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指出这样一个前提：这里断言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展示这两个标准是如何地大相径庭。
我们首先看看中国人的服装。在谈及中国人轻蔑外国人时，我们已经谈到，西方的服装式样丝毫无法吸引中国人；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倒过来也一样。我们肯定感到奇怪的是，把头部前面一半头发剃光，让这个显然应受保护的地方暴露在外，这样一种反常习惯，这个伟大的民族居然会顺从。但是，由于中国人是在刀剑之下被迫接受这个习惯的，也由于如前所述，这是忠诚的象征和标志，因此，我们就不必再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中国自己已经感到这样也没有什么不舒服，连再戴上明朝的头巾或许都极其不情愿了。”
中国人光着脑袋时，也同样不考虑是否舒服，他们一年四季，特别是夏季，季季如此。在夏季酷热的那几个月，人人都只是举着扇子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也有人打伞遮太阳，但为数太少。中国的男人的确是稍有情况就戴起帽子来，但据我们观察，中国的妇女只有头巾可戴。在西方人冷眼旁观之下，这种头巾纯属装饰，毫无遮阳之用。按照中国人的观念，能够达到舒适要求的几件东西中有一样便是扇子，也就是说，在有必要扇扇子的时候，扇扇子就是舒适。夏天，经常可以看见不少苦力几乎一丝不挂，费力地拖着沉重的盐船逆流而上，却边拖边起劲地扇扇子。即使乞丐，也时常会摇晃着破扇子。
中国文明令人不解的现象之一，便是这个民族据说是最早从事畜牧业的，而且肯定应该在利用这一天赐条件上显现出很高的创造性，但他们却从没学会把羊毛纺线打成衣服。这个帝国西部地区的羊毛纺织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这算是不在这个笼统论断之列的一些例外。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羊群数量众多，山区尤其如此，但羊毛纺织却不普遍。
人们相信，古代还没有引进棉花的时候，衣眼是用别的植物纤维织成的，比如灯心草。无论过去是使用什么纤维，可以肯定的是，如今全国都是用棉花了。这个帝国冬季里寒冷的地区，人们所穿的棉衣几乎把人裹得像两个人那么厚，这样穿衣眼的小孩，就像捆在桶里一样。一旦摔倒，自己就根本爬不起来了。我们从未听到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眼装有什么不舒服。难受常常是自找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不会有任何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忍受那种种不便。
谈到笨重的冬服，就不得不提一提中国人根本没有任何一种衬衣衬裤。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毛织衬衣经常替换，日子就没法过。这种需要，中国人意识不到。他们沉重的棉衣挂在身上，好似挂着许多布袋子，听任冷风从缝隙中吹进来寒彻肌肤，但他们却不在乎，尽管他们也承认这种着装并不理想。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头子抱怨自己冻僵了、于是他得到一件外国衬衣，人家叫他每天穿着，避免受冻。一两天之后，他居然脱下了这件衬衣，说是“烧得慌”。
中国的鞋子用布做成，容易渗水，一碰就湿。天气一冷，双脚就多少有点冰。的确，中国有一种油靴就是用来防潮的，但是，像其他许多方便的物品一样，考虑到价钱，就没有多少人会用了。雨伞也是这样。这些东西属于奢侈品，中国人从不视之为必需品。哪怕风吹雨打，全身湿透，中国人也不认为更换衣服是件重要的事情。看来，他们也没有发现用身体悟干湿衣服有什么不舒服。中国人虽然羡慕外国的手套，自己却从来不做。他们也知道有一种除了大拇指其余四指不分的手套，但即使在最北的地方也极少能看见这种手套。
中国服装最恼人的特点，从外国人的立场来看，其中有一条便是没有口袋。任何一个普通的西方人都需要许多口袋。他需要在外衣的上面口袋放记事本，后面口袋放手帕，衬衣口袋放铅笔、牙签和怀表等等，其他方便的地方还要放小刀、钥匙串和钱包。如果这个外国人还要带上小梳子、折叠尺、开塞钻、鞋扣、镊子、小指南针、折叠剪刀、弹子、小镜子、自来水笔等，那他对于他的种族来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他已经习惯于时常使用这些东西，须臾不可分离了。至于中国人，这样的东西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如果别人给他，他也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就把它塞在胸口，而他带在身边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他有重要文件，他就仔细地松开绑腿，塞进文件，继续赶路。如果他穿着外裤，他就把文件塞在裤腰带上，什么都不解开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的任何一种，如果带子松开，而他又不知道，文件就丢了——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文件之类的东西还可以放在卷起的长袖子里、卷边帽的帽沿里，或者帽子与脑袋之间的地方。许多中国人都会一些方便省事的小窍门，尽管都是些小事，比如他们常常把钱卷起来放在耳朵上。要保证随身携带的东西不丢失，主要靠裤腰带，带上系着小钱袋、烟袋烟杆，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东西。如果带子一旦松开，东西也就肯定掉了。钥匙、木梳和一些古钱，都系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纽扣上，每次脱衣服得小心，以防弄掉了这些附属物。
如果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服装在我们看来令人不快，那么，他的睡衣就至少用不到多作评论了，因为他是脱光衣服、裹紧被子、倒头大睡的。男人或女人都没有睡衣。孔子说过：“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这确有记载。然而，据认为这是指孔子斋戒时穿的礼服，不是普通的睡衣。但可以断定，现代中国人是不会仿效他而穿上夜袍的，并且能不斋戒，就不斋戒。即使是新生儿，尽管他们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却是随随便便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会让孩子突然受凉，因此，这足以解释为何许多中国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孩子稍大一点，有的地区，不是给孩子用尿布，而是用两个沙袋。光是这种想法，就足以使西方的母亲温柔的心中充满恐惧。被这种怪异的重物坠着，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开始就被固定在那里，不能乱跑了，像一只“背着”大号铅弹的青蛙。流行这种习惯的地方，说一个人孤陋寡闻，常常说他还没有脱掉“土裤子”！
住房同服装一样，对于我们所说的舒适，中国人也是无所谓的。为了确立这个论题，应该不考虑穷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因为他们是被迫如此居住的，我们应该考虑那些家境足以如愿以偿地居住的人的情形。中国人不注意在房屋四周种上树木来遮荫。而宁愿撑起席棚。然而，那些没有钱撑席棚的人，本应很容易地种几棵令人惬意的遮荫的树，但他们不种，却满足于种一些类似石榴树这样的装饰性灌木。当院子里热得令人无法忍受时，主人就走到路上坐着，而当路上也热得受不了时，他们又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朝南的部位是主要出入口，但很少有房子对着南门再开个北门。如果这样安排，就可以通风，并在一定程度上散去一些三伏天的热气。若是问他们为什么这种方便的事情却不常见，经常的回答是：“我们没有北门！”
在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炕”是中国人一般睡觉的地方，用砖坯垒起，用烧饭的火来加热。如果不巧没有火，那么，对外国人来说，这个冰凉的土炕真是难受到了极点。如果碰巧火太大，他又会在后半夜热醒过来，感到自己正在忍受一种烧烤的煎熬。不管怎样，总不能整夜保持一个热度。全家人就这样挤在这个平台上。垒土炕的材料又导致小虫子大批出没，即使每年换砖坯，也无法保证除去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它们占据了各种不同层次住房的墙壁。
到处都有动物的侵害。对此，大多数中国人都已习以为常，但是，即使他们视之为寄生虫，似乎也根本没有谁会想到这些害”虫是可以防治的。除了为数极少的城里人挂着帐子驱避蚊子之外，据我们所知，其余地方就几乎没有人使用蚊帐了。白岭虫和蚊子的确最让人讨厌，有时也会用芳香植物熏一熏，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些虫子的恼人程度却不及我们的千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