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顺便在这里把明氏的生平略提一下，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更能了解他的著作。明氏于１８４５年７月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二十二岁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ＢｅｌｏｉｔＣｏｌｌｅｇｅ），二十六岁时与同学狄更生女士（Ｅｍｍａ＿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结婚，享伉俪生活五十五年之久。他于１８７２年来华，在天津为传教师，时年二十七岁。后来不久即到山东，从事传教与救灾等工作。自１８８０年后，他久居于恩县之庞家庄，从事于农村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事业，有二十五年之久。后来他在国际上得享盛名，大半由于他从山东这一带农村所得的经验里所发表的文章。最早发表的是《中国的格言与谚语》（Ｔｈｅ＿Ｐｒｏｖｅｒｂ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Ｓａｙ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登载于《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中国人的素质》出版于１８９２年，时年明氏四十七岁，来华后整二十年。《中国的农村生活》出版于１８９９年，时年五十四岁，来华后二十七年。他的著作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已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义和团的运动是发源于山东的西部，明氏亲见其开始活动，亦曾警告北京政府，但未为当局所注意。１９０１年义和团之乱作，明氏被围困于北京使馆。次年根据其亲身的经验，发表《骚动中的中国》（Ｃｈｉｎａ＿ｉｎＣｏｎｖｕｌｓｉｏｎ）一书。于１９０６年返美，为教会募捐运动，在美国各处奔走讲演，大为人所欢迎。也就是在这一年，明恩溥氏为中国做了一件大事。
１９０６年３月６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Ｒｏｃ－ｓｅｖｅｌｔ）邀请明氏在白宫午宴。宴后明氏向总统建议美国可退还庚款予中国。明氏所申述的种种理由，其热烈的情绪表现。以及他的讲话的天才，使罗斯福总统于聆听之下，大受感动。用明氏自己的话：“我预先准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并且当时清清楚楚地对总统一直说出来……总统像一个电机似的，感觉非常灵敏，易为磁力所吸引，简直不能使他安静片刻。他在我讲话的进行中。不时插言，以兴奋与郑重的语气说道：‘明博士，我完全与你同意，就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把二千万的庚子赔款要用在与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总统回答说：‘你给我写一封信，说明你想应当如何做。你最好也去到国务院见罗特（Ｅｌｉｈｕ＿Ｒｏｏｔ）谈谈。’……我随后就到了国务院，陈述了我的意见。”
十天后，在３月１６日，罗总统致明氏一函，大意说：“我非常快乐地读了你的两部大作，迥非它书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于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前次会晤，至为愉快。对于我们所谈关于中美庚款的事，尊意以为我能作什么，请即示知为盼……今日德国大使曾对我说在他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的出版品中，尊著是最好的。”
４月３日，总统在复明氏的函内说：“……我极赞成你所建议的政策。但庚款之退还一举，是否不被中国看为是一种示弱的行为，我也不能不有所踌躇。但除非有反面的重要理由发生，我颇倾向取决于你的判断。我也要与国务院的罗特商谈此事。自然你也知道我是不能控制国会的行为。但我要在行政方面尽我的力量，并且也要与国内教育文化机关共同努力，促进此事之实现。”
由罗总统这样热心的赞助，庚款退还的议案遂得顺利地在国会通过。此后造就了数千百留美的各种人才，创办了完备的清华大学，并促进了中美的邦交。均为明氏建议的结果。在明氏最初发表其意见时，论者笑之。讥为一时的情感与幻想。及至此建议实现之后，在二三十年内各国人士亦发表了种种的批评。但于近几年内其他各国也都跟着美国的脚步把庚款一一退还中国了。今日饮水思源，吾人不能不归功于当日明氏的卓见。
明氏将庚款退还的事办完以后又返回中国，常到各省旅行。此后他又发表了两部著作，其一为《中国的振拔》（Ｔｈｅ＿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Ｃｈｉｎａ），英文原本售出十八万部之多，已被译成数国文字，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文字一。明氏八十一岁时，夫人去世，始退休于美国加利弗尼亚州之克利蒙特村（Ｃｌａｒｅｍｏｎｔ）。他在１９３２年８月３１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美国无线电及各处报纸均表示追悼。国务院电唁其家属，表示哀悼之意，并称颂其在远东之功绩。在杂志中有不少纪念他的文章。这里可以摘录在华多年而又熟识明氏之博晨光教授（Ｌｕｃｉｕｓ＿Ｃ．Ｐｏｒｔｅｒ）所写关于明氏一段文章的大意：“……明氏一方面被认为是一个世界的人物，而一方面为许多淳朴的农民所怀忆，这正足以显明他的人格与地位。明氏天赋之高，使他成为世界所注意的人物，他却终身如一日的致力于劳苦大众生活之向上……明氏有敏捷的机智，有锐利的眼光，有作文的天才，长于幽默与滑稽，且对于世界问题独具慧眼……他是大人物的良朋，但照样也是一般最不幸的人们的好友。他终身以服务人类为职志。他的好作严峻的批评、好用似非而是之讽刺的语句，使初识他的人误认他是一个愤世嫉俗者，或一个悲观者。他那对于社会背景和人类行为之特殊犀利的观察力，真可以使他成为世界上大幽默家而有余。但他不止是一个人类之讽刺的观察者，无论是对于他的本国人或对于他国的人，他是一个彻底之人类的服务者，无时无地不是在帮助需要他的人，不论是好人是坏人，直至他与世长辞。在中国就一连服务了五十四年，又差不多都是在穷乡僻壤……有的中国人对于他所叙述关于中国人之生活的一些观察表示不满，也有的西洋人看他的言论属于悲观一派。这些印象一部分是由于明氏的一种习惯，就是他对于一种现象的描写，常是把那种现象之缺点的方面先指出来；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也呈现一种游戏的状态；他对于事实观察的天才，发现一般人所没有理会的社会间潜隐的势力与他深刻的解释，均为其严酷的幽默与悲观论调之原因。但是，说也奇怪，同时他的百折不回、始终如一地牺牲自己为中国农村服务的精神和对于宗教的坚固的信仰，似乎与他发表的一部分言论有些矛盾。我们要承认他是一个绝对信仰爱的力量能改造世界之坚强的乐观者。”对于这段可谓盖棺论定的话，明氏有知，也许在地下含笑着说一句：“这孩子还算知道我。”（按：博先生之父为明氏之同班而又系多年共生死之交的同事，故博先生称明氏为叔）。
总之，明氏终身的事业是在中国，也是对于中国极表同情的人。他的幽默的甚至刻薄的或言过其实的笔调，的确使我们感觉不快或不满；有时遇到修养稍差一点的人可以到怒发冲冠的程度。但我们读了他的描写以后，能使我们对于他所指出的特性留着很深的印象，也未尝不是受着他这种文体之赐。“良药苦口”，终究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最好是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得到他正面的益处。再者，一个民族的特性是要从大多数民众日常生活看出来，而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是农民。明氏的书是根据农村社会生活写的，是他多年与农民接触所得的印象，所以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他的印象不一定都完全正确，但明氏确是一个胸襟阔大、动机纯正的人；是一个悲天悯人、救世为怀的人；也是一个对于中国有热烈感情的人。
他一方面欣赏中国的文化，一方面认真地评判，且不客气地、忠实地把他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想到的和盘托出。他不单是用目看，也是以心感的。他同情人类，敬重中国，同时他重事实，他爱真理。我们要知道，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西洋人。西洋人是讲效率的，是注重时间的。是活动的，是具冒险性的，是尊重妇女的，对于衣食住是好清洁的。中西文化的背景既有很大的差别，明氏当然不知不觉地免不掉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镜。他归纳的种种结论或有可非议之处，其中有的尚需要精密的研究；但他所引用的许多例子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明氏不但说一口好中国话，尤其是山东的土话，并且也很通中国的文字，曾读过不少的中国历史与经书。所以对于他二十多年的实地观察，我们不能轻易放过，因为决非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者所能比拟。他无论是说英文或中文，总是出口成章，又因幽默成性，的确有时他说的话往往使人不得要领，莫名其妙。例如一次他说：“‘国以民为本，民无信不立’，所以中国应当多立邮政局！”不知究竟他是把原文弄错，还是在说笑话。因此，我们读他的书，要在字里行间求得他真意之所在，不要犯了以辞害义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