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传颂至今，“五四”精英也被塑造成当下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五四”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确实具有无可辩驳的积极的历史意义。不过百年后的今天，在民主与法制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社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激进行为及其深层社会影响进行理性的反思。
近年来，一些学者专家开始反思和探讨“五四”运动的口号，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口号没问题，但是从实施的角度来看，仅靠科学和民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当时中国真正需要的还是人权——老百姓的权利。把这个“科学”和“民主”口号与后来的史实联系起来看，会发现效果不大。实际上“五四”运动以后的北洋乃至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并没有明显的进步，甚至一度出现倒退。这些专家甚至提出，如果“五四”运动的口号改成民主和法制，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可以更好地实质性地促进社会进步。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社会的问题依然很多，能解决问题的也只有民主和法制。
还有一些倡导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学专家在痛惜当下传统文化断层的时候，有时也会把原因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身上。他们大胆提出一系列假设：没有“五四”，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不是不会如此严重？由此导致的全民性丧失传统道德信仰的程度会不会轻一些呢？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中一些学生贸然闯进北洋官员私宅家里的鲁莽行为，从而取得“五四”运动的标示性胜利，后来中国是否还会出现不顾法理的暴力文化？
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反思。让我们先回到1919年5月4日这一天。
1919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诞生了八年的北洋政府刚刚换了第四任总统。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也是在这一年，中国首次以胜利者的名义站上了国际大舞台。1840年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几乎被西方各国以各种不平等条约瓜分殆尽。民众希望中华复兴的情绪也被压制到了极点。在中国成为胜利者后，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饱读诗书的学生们，仿佛看到了中华崛起的曙光。
然而事实再一次证明，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即使作为胜利者在谈判桌上也占不到丝毫的便宜。相反“巴黎和会”的西方诸国还准备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一次性地转交给日本。“弱国无外交”，参加会议的北洋代表虽然全力辩驳和争取，但是西方各国仍然态度蛮横逼迫中国签字。
消息传回国内，社会为之哗然。在刚刚经历民主思潮熏陶的中国，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学子们愤怒了，他们集会、游行、示威。他们不仅提出了“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还提出了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
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已经传进了中国。学生们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暴力”成了部分学生绝望的呐喊。愤怒的学生冲进了章宗祥的家，痛打了章宗祥。有些学生冲进了曹汝霖的家，放火烧了曹汝霖的宅院，这就是有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这一天正好是1919年5月4日，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开始蔓延。
当时，北洋政府明令禁止示威游行活动，但当游行开始的时候，北洋政府并没有采取一抓了事的态度。在学生们殴打章宗祥时，旁边就站满了军警。章宗祥向他们提出抓捕学生的要求，军警却回答，没有上面的命令不敢打更不敢抓。“火烧赵家楼”事件中，第一个爬上曹宅墙头的是一名叫匡互生的学生，他刚一探头就差点从墙上吓掉下来：围墙那边全部是荷枪实弹上了刺刀的军警在指向他。但是军警忽然在一声口令下，全部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大都抱定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他们认为血钟不响，民众是不能从酣梦中醒来的。当时政府的军警们却是抱定不能伤害学生的想法，甚至有些军警不惜下跪央求学生退出游行。
最后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官员。学生的目的仿佛是达到了，但事实证明，他们被利用了，那些不平等条约中的信息，正是北洋政府故意泄露给了媒体，以引起国民舆论的抗议浪潮。从而，北洋政府可以在国际谈判席上获得主动。
北洋政府最终以国民反对过激为理由，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注重社会舆论的帝国主义也无可奈何。从这点看，北洋政府策划了一起舆论战，并成功实现自己的目的。
今天我们再看这场运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研究。
一个方面是文化意义上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正面意义多一些，它毕竟是一个开启民智的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输入学理，进行思想革命，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与此同时，一个难以忽视的“副作用”也在悄然发酵，这就是当时大批的社会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甚至纠妄过正地全盘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知名学者徐宁骏在2011年发表了一篇叫《“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文章，该文对此论述道：“‘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其倡导的自由、民主精神在当今仍然具有时代意义。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盲目推崇西方文化，贬低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和现代完全割裂开来，造成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媚外的心里。使得现代中国人失去了根，失去了认同感。”
也许正是“五四”后，人们失去了对根文化的认同感，所以才出现传统文化的断层，导致传统道德的缺失。时至今日，仍有人一提起传统文化，就以“封建糟粕”为由嗤之以鼻。
这就是历史的误会。
另一个方面是政治意义上的，这个方面也存在着值得探询的疑问。
首先，这个运动发起的理由不是十分充分。
当时中国人觉得中国要亡了，这是没有道理的。在“一战”时中国参战五次，是参战国，而且是战胜国。但我们的外交失败了，这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我们是战胜国，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站起来。但仔细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外交失败是必然的。当时中国实际上是参而不战，并没有出什么力，这是其一。
其二，巴黎和会是个弱肉强食的会议，当时参加和会的国家被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最强的五个国家，而第三等是弱国；第一等可以派五个代表，第二等是三个代表，第三等是两个代表。中国政府派了五个人去参会，结果被人告知是第三等国家，只能派两个代表。换句话说，中国当时是被视为弱国的，没有地位，也分不到什么东西，这是必然的。
当时涉及到中国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日本是五大强国之一，在谈判中企图占有战争初期从德国人手里抢过来的中国青岛和胶济线铁路权，也就是在山东的权益。事实上，早在1915年这些权益就被日本武力抢去了，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将近五年时间，我们并非刚失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中国没有失去什么，而且还得到了一些权益。首先我们的赔款不用支付了，全部免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借地我们可以收回了，他们的很多在华企业我们可以接管了。虽然我们还是弱国，还是被侵略和侵害的对象，但在当时中国就是这个地位，形势并没有变得更坏，实际上是变好了一些。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要求把山东权益收回，从道义上讲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作为强国的日本不可能向中国妥协，其他列强也都不支持中国的诉求。这个会议本质上就是列强的分赃会议，弱国无外交，积弱的中国在当时不可能有太大的话语权。
因此，在当时有些学生大肆宣讲中国要亡了，是不符合实情的。实际上，当时学生们出来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没有达到国人的期望，政府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向列强表达过强硬的立场，学生们的愤怒是出于中国政府外交上的软弱。
其次，后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
中国人有一个固有的思想，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打交道吃亏时，从来不管对手有多么强大，只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有内奸。所以，“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打倒汉奸的思想迅速在学生中蔓延，他们找那些亲日派或有留日背景的政府官员的麻烦，甚至去烧人家房子。当时传言曹汝霖跟日本人密谋，在家中供着日本天皇的画像，这些完全是谣言。但学生们不管，就冲过去把曹家房子烧了，曹汝霖躲起来了，没找着。章宗祥当时也在曹家，被学生们暴打。在没有证据证明曹、章等人是卖国贼的情况下，学生们就把人打了。时至今日，也无任何证据表明曹、章这些人有任何卖国的举措，相反这些人在后来日军侵华后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五四运动中还盛行抵制日货，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的非法拘禁。一旦发现有中国人卖日货，大家就把他抓起来戴个帽子游行；要是买日货，大家就要骂他，剪他的东西；要是坐日本船，大家就在他后面画个大乌龟；这些行为当时非常普遍。
有学者据此发表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提倡个人自由开始的，到政治运动时就开始限制别人的自由了。
“五四”后，人们看到了过激行为是可以换来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俄国是如此，1919年的中国也是如此。于是一些西方过激的暴力思想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
近百年后回望“五四”，用今日的眼光去审视那场具有浩大影响的伟大运动，其功、其弊，都有太多的学术探讨空间。然而追询历史的终极目的在于照亮未来。历史没有“如果”，更不能接受用当下“假设”的结论去评判和定位。亦如法国大革命之于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不会因其曾出现过“断头台”这一残暴象征而有所消解，“五四”运动之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巨大影响，也不会因为当年一些学生们的“愤青”行为便光辉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