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很多清华学子的毕业证上，在导师一栏都赫然写着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的大名。在近代中国，这里面的每一位都堪称令人仰止的国学大师。
无疑，北洋时期的清华学子们是幸运的。1925年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时，招来“四大导师”同时任教，就算在那个学术界群星璀璨的年代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过两年以后，清华国学院再一次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这一次的关注是因为国学院痛失了一代宗师—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12月3日生。他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是北洋时期国学的一代宗师。1923年遍习西学又留学日本的王国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不过王国维帝师的身份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对此事，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从此王国维就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在清华，王国维教出了谢国桢、刘节、徐中舒、戴家祥等人，这些人都是中国近代文化界最中坚的人物，分布在全国各知名大学任教，影响深远。
在这一时期，王国维也结识了史学界的另一位大家—陈寅恪。
陈寅恪，江西义宁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见解总有独到之处，也往往被国内外的学者所推崇。1925年陈寅恪受聘清华，不过因为要为父亲侍疾，陈寅恪是1926才来到的清华。
在清华，王国维和陈寅恪算是真正见面认识了。但他们的联系远远不止于清华，其实陈寅恪与王国维都深受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的影响更大。王国维一直视沈曾植为师长般敬仰，而沈曾植与陈寅恪的父亲也是莫逆之交，陈寅恪是晚辈，对沈曾植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与沈曾植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此外，王国维与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沙畹等都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在巴黎时结识伯希和，也是由王国维写信介绍推荐的。
1926年陈寅恪来到清华园的当晚，便在吴宓的陪同下拜访了王国维。这是两位神交已久的大师的初次见面，这一见就不可收拾，在短短两月的时间里，两位大师就多次交谈，以至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大赞陈寅恪：“此人学东方言语学，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可见这段时间里两人的交谈涉及了东、西文化的多个领域。两人还常常结伴到海王村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淘书，王国维审定中文书籍，而陈寅恪审定外文书籍及佛藏等。陈寅恪在晚年大作《柳如是别传》中也还在回忆和王国维一起淘书的事情。除了一起淘书，两位大师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起探讨学术，如果有友人在家没有找到王国维，便会马上想到他在陈寅恪家中。王国维五十大寿时，陈寅恪和吴宓早上8点便到府祝贺，晚上又准时到王府赴寿宴。这样的交情在当时的清华园是很少见的。
很快，两位就结成了“风义生平师友间”的忘年之交。尽管两人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但是，由于学术渊源以及治学方法比较接近，彼此情趣也很相投，两人成为了学术心境最为相知的挚友。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寅恪走进了王国维的内心，成为他不可多得的知己。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独自一人从清华园坐车到了颐和园。购票入园后，他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一跃！园丁听见有人落水，便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已气绝身死。
入殓时，在王国维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一纸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句话引起了外界对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诸多猜测。有“愚忠殉清”说，有“逼债”说，甚至有“惊惧”说。众说纷纭，似乎王先生之死，死得蹊跷，死得怪异。
外界对王国维的死猜测众多，但唯有陈寅恪才真正了解王国维的内心。陈寅恪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也许是对王国维自杀原因的最好诠释。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只是行三鞠躬礼，唯有陈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一些学生见此情景也跟着行跪拜礼。两年后，陈寅恪又亲自为王国维写了墓志铭《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