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注意到居于“五常”之首的“仁”，它代表着中国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仁是祝福，而同情则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伙伴之情。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在论述中国人行一定的善的前提之下，来表明中国人明显缺乏同情心这个命题。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中国的人口是密集的。这个帝国几乎所有地区都会周期性地发洪水，闹饥荒。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是这么无法遏制，因此能控制人口增长的环境在许多其他国家里都起作用，但在中国效果相对差一些。最穷的人也要继续让孩子们早早地结婚，而这些孩子又要生出许多孩子，似乎他们有糊口的粮食。由于这些或其他原因，结果使得大部分人只能现挣现吃，名副其实的“双手刚挣来的东西，马上就得送进嘴里”。这可以解释为何到处都有按日计酬的务工者，而这种状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与什么地方的中国人打交道，外国人马上就会觉察到，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有现钱。叫他们做事情，第一个要求就是给现钱，干活就是为了吃饭，前提是他们一无所有。甚至富有的人在碰到急用时，也常常筹不齐最起码的数目。有一句最为意味深长的话，说一个人被迫筹钱去应付官司、安排葬礼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称作“度饥荒”，也就是像一个饥饿的人急迫地寻求帮助。除卞有钱有势的人，谁都无法应付这类事情而不需要帮助。贫困而又役有希望，这是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对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在最粗心的观察者看来也是十分明显的。生计之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习惯，即使在生计之忧不那么急切的时候，人们也习惯过最艰苦的生活。在这个层次上只有钱与粮这两个突出的事实。钱与粮是一对焦点，构成中国的椭圆，中国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围着它们转。
中华帝国的芸芸众生陷于深深的贫困之中，他们经常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艰难求生。对于他人所遭受的各种可以想见而又令人同情的苦难，他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了。一个中国人，无论怎么具备仁慈之心，实质上都无能为力，哪怕是减轻时时见到的苦难千分之一，他都做不到——而荒年的苦难又要成倍地加重。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人肯定会意识到，减轻苦难是绝不可能的，不管是靠个人的善心，还是靠政府的干预。所有这些办法，即使勉力为之，也只是治标而不治本。他们的治理方法，好比治伤寒病人分发一些小冰块——每个病人都分到好几个盎司，但没有医院，没有食品，没有药物，没有护理。因此。毫不奇怪，中国人没有更加仁慈的有效办法。完全缺乏体制、预测和管理，而慈举善行却还能进行下去，则更是令人奇怪了。如果人们一直碰到无法防止也无力救助的苦难，这种现象对哪怕是最有教养的人所产生的结果，我们是并不陌生的。每一场现代战争都足以说明这种现象。第一次看到流血，腹部上的神经会发生痉挛，因而留下了不灭的印象；但这很快就会过去，接着就会对此相对麻木不仁了，但看见一次，就会永生难忘。在中国，总是有一场社会战争，大家对其后果都已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
对身体上有任何残疾的人的态度最能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人们普遍认为，破子、盲人（尤其是瞎了一只眼的人）、聋子、秃子、斜眼，都是要避而远之的。似乎身体有缺陷，品质也肯定有缺陷。据我们观察、那样的人在西方非但不会受到残忍的对待，而且还会让人们油然而生一些同情。而他们在中国却被视为因为犯有隐秘的罪恶才受到这样的惩罚的，这种看法与古代犹太人不谋而合。
那些不幸先天残疾或者后天致残的人，不被人提及痛处就没法活下去。最温和的方式是描绘其缺陷，以吸引公众注意。药铺抓药的对一个病人这样说；“麻大哥、你是哪个村的？”一个眼斜的人经常会听见别人说“眼睛斜，心地歪”；头发一根不剩的人则经常受到这样的提醒：“十个秃子九个诈，剩下一个是哑巴。”类似白化病这样的缺陷也会变成无聊的玩笑、似乎永远都不会有停的时候。像这样不幸与众不同的人，必须一辈子逆来顺受，要想有好心情，就得对此毫无脾气，充耳不闻。
对精神上有所缺陷的人，中国人也过分坦率。“这个孩子，”一位旁观者说，“是个傻子。”这个孩子兴许根本就不“傻”，但这样不断当面说他没心眼儿，他那尚未发展起来的心智会很容易就此枯萎。这样对待一切精神病人或者完全是别的病症的病人是很普遍的，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行为举止上的细节。发病的原因、病情加剧的症状，都是公有财产，都当着病人的面一一抖搂出来，而病人必须完全习惯于别人称他为“疯子”、“呆子”、“笨蛋”等等，等等。
一个民族把生男孩视为头等大事，无怪乎家里没孩子会不断遭人嘲骂，就像传说在古代，先知撒母耳的母亲的“对头，大大激动她，要使她生气”。如果为了什么原因。或者根本不为什么，一个母亲悄悄地闷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事情让人知道之后，大家也不会感到奇怪。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在对待迎亲那天新嫁娘时也是如此，其方式很有特点。新娘子总是很年轻，很胆怯，突然置身于陌生人群之中，自然不胜恐惧。尽管各地风俗有很大差别，但这个可怜的孩于突然暴露在众人注视之下，却没人在乎她的感受。有些地方还允许掀起轿帘瞪大眼睛看新娘。另外一些地方，不少尚未出嫁的姑娘在新娘子必经之路旁占好一个有利地形，满手捧着草屑或者米糠，撒在新娘子费时费力地油过的头发上。当新娘子到达公婆家起身出轿之时，她得像一匹刚买来的马一样，接受评头品足，不难想象她会是什么感觉。
中国人十分看重繁文缛节，但他们显然看不到会让人不快的事情，因而也就想不到去避免。笔者有一个中国朋友，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讲失礼的话，说他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最感惊奇的是外国人脸上长满了胡子，像猴子一样，他接着保证说：“现在我已经很习惯了！”有人当着学生的面，要一位老师评论一下这些学生的能力，老师回答说，在他们面前离门最近的学生最聪明，二十岁就会学业有成，但旁边那张桌子的两个孩子是他见过最笨的。人们从没有想过，这样的评论会给学生带来什么。
中国人缺乏同情，也体现在他们的全部家庭生活之中。不同家庭虽有很大不同，但究其本质都关系不好，很容易看到大多数中国家庭根本就不幸福。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缺乏感情上的联合，而这在我们看来是现实的家庭生活中最基本的。中国家庭通常是个人的联合，永远不变地联系在一起，有着相同利益，也有不少不同之处。最终结果，中国家庭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家庭，中国家庭里不存在同情。
中国的女孩，一生下来就多多少少不受欢迎。这一现实对她们之后的全部经历，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并且为缺乏同情这一点提供不少发人深省的事例。
母亲与女儿在狭窄的院落这种中国生活条件下过日子，不免会发生口角，随口乱骂是日常生活中随心所欲养成的自由。有一句特别的俗话，了解中国家庭的人会觉得意味深长；妈妈骂女儿，仍是亲闺女。女儿一旦出嫁，除了无法脱离的血缘关系，就不再与娘家有什么关系了。所有家谱都略去女儿的名字，其理由根深蒂固：她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女儿，而是人家的儿媳妇了。人的本性会使她有回娘家的要求，各地风俗不同，有的走得勤，有的走得懒。有的地方回娘家走得勤住得久，还有的地方则回得越少越好，如果婆家有丧事在身，则倾向于完全中止回娘家。但是，不管是哪种具体做法，儿媳妇属于婆家的一份子，这个原则都是正确的。想要回娘家，就得带上不少活儿去干，可能是大量的针线活，娘家人还得帮着干。每次都尽可能多地带上孩子一起去，这样做既是为了管教孩子，以免他们变坏，最主要是让这些孩子尽可能在姥姥家多吃、住些日子。在女儿经常这样回娘家的地方，在女儿多的家庭，这种不断的侵扰是让娘家全家都感到害怕，也加重日常生活资源的开销。因此，这类访问经常会受父亲和兄弟的阻止，母亲则暗暗高兴。不过，由于各地风俗定下了某些回娘家的时节，比如在新年之后的特定日子以及特殊的节日等等，这类访问不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