之禄，是诗人所刺硕鼠之食苗也。行固如是，言胡不然？行以治一时，言以教万世一也。孔子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其德，则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无所不可，于此未“大畜”焉。而强为文辞，是《曲礼》所谓“鹦鹉能言，不离飞鸟”也。
“与张秀才第二书”
唐、虞、三代间事不见于六经，四子之论说者，具不可信。信之则其心如镜之有滓焉，以之照万事，当滓之处，必不能以明。孟子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修此书，不特为文字者所宜熟读深思也，与《帝王世次图序》参观益明。
“帝王世次图后序”
修平生于古人书，不轻訾议，至其灼见刺谬，则反复申明，以诏后世，又不惮覼缕间。尝论之马迁上下千百年以成《史记》，而班固讥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迄今考其书，其所褒贬盖多微辞，所以讥切当世，语南意北，使读者自得之，未尝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又何以据其文而讥其谬也？特所编次，多据战国、秦汉间处士游谈不经之说，杂入孔子论定之六经，使金鍮莫辨，泾渭不分，则其所蔽耳。《公羊传》曰：“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事隔数世，不能以无讹谬，虽《左氏传》犹或未免，况其他乎？如《史记》载卫公子伋、寿争死，乃据《左传》、《诗传》之文，谓卫宣公纳伋之妻生寿及朔，朔与宣姜诉伋于公，公令伋之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窃其节以先，伋至争死，贼并杀之。先儒信之无疑者。乃考其年代，则宣公十八年纳伋之妻，而十九年宣公死。然则所谓寿者、朔者，虽孪生，亦俱未周晬，安得有诉伋、争死之事乎？不特《左氏传》可疑，即二子乘舟之诗，亦不知何为作也。如是者不可枚举，聊附记其一端，使后世知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之为至论也。
“诗谱补亡后序”
修《与宋咸书》谓“经非一世之书，其传之谬非一日之失，其刊正补缉亦非一人之所能。使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虽未能复六经于无失，然聚众善以补缉之，庶几不至于大谬，可以俟圣人之复生”。又《与徐无党书》谓“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合之此序，三者虽若语相抵牾，而实如五味之相和，可见修于六经潜心自得之趣，而亦可为后世学人治经之法也。
“韵总序”
字学所系甚小，然韩愈云“凡为文，宜略识字”，固亦不得而略也。既有声形曲直毫厘之别，则必有音响清浊相生之类，五方言语风俗各殊，莫可究诘，然必有统宗会元之处焉。先儒谓声较色、味、臭，止得其半，盖三者俱兼阴阳，独声止阳数。《记》曰“凡声阳也”，故至于阴则不能行，理固然矣。然其不能行处，即是无声。而无声之所从来，必有有声者以为对，其对为何声，则反而求之于此，虽无声而不异有声也。梵书有华严字母，能统万类之声而一一区别之，僧鉴聿其精于是者欤！
“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
秦二世时，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向，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后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及阎乐至望夷宫，射及幄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惶扰不斗。旁有一宦者侍不敢去，二世谓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嗟夫！古先哲王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夫人情莫不好誉而恶毁，古先哲王亦人尔，必欲尽小人怨汝詈汝之声交至于耳，且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岂非布衣之所不能堪者哉！凡以位愈高则蔽愈众且远，或望风而战栗，或望风而希旨，以其一喜则万利集，一怒则万苦聚，人安得不惟喜之冀而唯怒之惧？于是有可以得喜者无不为也，有可以得怒者无不避也。是故下愈巧而上愈暗，下愈党而上愈孤，上孤且暗，则百姓无可告诉，而小人在位愈益得志，社稷危于累卵，若秦二世矣。《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此之谓也。夫秦二世者，与桀、纣比踪者也。后世人主言及二世事，则曰是安得复见于今也？今观修所言，乃宋仁宗时事，仁宗之与二世，相去天渊，不可以道里计，而一有惧民幸水旱因缘得免租之见，则畿内之近，民有灾而不得闻，遣吏四出，而归言无灾者十七八矣。仁宗虽终不为二世，而秦时谒者何难复生于景祐间哉？人主奈何不惧惧之，若何曰谨好恶而已矣！
“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
此篇与《丰乐亭记》同义。俯仰百年间，想创业之艰难，识治平之有由，抚安乐之适时，惧危亡之不戒，期全孝于抒忠，畏失义而离道，种种具流露于意言之表。
“送杨寘序”
古之善言琴者，惟韩退之《听颖师弹琴》诗，然未免三分琵琶七分筝之诮。若此文与枚乘《七发》中“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一篇，便真有琴声出于纸上。
“送王陶序”
王陶为御史，力攻富弼，其人正子贡所恶以不孙为勇、以讦为直者欤？修于其筮仕时，为述大《易》刚德之善以戒之，盖早有以识其心也。其言“君子之用刚也，有渐而不失其时，又不独任，必以政、以礼、以说、以和而济之，诚有得”。夫“天德不为首”之旨，先圣之微言大义具于此矣。虽然，若王陶者，何足以语！此党小人，害君子，正是阴柔，非刚也，所为恶积而不可掩者也。若夫壮趾、壮頄，犹君子也，公私善恶之不同，由其发心之始已如秦、越焉。若王陶者，拟之于《易》，其为“羸豕孚蹢躅”乎？
“问进士策一”
修言用《周礼》以致乱者王莽、后周。而王安石之乱宋，即在同时，修为策问已见其端而为是说耶？抑偶言耶？修知贡举时，安石之祸未炽也。《周礼》一书，宋儒终不敢直以为非周公所作。或言王莽时，刘歆伪撰篇章篡入之以媚新室，俾其虐政，若出周公之旧典者，而礼家龂龂以为不可。今观修文，核计六官之属五万余人，而无员额者尚不在内，乃欲以千里之地供其禄糈，则实势所必无矣。顾修所疑，犹为举其小而遗其大也。夫圣人之治天下，养人为大。《书》曰“厚生”，《易》曰“损上益下”，《诗》刺“苌楚”，《春秋》讥“税亩”，孔子曰“富之”，孟子曰“薄税敛”，《大学》曰“财聚则民散”，凡六经、四子之书，所以教万世之帝王、公卿、大夫，至于师长、百执事者，莫此为先焉。盖天生贵者所以养贱者也，天生富者所以养贫者也，此天地之性也。圣贤之所以为圣贤，由欲利民也；经书之所以为经书，由欲垂利民之典则于万世也。今观《周礼》司市、质人、廛人、肆长、泉府、司门、司关、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掌荼、掌蜃之属，举市廛门关山林川泽所有鸟兽鱼鳖草木玉石一切货贿之属，莫不设厉禁而尽征之。入市有税，入门有税，入关有税，避而不入即没入之，地所从产又官守而以时入之，甚至民有称贷又官取其息，不如禁者执而诛罚之。如是，则天之所生，地之所长，人之所养，俱入朝廷，不留一丝毫之遗利以与民矣。虽王莽之虐，恐其力亦不能悉如书中之所载，以尽行其厉民之事也，而谓周公为之乎？若夫有天地而后有万物，有万物而后有男女，有男女而后有夫妇。《中庸》曰“造端乎夫妇”，夫妇诚人道之始也。今《周礼·媒氏》曰“中春之月，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又曰“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如是，则是设之官，立之禁，驱天下女子之未有夫者必奔，而夫死者必嫁也。诚何心哉！其他琐细不具论，即此二大端，在上者虽有《关雎》、《麟趾》之意，又如之何其可行邪？由此观之，即使周公果有是书，亦已不传于后世。孟子不云乎“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岂孟子时已无其籍，而今日犹有全书邪？纵使尚有断简残编之没于莽秽榛杂中者，非圣人复起，其孰能辨之？然则或谓刘歆媚莽所作者，似亦十得六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