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21日，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位刚刚退休返乡定居的81岁的老医生心脏病突发病故。南洋小岛上这一噩耗传来，举世哀悼。要说起这位老人，我们必须回顾半个世纪之前，再次聚焦于1910年的东三省。
1910年，中国天空的色彩是那样诡异—在社会与国家日暮途穷的同时，新的希望、新的生机也被悄悄地孕育着。那一场发生在东北的死难达60468人的大鼠疫，正是那个夹缝时代的产物。而成功扑灭了这场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的总指挥正是这位老医生，中国近代第一国士—伍连德。
时光倒转到1910年10月21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一家店铺，来了两名神秘的住宿者，他们面无血色，神色慌张，似乎在躲避着什么。6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有四个人又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中，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
当时疫区惨状（文本记录）：“疫气蔓延，人心危惧”，“疫情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死亡人数节节攀升”。
在疫病大肆蔓延时，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东三省当时是兵家必争之地，日、俄、英、法、美、德纷纷染指，特别是日、俄两国以独自主持防疫为由，图谋东北主权，以至陈兵相向。
疫情势不可当，列强狼子野心。在内外交困中，当局如何应对？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他忽然想起曾经偶遇的一人：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
1910年12月2日，伍连德临危受命，带着助手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他一上任就赶赴重灾区傅家甸。
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便是当年的傅家甸。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楼林立，丝毫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但就在90多年前的那段时期，这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疫死者横尸街头，防疫无从谈起，傅家甸居民人人自危。
伍连德发现：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伍连德预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的爆发就要来了。
果然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很快席卷半个中国。
自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这与病毒传播方式不同。而且，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
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亲自通过化验来判断。
到达哈尔滨第六天，伍连德准备解剖尸体，但是解剖尸体与当地风俗、法律相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必将引起人们的恐慌和愤怒。而且，中国的法律也不允许解剖。
伍连德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中国第一例人体解剖，这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从鼠疫病人尸体的器官和血液中发现鼠疫菌，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
鼠疫病毒竟能通过飞沫传播，伍连德发现了比以往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
当伍连德带着肺鼠疫这一新型鼠疫流行的判断去拜访各国领事时，列强们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中国人能够控制住疫情。从中，伍连德读出了一个强国对于弱国的蔑视。
伍连德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被同行接受，俄、日、法等国专家无一赞同。就在他到达哈尔滨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已派一知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可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始终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即使自己一无所获，当伍连德向他介绍肺鼠疫的结论后，他仍然强烈反对。在他看来，所谓肺鼠疫云云，简直如痴人说梦。
奉命来援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迈斯尼，同样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他认为，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问题的关键，隔离根本没有必要。就在伍连德想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迈斯尼竟勃然大怒起来。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他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以向上级汇报为由，并未予以批准。为顾全大局，伍连德只得提出辞职。
此时，大鼠疫沿着铁路交通线，从哈尔滨傅家甸经长春、沈阳入关，向全国扩散。“东三省瘟疫盛行，每日死亡人数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相继死亡。一时间，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北京亦呈乱象，各国使节人人自危。当时俄国方面出于自身的利益，规定中国人一旦有鼠疫的嫌疑的立即驱逐出境。此时，东北的鼠疫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工具了，它越来越切近地威胁到在华洋人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必然不会同意让一个中国青年主持防疫，开始向清政府和施肇基施加压力。如果，伍连德的防疫失败，施肇基将面临严厉的责难和株连。
面对中外专家之争和各界压力，面对伍连德的辞呈，一封回电竟然花了施肇基38小时，事关防疫措施，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的思考里，施肇基决定给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在施肇基斡旋之下，朝廷继续支持伍连德，免去迈斯尼防疫职务。清廷倾力增援东北防疫，将平津、直隶一带医学人才和医学生悉归伍连德麾下，但总数不过50余人。
在争议声中，伍连德继续主管着全局的防疫工作。
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打消了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他们对伍连德的态度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唯一指望，真正成为这场国际防疫行动的主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