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晋之为晋与乎周之为周也异矣。其德法之维天下者，非有万世之计、圣人之业也，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推较其迹，可以曰正而统耳。自惠帝之乱，至于愍、怀之间，晋如线尔，惟嗣君继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兴之亡，晋于是而绝矣。
夫周之东也，以周而东。晋之南也，岂复以晋而南乎？自愍帝死贼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继世，徒以晋之臣子，有不忘晋之心，发于忠义而功不就，可为伤已！若因而遂窃正统之号，其可得乎？《春秋》之说“君弑而贼不讨”，则以为无臣子也。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适当《春秋》之诛，况欲干天下之统哉？若乃国已灭矣，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卒不能复天下于一，则晋之琅邪，与夫后汉之刘备、五代汉之刘崇何异？备与崇未尝为正统，则东晋可知焉耳。
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今特以其不能并晋、宋之一方，以小不备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统者何哉？
曰：质诸圣人而不疑也。今为魏说者，不过曰功多而国强耳。此圣人有所不与也。春秋之时，齐桓、晋文可谓有功矣。吴、楚之僣，迭强于诸侯矣。圣人于《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则功与强，圣人有所不取也。论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亦夷狄，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是则因其成败而毁誉之，岂至公之笃论乎？
曰：是不然也，各于其党而已。周、秦之所以兴者，其说固已详之矣。当魏之兴也，刘渊以匈奴，慕容以鲜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余者强，其最强者苻坚。当坚之时，自晋而外，天下莫不为秦，休兵革，兴学校，庶几刑政之方。不幸未几而败乱，其又强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为魏矣，幸而传数世而后乱。以是而言，魏者才优于苻坚而已，岂能干正统乎？
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而独伪梁而黜之者，因恶梁者之私论也。唐自僖、昭以来，不能制命于四海，而方镇之兵作。已而小者并于大，弱者服于强。其尤强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晋，共起而窥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讨贼，以与梁争中国，而卒得之，其势不得不以梁为伪也。而继其后者，遂因之，使梁独被此名也。
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论者犹以汉为疑，以谓契丹灭晋，天下无君，而汉起太原，徐驱而入汴，与梁、唐、晋、周其迹异矣，而今乃一概，可乎？
曰：较其心迹，小异而大同尔。且刘知远，晋之大臣也。方晋有契丹之乱也，竭其力以救难，力所不胜而不能存晋，出于无可奈何，则可以少异乎四国矣。汉独不然，自契丹与晋战者三年矣，汉独高拱而视之，如齐人之视越人也，卒幸其败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国委之许王从益而去。从益之势，虽不能存晋，然使忠于晋者得而奉之，可以冀于有为也。汉乃杀之而后入。以是而较其心迹，其异于四国者几何？矧皆未尝合天下于一也。其于正统，绝之何疑。
“或问〈康定元年〉”
或问：“子于《史记·本纪》，则不伪梁而进之，于论正统，则黜梁而绝之，君子之信乎后世者，固当如此乎？”
曰：“孔子固尝如此也。平、桓、庄之王，于《春秋》则尊之，书曰天王，于《诗》则抑之，下同于列国。孔子之于此三王者，非固尊于彼而抑于此也，其理当然也。梁，贼乱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统，其为不可，虽不论而可知。然谓之伪，则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故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者，理当然也。岂独梁哉，魏及东晋、后魏皆然也。尧、舜、桀、纣，皆君也，善恶不同而已。凡梁之恶，余于《史记》不没其实者，论之详矣。或者又曰：“正统之说，不见于六经，不道于圣人，而子论之，何也？”
曰：“孔孟之时，未尝有其说，则宜其不道也。后世不胜其说矣，其是非予夺，人人自异，而使学者惑焉，莫知夫所从。又有偏主一德之说，而益之五胜之术，皆非圣之曲学也。自秦汉以来，习传久矣。使孔孟不复出则已，其出而见之，其不为之一辨而止其纷纷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呜呼！尧、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义。自秦以后，德不足矣，故考其终始，有是有非，而参差不齐，此论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据其迹而论之，所以息争也。”
或者又曰：“论必据迹，则东周之时，吴、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统也，子独不论，何也？”
曰：“东周正统，以其不待较而易知，是以不论也。若东晋、后魏，则两相敌而予夺难，故不可以不论。吴、徐、楚非周之敌，虽童子之学，犹知予周也，何必论哉？”
“附论七首·原正统论”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乱，僣伪兴而盗窃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
自汉而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为宋、齐、梁、陈。自唐而上，至于后魏，又推而上之，则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终之际不明，由是学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盖其是非之难也。自周之亡，迄于显德，实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或理或乱，或取或传，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论者于此而难也。大抵其可疑之际有四，其不同之说有三，此论者之所病也。
何谓可疑之际？周秦之际也，汉、魏之际也，东晋、后魏之际也，朱梁、后唐之际也。
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汉而天下一，莽不自终其身而汉复兴，论者曰伪，宜也。魏得汉而天下三分，论者曰正统，其可疑二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周、隋承元魏，则无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无异魏、晋，而梁为伪。刘备汉之后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别称蜀，不得正统，可也。后唐非李氏，未尝一天下，而正统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谓不同之说三？有昧者之论，有自私之论，有因人之论。
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当东周之迁，王室微弱，吴、徐并僣，天下三王，而天子号令不能加于诸侯，其《诗》下同于列国，天下之人莫知正统。仲尼以为周平虽始衰之王，而正统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统之所在。故书王以加正月而绳诸侯。王人虽微，必加于上，诸侯虽大，不与专封，以天加王，而别吴、楚。刺讥褒贬，一以周法。凡其用意，无不在于尊周。
而后之学者不晓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鲁。或曰起鲁隐之不正，或曰起让国之贤君，泥其说于私鲁。殊不知圣人之意在于尊周，以周之正而统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义，因悖弃先王之道，而自为五胜之说。汉兴，诸儒既不明《春秋》正统之旨，又习秦世不经之说，乃欲尊汉而黜秦，无所据依，遂为三统五运之论，诋秦为闰而黜之。夫汉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义而起也。而说者直曰以火德当天统而已。甚者，至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至于王莽、魏、晋，直用五行相胜而已。故曰昧者之论也。
自西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后周、隋。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正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至其甚相戾也，则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