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从很多方面证明了他们的互相猜疑。买卖双方互不信任，因此，双方一致认为，暂时把事情交由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这样做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好处，因为双方的利益分成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只有拿到钱，生意才算做成。如果这件事情有不少内容，有些就得写下来，因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中国银子市场的混乱状况，一部分原因在于钱庄不信任顾客，而顾客也不信任钱庄，双方都很有理由。中国南方甚至中国任何地方每一枚加盖印戳的银元，都证明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的猜疑本性；尽管他们想做成一笔生意时是精明的，但不愿做一笔生意时，他们更精明。一个顾客，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希望天黑之后花用银子，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可疑，难怪城里的每个商家都不断忠告说。今天打烊，明日请早。
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十分复杂，我们从马可·波罗那里获知，钱庄汇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但这些票据绝非普遍，而且看来也只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流通。相距十英里的两个城市的钱庄，会拒收对方的汇票，而且这样做还是挺有道理的。
中国的高利率，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互相缺乏信任的见证。这种过分的榨取，主要不是钱的使用费，而是巨大风险的保险金。中国根本就没有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投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帝国的资源开发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民无信不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许多事情会长期悻离这句话，以致于极大地损害人们的利益。
几年前，报纸上刊登了一段有关纽约华人社区情况的报道，这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在商业上互相猜疑的奇特例子。这个中国人的组织大概同中国人在别的城市建立的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还有十二名头面人物做市政官员。他们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存放在一只很大的铁制保险箱里，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他们锁上了一排十二把笨重的中国式铜挂锁，而不是纽约各家银行那种结构复杂外观漂亮的暗码锁。这十二位市政官员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如果要打开保险箱，就必须十二个人同时到场，每人打开自己的那把。这些杰出的市政官员中有一位不巧去世了，于是，市政事务陷入了极端混乱。他那把锁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冒险占他的位置，这是因为害怕这样一种迷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任，让他得同样的病死去。直到一场特殊的选举之后有人填补了这个空缺，才会有下文。这件小小的事故的确是一个窗口，愿意一看的人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性格的重要特征——组织能力、经商能力、互相猜疑、无限轻信，以及对西方人的制度和发明的沉默的蔑视。
中国的政府结构，也同样存在因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实就是亚洲所特有的一个例子，中国很早就有；但当今的清室却用十分有效的办法对付了这个危险的阶层，剥夺了他们在历朝历代祸害他人的权力。
当不和谐的双方，比如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必须在高层次上合作时，必然会有猜疑。而满人和汉人在管理政府方面的奇异结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说明他们之间相互猜疑：“六部”中满人担任正职，汉人也许就担任副职。通过这样的互相牵制和平衡，国家机器得以维持。庞大而重要的检查机关同样证明这一点。
那些了解中国政府内部运作情况的人，他们的观点让我们确信，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互相猜疑这也是中国官方生活的特点。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样子。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上级官员嫉妒下级官员，因为这些对手令人惧怕。另一方面，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也少不了猜疑，因为上级官员可以随时让他调任或免职。看来有充分理由相信：上下级官员都多多少少嫉妒庞大而有力的文人阶层，而官员们又一致戒备着老百姓。后一种心境，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半政治性质的社团，因而整个帝国成了个大蜂窝。一个知县可以压制如著名的在理教这样的社团的年度聚会，只不过因为这个社团禁止享用鸦片、酒和烟草。知县想把他们预定的宴席让给他衙门里贪婪的“虎狼”。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在理教计划反叛，证据确凿，而是因为官方早就假定他们一定会那样做。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这个也不例外。这种普遍的猜疑解决了全部问题，政府随时干预，抓住首领，发配或除去，这一刻的疑心解除了。
很明显，此处论述的互相猜疑的习性，强化了前面讨论过的保守性，因而使新事物无法得到采用。人口调查，由于政府很少为之，致使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感到陌生，甚至连这种说法都不熟悉。因此，这种人口调查总是让人心生疑窦，怀疑其别有用心。这种猜疑的真实性，可以用笔者所住邻村的一个事件来阐明。有两兄弟，其中一个听说已经下令进行人口调查，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强制性移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地习俗，他们中有一人要留在家里看祖坟，弟弟预见到自己肯定要走了，就自杀以逃脱了长途跋涉之苦，这样就使政府的计划受了挫。
猜疑与保守的混合，使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中国人回国至今，一直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这一致命的结合，同样也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必然引进。而对政府意图的猜疑，将会长期阻碍中国需要的改革。三十多年前，就曾有人向北京某位显赫的政治家指出发行银质铸币的重要性，他非常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永远都不能去设法改变这个帝国的货币：“如果尝试着那样做，老百姓马上就会认为朝廷要从中谋利，那是行不通的。”
开采矿藏也障碍重重。如果开采得当，应该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地下的地龙，地上的侵吞和猜疑，层出不穷，使得这方面任何最基本的进步都举步维艰。不管好处有多大有多明显，当人人对此猜疑皱眉之时，引进新事物便几乎不可能了。已故的倪维思博士在芝罘为中国培植外国高级品种水果，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水果明显可以产生巨大收益，但他每做一步，就不得不与这种猜疑作斗争。换一个不够耐心、不够善良的人，早就厌恶地放弃这个计划了。一旦有了好的收成，这种状况就逐渐消失了。但是，当中国海关对养蚕种茶进行调查时，这种猜疑却是十分真切的。那些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人，何以相信，与以往积累的经验相反，这次调查的目的不是征税，而是促进生产，增加劳动的收益。谁听说过？谁能相信？中国人对这种计划在心里所持的态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兰谚语来表达：“狐狸跳进鹅圈里时说：大家早上好。”
我们还是接着来谈这个话题与外国人的特殊关系。对外国人十分猜疑，时常伴随（或许主要也是因为）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外国人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去干最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一个外国人走到一个人们不常见到他的地方，人们会据此推断他在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如果他注视着一条河流，那他一定是在探测河里有没有贵重金属。人们认为他有能力看到地下深处，看出有没有最值钱的东西可以拿走。如果他参加赈济饥荒，人们不用仔细思考，就知道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挟持一批这个地方的人去国外。正是由于对“风水”的这些看法，外国人不能上中国的城墙。而在中国的外国建筑物，其高度必须严格规范，如同帝国的边界线一般。中国看来完全缺乏自然界一致性的信念。贝德禄先生提到过四川某山区有一种说法，认为长鸦片的地方，地下就有煤。但这不单是无知的人的概念，因为彭北莱教授宣称说北京有位高级官员告诉过他同样事情，并将不知道煤的生长速率来作为反对煤矿开采过快的理由。据说，已故政治家文祥读了丁韪良博士的《天道溯源》之后，有人问他有何看法，他回答说，书中科学的部分他准备接受，但“宗教部分”（其中断言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实在不敢苟同。
外国人来中国，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到李希霍芬骑马游历乡间，他那副毫无目的信马由缰的样子，使四川的老百姓把他想象成一场惨重战斗之后的逃命者。许多中国人，尽管过后十分了解外国人，但他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如果这个外国人正巧个子很高，他们都会暗自吃惊。许多中国妇女受到劝告，她们一旦主动走进外国人的房子，要人命的咒语就会起作用，让她们中魔；如果最终硬要她们进去，她们也绝对不会踩外国人的门槛，或者照外国人的镜子，因为那样做就会安全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