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三夫人为后。帝不敢当。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争论不已，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谴修，访故宫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推治。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明年，迁兵部尚书、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徙蔡州。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遂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子发，字伯和，少好学，师事安定胡瑗，得古乐钟律之说，不治科举文词，独探古始立论议。自书契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补将作监主簿，赐进士出身，累迁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苏轼哭之，以谓发得文忠公之学，汉伯喈、晋茂先之流也。
中子棐，字叔弼，广览强记，能文辞。年十三时，见修著《鸣蝉赋》，侍侧不去。修抚之曰：“儿异日能为吾此赋否？”因书以遗之。用荫，为秘书省正字，登进士乙科，调陈州判官，以亲老不仕。修卒，代草遗表，神宗读而爱之，意修自作也。服除，始为审官主簿，累迁职方员外郎、知襄州。曾布执政，其妇兄魏泰倚声势来居襄，规占公私田园，强市民货，郡县莫敢谁何。至是，指州门东偏官邸废址为天荒请之。吏具成牍至，棐曰：“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却之。众共白曰：“泰横于汉南久，今求地而缓与之且不可，而又可却邪？”棐竟持不与。泰怒，谮于布，徙知路州，旋又罢去。元符末，还朝，历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阁知蔡州，蔡地薄赋重，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多取于民，民不堪命。会有诏禁止，而佐吏惮使者，不敢以诏旨从事。棐曰：“州郡之于民，诏令苟有未便，犹将建请。今天子诏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诏止之，若有惮而不行，何以为长吏？”命即日行之。未几，坐党籍废。十余年卒。
论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烨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神宗实录本传〈墨本〉”
欧阳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询之后。询四世孙琮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万，为吉州安福令。其子孙或居安福，或居庐陵。万之八世孙观，修父也，徙居永丰。
修四岁而孤，母郑氏有女节，以荻画地，教修书字。稍长，从邻里借书读，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诵。举进士，有声，补西京留守推官。召试学士院，迁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
修为人质直闳廓，见义敢为，机阱在前，直行不顾。每放逐困疐，辄数年，及复振起，终不改其操。范仲淹贬知饶州，论救者众，谏官高若讷独不言。修以书责若讷，言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以闻，谪峡州夷陵令，徙光化军乾德令，改武成军节度判官。迁太子中允、馆阁校勘，修《崇文总目》、《礼书》。《总目》成，改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数论天下事。陕西用师，上三策以揣敌情，及指陈利害甚众。诏百官上封事，又上疏言三敝五事，力陈当时之所宜忧者。以贫求补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谏院。是时西师久，京东、西群盗起，中外骚然。仁宗既进退大臣，欲遂改更诸事，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皆辅政。修屡请召对咨访，责以所为。仁宗降手诏，出六条，后遂下诏劝农桑，兴学校，多所更革。用修同修起居注，阅月，拜右正言、知制诰。
初，吕夷简罢相，夏竦为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等。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退奸不易，进贤之难，而终篇意在夏竦。竦尤不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仲淹、衍及修为党人。修乃上《朋党论》，其大略言：“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盖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君子有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相继罢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是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语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所以为陛下惜之也。”为党论者，尤恶修异己，又善言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升天衢。‘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下则以国家爵禄为己私惠，上则朋党胶漆皆聚本朝。设使逐人私党，不过十数，同心丑正，已为五六十人，相依为重，将紊纪纲。九重至深，万机至重，何由察知？”赖仁宗终不之信。
修之使河东，以陕西用兵久，河东刍粮不足，言者请废麟州，或请移治合河津，或请废五寨。修为四议以较麟州利害，请移兵就食于滨河清塞堡，缓急不失应援，平时可省馈运，麟州得不废。又建言忻、代、岢岚、火山四郡有禁地，弃而不耕，民私籴虏中，以应军须，今悉耕之，岁可得数百万石以实边。又言河东民故贫，军兴以来赋敛尤重，行路嗟怨，条上可罢者数十事，以宽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