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器铭〈绥和林钟宝盉宝敦二〉”
右古器铭四，尚书屯田员外郎杨南仲为余读之。其一曰绥和林钟，其文摩灭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识者。其二曰宝盉，其文完可读，曰“伯玉般子作宝盉。其万斯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其三、其四皆曰宝敦，其铭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宝敦。散季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盖一敦而二铭。余家《集录》所藏古器铭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药假家居书。
自余集录古文，所得三代器铭，必问于杨南仲、章友直。暨《集录》成书，而南仲、友直相继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识者，而三代器铭亦不复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日，孟飨，摄事太庙斋宫书。
“终南古敦铭”
右《终南古敦铭》，大理评事苏轼为凤翔府判官，得古器于终下。其形制与今《三礼图》所画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为敦也，盖其铭有“宝尊敦”之文，遂以为敦尔。
“叔高父煮簋铭”
右一器，其铭云：“叔高父作煮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其容四升，外方内圜而小堶之，望之略似龟，有首有尾有足有腹有甲也。今礼家作簋，内正圜，外方正，刻盖正为龟形，犹有近也，不全与古同耳。
此铭，刘原父在永兴得古铜簋，模其铭以见寄。其后，原父所书也。
礼家作簋，传其说，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实亡。此器可以正其缪也。甲辰正月十二日襄。
右《煮簋铭》曰：“叔高父作煮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原父在长安得此簋于扶风。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内圆而小堶之，似龟，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礼家作簋，亦外方内圆，而其形如桶，但于其盖刻为龟形，与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君谟以谓礼家传其说，不见其形制，故名存实亡，原甫所见可以正其缪也。故并录之，以见君子之于学，贵乎多见而博闻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书。
“敦铭〈周姜宝敦张伯煮〉”
右《伯冏敦铭》，曰：“伯冏父作周姜宝敦。用夙夕享，用蕲万寿。”《尚书·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则此敦周穆王时器也。按《史记·年表》自厉王以上有世次而无年数，共和以后，接乎春秋，年数乃详。盖自穆王传共、孝、懿、夷、厉五王，而至于共和。自共和至今，盖千有九百余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远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远者，必托于金石而后传，其堙沉埋没、显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阳石鼓今皆在，而文字剥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铭在者皆完，则石之坚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铜，取其不为燥湿寒暑所变为可贵者，以此也。古之贤臣名见《诗》、《书》者，常为后世想望，矧得其器，读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宝而藏之邪！其后《张伯铭》曰：“张伯作煮，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张伯不知何人也。二铭皆得之原父也。治平元年正月二日书。
“敦铭〈伯冏敦张仲〉”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读学士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镐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儿往往有得，必购而藏之。以余方集录古文，乃摹其铭刻以为遗。故余家《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归自长安，所载盈车，而以其二器遗余，其一曰伯冏之敦，其一曰张仲之。其制与今不同，而极精巧。敦、皆有铭，而云获其二，皆有盖，而上下皆铭，铭文皆同。甚矣，古之人虑远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后埋没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传尔。不然，何丁宁重复若此之烦也？其于一用器，为虑犹如此，则其操修施设所以垂后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见《诗》、《书》，伯冏，周穆王时人；张仲，宣王时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来，自共和以后年世乃详。盖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余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谓远矣。而斯器也，始获于吾二人，其中间晦显出入不可知，以其无文字以志之也。盖其出或非其时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谓幸矣，不可以不传。故为之书，且以为赠我之报。欧阳修记。
“张仲器铭”
右《张仲器铭》四，其文皆同，而转注偏旁左右或异，盖古人用字如此尔。嘉祐中，原父在长安获二古器于蓝田，形制皆同，有盖而上下有铭。甚矣，古人之为虑远也！知夫物必有敝，而百世之后埋没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传尔。不然，何丁宁重复若此之烦也！《诗·六月》之卒章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盖周宣王时人也。距今实千九百余年，而二器始复出。原父藏其器，予录其文。盖仲与吾二人者相期于二千年之间，可谓远矣。方仲之作斯器也，岂必期吾二人者哉，盖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尔。是以君子之于道，不汲汲而志常在于远大也。原甫在长安，得古器数十，作《先秦古器记》。而张仲之器其铭文五十有一，其可识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余以俟博学君子。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识者过半。余所集录，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岁，大书深刻，而摩灭者十犹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汉已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犹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传记所载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书，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庐陵欧阳某记，嘉祐八年六月十日书。
“秦度量铭”
右《秦度量名》二。按《颜氏家训》，隋开皇二年，之推与李德林见长安官库中所藏秦铁称权，旁有镌铭二，其文正与此二铭同。之推因言司马迁《秦始皇帝本纪》书丞相“隗林”，当依此铭作“隗状”，遂录二铭，载之《家训》。余之得此二铭也，乃在秘阁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尝游长安，买得二物，其上刻二铭，出以示余。其一乃铜鍰，不知为何器，其上有铭，循环刻之，乃前一铭也。其一乃铜方版，可三四寸许，所刻乃后一铭也。考其文与《家训》所载正同，然之推所见是铁称权，而同所得乃二铜器。余意秦时兹二铭刻于器物者非一也。及后又于集贤校理陆经家得一铜板，所刻与前一铭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录之云。嘉祐八年七月十日书。
“秦昭和钟铭”
右《秦昭和钟铭》，曰：“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国，十有二公。”按《史记·秦本纪》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为大夫，卒，庄公立，卒，襄公、文公、宁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于《本纪》云襄公始列为诸侯，于《诸侯年表》则以秦仲为始。今据《年表》始秦仲，则至康公为十二公，此钟为共公时作也。据《本纪》自襄公始，则至桓公为十二公，而铭钟者当为景公也。故并列之，以俟博识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书。
“秦祀巫咸神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谓之《诅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与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马迁《史记·世家》，自成王以后，王名有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无熊相。据文言，穆公与成王盟好，而后云倍十八世之诅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为顷襄王，而顷襄王名横，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纪》与《世家》参较，自楚平王娶妇于秦昭王，时吴伐楚而秦救之。其后历楚惠、简、声、悼、肃五王，皆寂不与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时，秦始侵楚。至楚怀王熊槐、顷襄王熊横，当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时，秦、楚屡相攻伐。则此文所载，非怀王则顷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数之，则当是顷襄。然则相之名理不宜缪，但《史记》或失之耳，疑“相”传写为“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