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间进〉
欧阳修字永叔，吉州永丰人。四岁而孤，母郑氏亲诲之学。及冠，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韩愈遗稿閟于世，学者不复道，修游随，得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昼停餐，夜忘寐，苦志探赜，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留守钱惟演器其材，不撄以吏事，修以故益得尽力于学。
入朝，为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时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诒书责之，谓“不知世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劝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又上《朋党论》，其略以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同利之时，暂相党引，及见利而争先，则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
修天性疾恶，论事无所回隐，人视之如仇，而愈奋励不顾。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诏特除之。
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修曰：“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于策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岚多禁地废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虏有。”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粟数百万斛。
使还，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为间。”贼平，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修捕博文系狱，昭亮惧，立出之。兵之始乱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分隶诸郡。富弼为宣抚使，恐后生变，将使同日诛之。与修遇于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弼悟而止。
杜衍等相继罢去，修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小人欲广陷良善，必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诬以专权。盖善人少过，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今四人一旦罢去，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又有诈为修奏，乞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于是富弼、韩琦复用，庆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贺于朝。修乞蔡州去，帝复纳刘敞、赵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垄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修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耳。横垄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宰相陈执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
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
嘉祐元年水灾，修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英宗未亲政，后太后御帘，大臣奏事，间有未可，修必力抗是非。台谏官至政事堂，所论或矫异，他执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请，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诽益众。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订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降三年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三夫人为后。帝不敢当。于是御史吕诲等六人争论不已，指修为主议，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谴修，访于故宫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推治。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修亦罢为观文殿学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徙蔡州。
修本以风节自持，既数困污蔑，才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钱，为王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不悔也。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学推韩愈、孟轲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篇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殆与《史》、《汉》相上下。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名言。
中子棐，棐字叔弼，广览强记，能文词。年十三时，见修著《鸣蝉赋》，侍于侧不去，修抚之曰“儿异时必能为此”，因书以遗之。用荫为秘书省正字，登进士乙科，念父老不肯仕，强之，乃调陈州判官，终不行。修所为文须人代者，多出其手。修薨，代草遗表，神宗读而爱之，意修自作也。免丧，始为审官主簿，官制局检详官，太常博士，主客考功员外郎。议者患选人员多，请令二十五岁而试于铨，又守选三年而后仕。进士特奏名者，予之官而不使调选。棐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议本意也。且所为议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选，是反害之也。所谓特奏名者非他，儒人老于场屋者也，闵其无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沾禄而后归。今乃授之虚名，是终穷之也。”遂得不变。元祐初，以集贤校理为著作郎，判登闻鼓院，复徙职方礼部员外郎、知襄州。曾布执政，其妇兄魏泰恃声势来居襄，规占公私田园，强市买，与民争利，郡县莫敢谁何。至是，指州门东偏官邸废址为天荒而请之。吏具成牍至，棐曰：“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却之。众共白曰：“泰横于汉南久，今求地而缓与之且不可，而又可却邪？”棐竟持不与。泰怒，谮于布，徙知潞州，旋又罢去，夺校理。元符末，还朝，历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阁知蔡州。蔡地薄赋重，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多取于民，民不堪命。会有诏禁止，而佐吏惮使者，不敢以诏旨从事。棐曰：“州郡之于民，诏令苟有未便，犹将建请。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诏止之。若有惮而不行，何以为长吏？”命即日行之。未几，坐党籍废。十余年卒，年六十七。
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奏、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烨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乃复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修复起。阏百川之颓波，导之东注，斯文正传，追步前古，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此两人足以当之。愈不极于用，修用矣而不极其至。然国朝文风，彬彬至今，修之功，学士大夫相与尸而祝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