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一首
“通进司上书〈康定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馆阁校勘臣欧阳修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阙下。臣伏见国家自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言事者众矣。臣初窃为三策，以料贼情。然臣迂儒，不识兵之大计，始犹迟疑，未敢自信。今兵兴既久，贼形已露，如臣素料，颇不甚远。故窃自谓有可以助万一而尘听览者，谨条以闻。惟陛下仁圣，宽其狂妄之诛，幸甚！
夫关西弛备而民不见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贼萌乱之初，藏形隐计，卒然而来。当是时，吾之边屯寡弱，城堡未完，民习久安而易惊，将非素选而败怯。使其羊驱豕突，可以奋然而深入。然国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掳掠而去，可邀击其归。此下策也，故贼知而不为之。戎狄侵边，自古为患。其攻城掠野，败则走而胜则来，盖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贼兼而用之。若夫假僣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如此相持，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调敛不胜而盗贼群起，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决于一战，彼以逸而待吾劳，亦可也。幸吾苦兵，计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岁时之赂，度吾困急，不得不从，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则贼谋无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贼今方用之。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臣闻元昊之为贼，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僣叛，嫚书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则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而不杀。此其凶谋所畜，皆非仓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为久计以挠我，我无长策而制之哉！
夫训兵养士，伺隙乘便，用间出奇，此将帅之职也，所谓阃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于外料贼谋之心，内察国家之势，知彼知此，因谋制敌，此朝廷之大计也，所谓庙算而胜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贼谋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势可察，西人已困也。诚能丰财积粟，以纾西人而完国壮兵，则贼谋沮而庙算得矣。
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财用为强弱也。守非财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请试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强，资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汉因文、景之富力，三举而才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与中国相胜败，击而胜之有矣，未有举而灭者。秦、汉尤强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刘平陷没，贼锋炽锐，未尝挫衄。攻守之计，非臣所知。天威所加，虽终期于扫尽，然临边之将尚未闻得贼衅隙，挫其凶锋。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财用不为长久之计，臣未见其可也。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关东所有莫能运致，掊克细碎既以无益而罢之矣。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权货，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何为而不困！困而不起为盗者，须水旱尔。外为贼谋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胜道哉！夫关西之物不能加多，则必通其漕运而致之。漕运已通，而关东之物不充，则无得而西矣。故臣以谓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
夫小琐目前之利，既不足为长久之谋，非旦夕而可效。故为长久而计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则其利博矣。故臣区区不敢避迂愚之责，请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择。
其一曰通漕运。臣闻今为西计者，皆患漕运之不通，臣以谓但未求之耳。今京师在汴，漕运不西，而人之习见者遂以为不能西。不知秦、汉、隋、唐其都在雍，则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变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为而不可？汉初，岁漕山东粟数十万石，是时运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后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余万石。隋文帝时，沿水为仓，转相运置，而关东、汾、晋之粟皆至渭南，运物最多，其遗仓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门之险。自唐裴耀卿又寻隋迹，于三门东、西置仓，开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其险，卒溯河而入渭，当时岁运不减二三百万石。其后刘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实关西。后世言能经财利而善漕运者，耀卿与晏为首。今江淮之米岁入于汴者六百万石，诚能分给关西，得一二百万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众，有司不惜百万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门阻其中尔。今宜浚治汴渠，使岁运不阻，然后按求耀卿之迹，不惮十许里陆运之劳，则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纾关西之困。使古无法，今有可为尚当为之，况昔人行之而未远，今人行之而岂难哉？耀卿与晏初理漕时，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运之利也。臣闻汉高祖之入秦，不由东关而道南阳，过郦、析而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董卓，亦欲自南阳道丹、析而入长安。是时张济又自长安出武关，奔南阳。则自古用兵往来之径也。臣尝至南阳，问其遗老，云自邓西北至永兴六七百里，今小商贾往往行之。初，汉高入关，其兵十万。夫能容十万兵之路，宜不甚狭而险也。但自雒阳为都，行者皆趋东关，其路久而遂废。今能按求而通之，则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汉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顿之南阳。自南阳为轻车，人辇而递之，募置递兵为十五六铺，则十余州之物日日入关而不绝。沿汉之地山多美木，近汉之民仰足而有余，以造舟车，甚不难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西用，而道路艰远，辇运逾年，不能毕至。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其艰如此。夫使州县纲吏远输京师，转冒艰滞然后得西，岂若较南阳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关与至京师远近等者，与其尤近者，皆使直输于关西。京师之用有不足，则以禁帑出赐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简直，利害较然矣。此陆运之利也。
其二曰尽地利。臣闻昔之画财利者易为工，今之言财利者难为术。昔者之民，赋税而已。故其不足，则铸山煮海，榷酒与茶，征关市而算舟车，尚有可为之法以苟一时之用。自汉、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细，今取民之法尽矣。昔者赋外之征，以备有事之用。今尽取民之法，用于无事之时，悉以冗费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则无法可增。然独犹有可为者。民作而输官者已劳，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产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垦之土尚多。是民有遗力，地有遗利，此可为也。况历视前世，用兵者未尝不先营田。汉武帝时，兵兴用乏，赵过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赵充国攻西羌，议者争欲出击，而充国深思全胜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违诏罢兵而治屯田，田于极边，以游兵而防钞寇，则其理田不为易也，犹勉为之。后汉之时，曹操屯兵许下，强敌四面，以今视之，疑其旦夕战争而不暇。然用枣祗、韩浩之计，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许之地，岁得谷百万石，其后郡国皆田，积谷无数。隋、唐田制尤广，不可胜举。其势艰而难田，莫若充国，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缓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纾民劳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谨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土之瘠而弃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久废之地，其利数倍于营田，今若督之使勤，与免其役，则愿耕者众矣。臣闻乡兵之不便于民，议者方论之矣。充兵之人遂弃农业，托云教习，聚而饮博，取资其家，不顾无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诘，家家自以为患也。河东、河北、关西之乡兵，此犹有用。若京东、西者，平居不足以备盗，而水旱适足以为盗。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贫之地，非有山泽之饶，民惟力农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万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诚能尽驱之使耕于弃地，官贷其种，岁田之入与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习田者为田官，优其课最而诱之，则民愿田者众矣。太宗皇帝时，尝贷陈、蔡民钱，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时，亦用耿望之言，买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岁贾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为买之，不难得也。又宜重为法以困所谓私牛之客者，使不客于民而乐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则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乡兵本农也，籍而为兵，遂弃其业。今幸其去农未久，尚可复驱还之田亩，使不得群游而饮博，以为父兄之患，此民所愿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缦田一顷，使四五万人皆耕，而久废之田利又数倍，则岁谷不可胜数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汉而西接关，若又通其水陆之运，所在积谷惟陛下诏有司而移用之耳。
其三曰权商贾。臣闻秦废王法，启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细民，为国之患久矣。自汉以来，尝欲为法而抑夺之，然不能也。盖为国者兴利日繁，兼并者趋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一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前日有司屡变其法，法每一变，则一岁之间所损数百万。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但云变法之未当。变而不已，其损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茶自变法已来，商贾不复，一岁之失，数年莫补，所在积朽，弃而焚之。前日议者屡言三说之法为便，有司既以详之矣；今诚能复之，使商贾有利而通行，则上下济矣。解池之盐，积若山阜，今宜暂下其价，诱群商而散之，先为令曰“三年将复旧价”，则贪利之商争先而凑矣。夫茶者生于山而无穷，盐者出于水而不竭，贱而散之三年，十未减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贵者，以能为国资钱币尔，今不散而积之，是惜朽坏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货者，岂其锱铢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贩夫小贾无利则不为，故大商不妒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货博，虽取利少，货行流速，则积少而为多也。今为大国者，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又今商贾之难以术制者，以其积货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则来，利薄则止，不可以号令召也。故每有司变法，下利既薄，小商以无利而不能行，则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适得独卖其货，尚安肯勉趋薄利而来哉？故变法而刻利者，适足使小商不来而为大商贾积货也。今必以术制商，宜尽括其居积之物，官为卖而还之，使其货尽而后变法。夫大商以利为生，一岁不营利，则有惶惶之忧，彼必不能守积钱而闲居，得利虽薄，犹将勉而来。此变法制商之术也。夫欲诱商而通货，莫若与之共利，此术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从，则莫若痛裁之，使无积货。此术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盐者，禁益密则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县官自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为，臣谓行之难久者也。诚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则积朽之物散而钱币通，可不劳而用足矣。
臣愚，不足以知时事。若夫坚守以扞贼，利则出而扰之，凡小便宜，愿且委之边将。至于积谷与钱，通其漕运，不二三岁，而国力渐丰，边兵渐习，贼锐渐挫，而有隙可乘，然后一举而灭之，此万全之策也。愿陛下以其小者责将帅，谋其大计而行之，则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