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九首
“本论〈庆历二年〉”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为治者有先后。尧、舜之书略矣，后世之治天下，未尝不取法于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后也。三王之为治也，以理数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国，以井田域民，以职事任官。天下有定数，邦国有定制，民有定业，官有定职。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简而不劳。财足于用而可以备天灾也，兵足以御患而不至于为患也。凡此具矣，然后饰礼乐、兴仁义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风俗淳厚，而王道成矣。虽有荒子孱孙继之，犹七八百岁而后已。
夫三王之为治，岂有异于人哉？财必取于民，官必养于禄，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与后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后世常多乱败，而三王独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后，而为之有条理。后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劳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乱败及之，而辄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后而已。
今之务众矣，所当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则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财丰矣，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所以节财、用兵者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此五者相为用，有天下者之常务，当今之世所先，而执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内非有乱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时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广之天下，无一间隙之端，而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备故也。
请试言其一二。方今农之趣耕，可谓劳矣；工商取利乎山泽，可谓勤矣；上之征赋榷易商利之臣，可谓纤悉而无遗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间，则天下公私乏绝。是无事之世，民无一岁之备，而国无数年之储也。以此知财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彼兵相谓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赏者所以酬劳也，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百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群聚而呼，持梃欲击天子之大吏。无事之时其犹若此，以此知兵骄也。
夫财用悉出而犹不足者，以无定数也。兵之敢骄者，以用之未得其术。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财匮兵骄，法制未一，而莫有奋然忘身许国者，以此知不在任人也。不任人者，非无人也。彼或挟材蕴知，特以时方恶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敛，不敢奋露，惟恐近于名以犯时人所恶。是以人人变贤为愚，愚者无所责，贤者被讥疾，遂使天下之事将弛废，而莫敢出力以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废也。
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夫五代之主岂皆愚者邪，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顾其力有不能为者，时也。当是时也，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之。以至狭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其君天下者，类皆为国日浅，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孙，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不为用，尚何敢制？以残弊之民人，赡无赀之征赋，头会箕敛，犹恐不足，尚何曰节财以富民？天下之势方若敝庐，补其奥则隅坏，整其桷则栋倾，枝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规圜矩方而为制度乎？是以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僣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语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言有资者其为易也。方今承三圣之基业，据万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尽大禹贡赋之地莫不内输，惟上之所取，不可谓乏财。六尺之卒，荷戈胜甲，力彀五石之弩、弯二石之弓者数百万，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谓乏兵。中外之官居职者数千员，官三班吏部常积者又数百，三岁一诏布衣，而应诏者万余人，试礼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择，不可谓乏贤。民不见兵革于今几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内修法度，兴德化，惟上之所为，不可谓无暇。以天子之慈圣仁俭，得一二明智之臣相与而谋之，天下积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礼作乐，可如成周之盛；奋发威烈以耀名誉，可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显赫；论道德，可兴尧、舜之治。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是所谓居得致之位，当可致之位，当可致之时，又有能致之资，然谁惮而久不为乎？
“正统辨上”
正统曰：“统天下而得其正，故系正焉；统而不得其正者，犹弗统乎尔。继周而后，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统而得其正者，难乎其人哉！必不得已而加诸人，汉、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说其隘也！以汉、唐之盛烈，犹曰不得已而加之焉，为魏、晋之主，则将奈何乎？”曰：“不然。是乌得苟加诸人？‘一箪食，一瓢饮’，其义弗直而取诸人，君子且从而恶之。以天下之广，而被乎太公之实，苟非其人，则阙之可已。必若曰应天而顺人，则继周之后，桀、纣之恶常多，而汤、武之仁义未尝等也。若是，其苟加诸人，何哉？予以谓正统之不常在人，率与言神圣者相类，必待择人而后加焉。是仁王义主不足贵，而奸雄篡弑之臣得以济也。
“正统辨下”
秦之裔罪暴于桀，莽、炀方于纣，汉、唐之主仗义而诛变以取天下，其可谓之正统欤，犹未离乎憾也！〈德不及汤、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义，驱其人民以争敌。其任贤得人，孰若汉、唐之始也？〉晋之承魏也，以篡继篡。隋亦若是，而徒禅云尔。晋、隋，盗也。或者以为正统，兹非误欤！〈魏以吴存，至于晋而吴始灭，或者又以魏为正统，愈误矣；自后魏、东晋至于周、陈、五代，或以义，或以不义，皆不能并天下。〉圣人不生，而暴伪代兴，名与实自重久矣，必待后世之明者断焉。断而不以其势，舍汉、唐、我宋，非正统也。
“殿试儒者可与守成论〈题存论阙〉”
“三皇设言民不违论”
论曰：夫至治之极也，涂耳目以愚民之识，畅希夷以合道之极，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无朕。古有臻于是者，其大道之行乎！圣人之兴也，捐仁义以为德之细，放约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从。古有盛于此者，其三皇之世欤！故孔子有三皇设言而民不违之说，敢试论之。
若乃畅上古之至道，张亿世之远御。结绳所以为信也，而惧信之未孚，我则有书契之易，于是乎画八卦以由数起。茹毛所以养生也，而惮生之未具，我则有烹饪之利，于是乎尝百谷以粒丞民。网罟利人以为用，使以畋而以渔；牛马异性而必驯，使可乘而可服。壮栋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兴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犠、神农、黄帝之为也。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赖矣，守之以至静，化之以无为，上有淡泊清净之风，下无薄恶叛离之俗。故言为教诏，非诰誓而自听；言为号令，不鞭朴而自随。
且夫歃血以莅盟约，要之于信者，由不信而然也；为刑以残肌骨，威之使从者，由不从而设也。不若御至质之民，行大道之化。悦不以爱，故不待赏而劝；畏不以威，故不待罚而责；政不罔民，故不待约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诰而从。一言以行，万民禀命，赖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与于此乎？
噫！商人作誓，欲民之从也，而人始疑；周人会盟，欲信之固也，而诸侯叛。由是而言，则诅民于神明，狃民于赏罚，而违之者，末世之为也；服民以道德，渐民以教化，而人自从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设言而不违者，其在兹乎。
“贾谊不至公卿论”
论曰：汉兴，本恭俭、革弊末、移风俗之厚者，以孝文为称首，议礼乐、兴制度、切当世之务者，惟贾生为美谈。天子方欣然说之，倚以为用，而卒遭周勃、东阳之毁，以谓儒学之生纷乱诸事，由是斥去，竟以忧死。班史赞之以“谊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
予切惑之，尝试论之曰：孝文之兴，汉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诸吕之危继作，南北兴两军之诛，京师新蹀血之变。而文帝由代邸嗣汉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斫雕，衣绨履革，务率敦朴，推行恭俭。故改作之议谦于未遑，制度之风阙然不讲者，二十余年矣。而谊因痛哭以悯世，太息而著论。况是时方隅未宁，表里未辑。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萧然苦兵；侯王僣儗，淮南、济北继以见戮。谊指陈当世之宜，规画亿载之策，愿试属国以系单于之颈，请分诸子以弱侯王之势。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
又若鉴秦俗之薄恶，指汉风之奢侈，叹屋壁之被帝服，愤优倡之为后饰。请设痒序，述宗周之长久；深戒刑罚，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优臣子之礼；置天下于大器，所以见安危之几。诸所以日不可胜，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俭，缓除刑罚，善养臣下者，谊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谓可任公卿，而刘向亦称远过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浅，而宿将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斩级矢石之勇，或鼓刀贩缯贾竖之人，朴而少文，昧于大体，相与非斥，至于谪去。则谊之不遇，可胜叹哉！
且以谊之所陈，孝文略施其术，犹能比德于成、康。况用于朝廷之间，坐于廊庙之上，则举大汉之风，登三皇之首，犹决壅捭坠耳。奈何俯抑佐王之略，远致诸侯之间！故谊过长沙，作赋以吊汨罗，而太史公传于屈原之后，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弃逐也。而班固不讥文帝之远贤，痛贾生之不用，但谓其天年早终。且谊以失志忧伤而横夭，岂曰天年乎！则固之善志，逮与《春秋》褒贬万一矣。谨论。
“夫子罕言利命仁论”
论曰：昔明王不兴而宗周衰，斯文未丧而仲尼出，修败起废而变于道，扶衰救弊而反于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赜几深之虑，以穷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张礼乐之致，以达乎人情之大窦。故《易》言天地之变，吾得以辞而系；《诗》厚风化之本，吾得以择而删；《礼》、《乐》备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约而修。其为教也，所以该明帝王之大猷，推见天人之至隐。道有机而不得秘，神有密而不得藏，晓乎人俭，明乎耳目，如此而详备也。然独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请试言之。
夫利、命、仁之为道也，渊深而难明，广博而难详。若乃诱生民以至教，周万物而不遗。草木贲殖而无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达其乐。物性莫不欲茂，则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寿，则济之以不夭。滞者导之使达，蒙者开之使明。衣被群生，赡足万类。此上之利下及于物，圣人达之以和于义也。则利之为道，岂不大哉！函五行之秀气，兼二仪之肖貌，禀尔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静谓之性，触物而动感其欲，派而为贤愚，诱而为善恶，贤愚所以异贵贱，善恶所以定吉凶。贫富穷达，死生夭寿，赋分而有定，循环而无端。圣人达之，内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灭于天理。则命之为义，岂不达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称首，爱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复礼；推而引之，天下称乎达道。则仁之为理，岂不盛哉！噫！三者之说，诚皆圣人之深达，非难言之也。
《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义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系辞》曰“乐天知命，故不忧”。《礼记》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论之，则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为道，微而奥，博而远。贤者诚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鲜能及之，虽言之，弗可晓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又曰“仁则吾不知”者，举一可知也。子贡以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者，诚在是乎。然则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见矣。谨论。
“原弊〈景祐三年〉”
孟子曰：养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故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而今之为吏者不然，簿书听断而已矣，闻有道农之事，则相与笑之曰鄙。夫知赋敛移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知务农而不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方也。
古之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济，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节，民无遗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备于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尽其所任，一日之用节之必量其所入，一岁之耕供公与民食皆出其间，而常有余，故三年而余一年之备。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核橡实，孟子所谓狗彘之食也，而卒岁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
夫三代之为国，公卿士庶之禄廪，兵甲车牛之材用，山川宗庙鬼神之供给，未尝阙也。是皆出于农，而民之所耕，不过今九州之地也。岁之凶荒，亦时时而有，与今无以异。今固尽有向时之地，而制度无过于三代者。昔者用常有余，而今常不足，何也？其为术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务农又知节用，今以不勤之农赡无节之用，故也，非徒不勤农，又为众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为节，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
何谓众弊？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请详言之。今坐华屋享美食而无事者，曰浮图之民；仰衣食而养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时，南亩之民也。今之议者，以浮图并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国备，不可以去，浮图不可并周、孔，不言而易知，请试言兵戎之事。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今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斗战，惟耗农民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其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其耗之一端也。
古者计口而受田，家给而人足。井田既坏，而兼并乃兴。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其间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过十余户。其余皆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而有畲田。夫此数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积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与公家之事，当其乏时，尝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息不两倍则三倍。及其成也，出种与税而后分之，偿三倍之息，尽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场功朝毕而暮乏食，则又举之。故冬春举食则指梦于夏而偿，麦偿尽矣，夏秋则指禾于冬而偿也。似此数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户常尽取百顷之利也。夫主百顷而出税赋者一户，尽力而输一户者数十家也。就使国家有宽征薄赋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数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谓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
民有幸而不役于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顷至一顷，皆以等书于籍。而公役之多者为大役，少者为小役，至不胜，则贱卖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谓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
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邪之民去为浮巧之工，与夫兼并商贾之人为僣侈之费，又有贪吏之诛求，赋敛之无名，其弊不可以尽举也，既不劝之使勤，又为众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贵者，化粗粝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为兵者，养父母妻子，而计其馈运之费，是一兵常食五农之食也。为僧者，养子弟而自丰食，是一僧常食五农之食也。贫民举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几何其不乏也！
何谓不量民力以为节？方今量国用而取之民，未尝量民力而制国用也。古者冢宰制国用，量入以为出，一岁之物三分之，一以给公上，一以给民食，一以备凶荒。今不先制乎国用，而一切临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赋，有和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买之绢，有杂料之物，茶盐山泽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则有司屡变其法，以争毫末之利。用心益劳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无量也。
何谓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谓也。夫阴阳在天地间腾降而相推，不能无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气，不能无疾病也。故善医者不能使人无疾病，疗之而已；善为政者不能使岁无凶荒，备之而已。尧、汤大圣，不能使无水旱，而能备之者也。古者丰年补救之术，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岁期一岁以必灾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调度，用足一岁而已，是期天岁岁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岁，连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无水旱，卒而遇之，无备故也。
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复用于今。为计者莫若就民而为之制，要在下者尽力而无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节，则民与国庶几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颇推务本以兴农，故辄原其弊而列之，以俟兴利除害者采于有司也。
“兵储〈庆历四年〉”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虽有细大，俾专董其权，责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坚执锐，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积谷，在委办吏尔。而汉末有田禾将军，屯田北边。魏兴，建典农中郎将。唐建营田使、副、判官。虽晋、魏、南北，职未尝阙。
国家弭獯戎之患，包汉、唐之境，然而塞垣储偫，罔遵古宪，俾仰给他州馈饷，此外固无筑室、反耕、典农、营田之利。倘遇凶荒，未免艰食。虽有转运，未免营田。何尝建明利害，稍致仓禀羡余，但守空名，曾无实效。
当今之议，要在乎河北、河东、陕西戍兵之地，各特置营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职。若遇水潦行流之处，广植秔稻；虽荒隙原田，亦当垦辟，播以五谷。今河北保塞，河东并、汾，关中泾阳，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邺中西门豹溉田之迹未见兴起，得非后人务于因循，而无昔贤识邪？不然，何历朝而下，泾陂如是？
或曰：亦尝有人建议，良以溉导之时，濒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见尔，非经远之士也。夫利害相随，古犹未免。若利害相半，惮于改作犹可，苟利七害三，当须择地而行，岂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
夫如是，邺中溉田之法若行，关畎水冲民田，只百户妨阂，而能溉灌千万顷。瘠土所收，获利益大，岂止利七而害三？亦尝访于彼州人士，佥曰溉田之迹湮废兹久，土断力田者不谙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于泾阳郑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负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开导。民既见之，必仿效矣，又岂成功之难？然后特置营田使、副、判官，专董其役。西北二边不间水陆，并仿此分职，何假飞刍挽粟、率钟致石，坐困民力以供军实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内诸侯而外夷狄，姑务息民，弗勤远略。其来也，调戍兵以御之；其去也，备战具以守之。修利堤防，申严斥堠。或来献贡，得以羁縻。盖圣人制御戎之常道，严尤所谓得其中策，古今大概，在乎谨边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与今尤异。汉、唐之世，东自辽海、碣石、榆关、渔阳、卢龙、飞狐、雁门、云中、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诸郡，每岁匈奴高秋胶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汉境。于是守边之臣，防秋之士，据险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
近世晋高祖建义并门，得戎王为援，既已，乃以幽、蓟山后诸郡为邪律之寿。故今划塞垣也，自沧海、乾宁、雄、霸、顺安、广信，由中山拒并、代，自兹关东无复关险。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绝古北之隘，往来全师入寇，径度常山，陵猎全魏，澶渊之役以至饮马于河，烝民不聊生矣。非北虏雄盛如此，失于险固然也。
今既无山阜设险，所可恃者，惟夹峙垒，道引河流，固其复水，为险濬之势，就其要害以锐兵，兹亦护塞垣之一策也。今广信之西有鲍河，中山之北有唐河，尽可开决水势，修利陂塘。或导自长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广信、安肃，达于保塞。或包举蒲阴，入于阳城。然后积水弥漫，横绝紫塞，亦可谓险矣。蒲阴、阳城，度其地势，今塞上之要冲。先是，胡马将入寇，于兹城驻牙帐数日，伺汉兵之轻重。或我师御扞，乃长驱南下，我师既出，即戎人为全师归重之地。此所谓藉贼险而资寇兵，非中国之利。今若修复雉堞，完聚兵谷，与诸城栅，刁斗相闻。鲍、唐二水，交流其下。虏骑纵至，无复投足之地，又焉有扰扰之患？
今之议者，方南北修好，恐边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骜难信，贪我珍币，蓄养锐兵，伺吾人之憔悴，乘边境之间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兹乃不图豫备疆场，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贻后世深患，复如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