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让读者注意到的上述事实，有可能使不熟悉中国人素质的人，得出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宗教这样的结论，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的确有人也这样直言过。密迪乐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中，就谴责了古伯察先生的某些过于宽泛的概括，密迪乐先生断言那是“对很大比例人类的高尚生活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密迪乐先生一向愿意承认，对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宗教辩论的结论，中国人概不关心，对把这些结论当做信念的民族行为，他们也不关心。但密迪乐先生坚决否认中国人“缺乏对不朽的渴望，缺乏对美好而伟大的人物的由衷的敬仰，缺乏对美好伟大的事物毫不动摇的执著，缺乏热烈的渴望，没有一颗向往高尚、向往神圣的心灵”。除此之外，威妥玛爵士，他对中国和中国人长时期以来一直都很熟悉，这使他有资格对中国人有没有宗教作权威评述，他最近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认为宗教不仅仅是单纯的伦理，我可以否认中国人有宗教。他们确实有崇拜对象，确切地说，是许多偶象混在一起崇拜，但没有信念；他们有无以数计而又各式各样的不成熟的偶像崇拜，他们也会嘲笑这些崇拜，但不敢漠视。”
对于这个虽然有趣却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不想涉入。详细讨论一下很容易，但我们不敢肯定是否能把事情弄明白。在我们看来，探讨这个问题有一个实际的办法，要比抽象的讨论更能达到目的。道教与佛教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但中国人并没有因此成为道教信徒，也没有成为佛教信徒。他们是儒教的信徒，不管在这个信仰之上加上什么，或者减少些什么，中国人总是儒教信徒。我们打算探讨一下儒教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使之不能成为中国人应该有的一种宗教，并将以此结束我们的讨论。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引用中国问题方面的一位杰出学者的结论，他的结论是不能轻视的。
花之安博士在他的《儒学汇纂》一书的结尾处，用了一个章节来写“儒学的不足与错误”，不足与错误是指出来了，但同时还得承认，儒学中有不少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十分优秀，不少观点还能与基督教的启示产生共鸣。我们引用其二十四条，并予以些许评论。
第一，“儒学不承认与现存的神有任何关系。”
第二，“没有区分人的灵魂与肉体。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生理上，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清楚的定义。”
关于人类灵魂，没有任何明确的教义，这使得学习儒学的外国学生感到十分困惑。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儒学教导的最终结果是，根本不懂什么灵魂，只知道那是一种肉体上的活力。一个人死后，古老而权威的说法是灵魂升天，肉体入土。但有一种比较简单的理论认为“灵魂”或者气息消散在空中，肉体入土为安，这与真正的儒学家的不可知论的唯物主义完全符合。常常无法让中国人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他有三个灵魂？一个灵魂？还是根本没有灵魂。他对这件事，如同他对吃饭是哪些肌肉带动哪个器官，只要这过程还顺当，他才没有兴趣去管那些帮助消化的肌肉被解剖专家称作什么名称。同样，只要他对自己的消化器官和靠他生活的人的消化器官还顾得过来，他才不会去关心自己的和他们的灵魂（如果有灵魂的话），除非他看到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与米价有关。
第三，“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是圣人，有的人却生来就是凡人。”
第四，“据称，人人都有到达道德完美所必需的才情和力量，却没解释与此断言相对立的事实。”
第五，“儒学在训诫罪恶时，口气不够坚决、不够严肃，因为除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谴责之外，没有提及惩处措施。”
第六，“儒学总体上说对罪恶洞察得不够深刻。”
第七，“儒学发现不可能解释死亡。”
第八，“儒学没有调节手段可恢复人们所理想的本性。”
第九，“祈祷，以及祈祷的道德力量，在孔子体系中没有立足之地。”
第十，“尽管不断强调诚信，但却从未被鼓励过说话诚实这一前提，事实也正相反。”
第十一，“允许并容忍一夫多妻制。”
第十二，“认可多神论。”
第十三，“相信算命、选日子、预兆、梦境，以及其他幻想的产物（比如凤凰等等）。”
第十四，“把伦理与外在仪式混为一谈，使之成为专制政治的，种形式。”
第十五，“孔子对古代制度的立场观点反复无常。”
第十六，“断言某些优美曲调会影响人们的道德是荒谬的。”
第十七，“夸大榜样的影响，孔子本人就是极好的一例。”
如果真如儒家伦理所言：君是皿，民是水；杯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平的，水也就是平的——这就难于解释何以中国的伟人没有强烈地影响那些研究伟人的人们，并修正其性格。如果真如儒学家所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为什么实际效果会这么差？下列第二十条中提到的对“贤人”的神化与刚才第八条已经指出的完全没有调节手段，两者是相对应的。无论圣人有多么“贤”，他也只能提出好的建议。一旦建议不被采纳，他非但爱莫能助，反而不再提了。
我们一直觉得，孔子有一段话很有启发性：“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只对贤人提建议。这些建议都是极好的，但不是预防性的。如果不能起到预防作用，那就需要一帖补药。一位旅行者落入贼手，被洗劫一空并被打伤了，却同他大谈什么参加友好旅行队的重要性，谈他不接受劝告因而皮肉严重受苦，还有可能会失血，中枢神经也会受伤害，这完全于事无补。这位受伤者已经因失血而昏过去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一切，事实上他一向知道。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回过头去数落他违反常规后的各种后果，而是油、酒和一个能养伤的地方，而首先需要聪明且乐于帮助的朋友。对身体残疾的人，儒教还时常能做些事情；而对道德和精神上受伤的人，儒教就爱莫能助了。
第十八，“对儒学来说，社会生活的体系是暴政。妇女是奴隶。孩子在与长辈的关系中，处于臣民的地位。”
第十九，“孝顺父母到了奉为神明的地步。”
第二十，“孔子体系的最终结论，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即崇尚贤人，例如人的神化。”
第二十一，“除了没有任何真正的伦理价值，祖先崇拜也没有关于永恒的明确概念。”
第二十二，“希望现世现报，无意之中培养了自私自利之。仁。如果这不是贪婪，也至少可以说是野心勃勃。”
第二十三，“整个儒学体系没有给予普遍人任何安慰，不管是在他们生前还是死后。”
第二十四，“中国历史表明，儒学在试图给人以新生，让人有更高尚的生活和作为方面，是无能为力的。现在，在实际生活中，儒学已经与黄教和佛教的观念和做法充分融合了。
关于中国各种不同信仰的奇异结合，我们已经作了论述。中国人自己也完全明白，无论儒教还是同它在一起的各种宗教，都不能给人以新生，让人有更高尚的生活和作为。有一篇作者不详的寓言故事，淋漓尽致地表明了这一点：有一天，孔子、老子和如来佛在极乐世界里相遇，他们一起悲叹在这个堕落的时代，他们优秀的教义在“中央帝国”看来没有什么进展。经过一阵讨论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原因一定在于他们的教义尽管被人赞赏，但如果没有一个永恒的榜样，人类就无法实践这些教义。他们因此决定，每个教派的创始人都应该到人间找一个可以担此重任的人。他们立即行动，四处找了一段时间之后，孔子遇见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老人并没有离座欢迎这位圣人，而是请孔子坐下，谈起古代的教义，以及这些教义当今如何被蔑视，如何被执行的情况。老人在言谈之中表现出极其熟悉古代的信条，并具有深刻的判断。这使孔子极其高兴，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孔子准备走了。但孔子起身要走的时候，老人却没有起身相送。孔子找到一无所获的老子和如来佛，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们，建议他们去拜访这位坐着的哲人，看看他对他们两人的教义是否一样精通。老子极为兴奋地看到，这位老人对道教的熟悉几乎不亚于老子本人，其口才与热情也堪称典范。与孔子一样，老子也发现尽管这位老人态度上极其尊敬，却一直坐在那里不动。轮到如来佛，他也碰到了同样惊奇而可喜的成功。老人还是没有起身，但他对佛教内在含义的洞察，却是多年未见的。
这三位宗教的创始人相聚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这位极其难得而又令人赞赏的老者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他不仅可以分别介绍“三教”，而且可以证明“三教合一”。为此，他们三个一起又来到老人面前。他们解释了上次拜访他的目的，老者的智慧又是如何激起他们崇高的愿望，并说希望他来振兴这三个宗教，使之最终付诸实践。这位老者仍然坐在那里，恭敬而又专心地聆听，然后回答说：“尊敬的圣人们，你们的善行比天高、比海深，你们的计划既深刻，而又充满智慧，令人敬佩。但你们不幸选错了去完成这项伟大改革的代理人。我的确仔细研读过《道德经》和其他经籍，并且也的确多少有点明白它们是崇高的、一致的。但是，有一个情况你们没有考虑到，或者没有注意到：我上身是人，下身却是石头。我擅长于从各种不同观点来讨论人的各种责任，但因为我自身的不幸，就永远无法把其中任何一点付诸实践。”孔子、老子和如来佛深深地叹息了一下，就从地面上消失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作努力，去找向人展示这三个宗教的教义的凡人了。
常有人把如今中国的状况比之于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帝国。毫无疑问，中国如今的道德状态，远远高于那时候的古罗马帝国，但在中国，正如在古罗马，宗教信仰几近崩溃。我们可以像吉本评论古罗马那样来说中国：对普通人而言，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真实；对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是一样具有欺骗性；而对政治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可以利用。中国皇帝与古罗马皇帝一样，可以说“既是高级教士又是无神论者和神”！儒学正是这样，混合着多神论和泛神论，把这个帝国带到目前这种状况。
我们已经认真地说过，有一样东西要比纯粹的无神论更坏，那就是漠不关心无神论的对与不对。在中国，多神论与无神论是骰子上相对的两个侧面，不少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两者都对，根本没感到有什么矛盾。
中国人本性上就对最为深奥的精神原理绝对冷漠，这是中国人心灵中最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乐于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一个没有心智的灵魂，接受一个没有生命的心灵，接受一个没有缘由的秩序和没有上帝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