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以两种方式来衡量一个政治体，即用领土的面积和用人口的数量；这两种衡量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个适当的比率，能够使一个国家真正伟大．构成国家的是人，而养活人的则是土地；因此，这一比率就在于使土地足以供奉其居民，而居民又恰好是土地所能够养活的那么多．正是在这一比例之中，才可以发现一定数目的人民的最大限度的力量；因为如果土地过多，防卫就会困难，开发就会不足，物产就会过剩，而这就是形成防御性战争的近因；如果土地不足，国家就要考虑向它的四邻寻找补充，而这就是形成攻击性战争的近因．一个民族所处的地位，若是只能在商业或者战争中选其一，它本身必然是脆弱的；它要依赖四邻，它要依赖局势，才可以有一个短促不安的生命．它要么是征服别人而改变处境，要么是被别人所征服而归于乌有．它只有靠着渺小或者伟大，才能够保全自己的自由．使土地的广袤与人口的数目这两者得以互相满足的确切比率，我们是无法加以计算的；这既因为土地的质量、它的肥沃程度、物产的性质、气候的影响有着种种差别；同时，也因为我们察觉到的各种居民的体质也有着种种的差异：有的人居住于肥沃的地方而消耗甚少，但也有人居住在贫瘠的土壤上却消耗很大．还必须顾及妇女生育力的大小、国土对于人口有利与否的情况、立法者的各种制度能够起作用的程度，等等；从而立法者便不应该依据自己所见到的，而是应该依照自己所能预见到的去做判定；也不应该只立足在人口的实际状况上，而应该站在人口自然会达到的状况上．最后，各地方特殊的偶然事件还有千百种情况，要求人们或允许人们拥有多于必要的土地．因而，山地的人们就要扩展他们的土地；山地的自然物产，如森林、饲草，只需较少的劳动，而经验也告诉我们这里的妇女比平原上的妇女生育力要强，并且大片倾斜的山地上也只有小块的平地才能适于耕种．反之，在海滨，人们便可以紧缩土地，哪怕在是荒凉不毛的岩石和沙滩上；因为渔业可以弥补一大部分土地上的产出，因为居民更需要聚集在一起以便抵御海盗，也因为人们在这里更易于以殖民的办法来减轻国土上负担过多的人口．要为一个民族创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还须附加上另外的一条；这一条虽然不能代替其他任何一条，但是没有这一条则其他条件便会全归无效：这就是人们必须享有富足与和平．因为一个国家在建立时，就如一支军队在组编时一样，也就正是这个共同体最缺乏抵抗力而最易于被摧毁的时刻．人们即便在无秩序时，也要比在酝酿时刻更有抵抗力；因为酝酿时，人人都只顾自己的职位而不顾危险．假如一场战争、饥馑或者叛乱在这个关键时刻来临的话，国家就必定会灭亡．在这些风暴期间，也并不是没有建立过许多政府；然而这时候，正是这些政府本身把国家摧毁了．篡国者总是要制造或者选择多难的时刻，利用公众的恐惧心理来通过人民在冷静时所决不会采纳的种种毁灭性的法律的．创制时机的选择，正是人们能够据之以区别立法者的创作与暴君的创作的最切实的特征之一．然则，是怎样的人民才适宜于立法呢？那就是那种虽然自己已经由于某种原因、利益或约定的结合而联系在一起，但还完全不曾负担过法律的真正羁轭的人民；就是那种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和迷信的人民；就是那种不怕被突然的侵略所摧毁的人民；就是那种自身既不参与四邻的争端，而又能独力抵御任何邻人或者是能借助于其中的一个以抵抗另一个的人民；就是那种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被全体所了解，而他们又绝不以一个人所不能承受的过重负担强加给某一个人的人民；就是那种不需要其他民族也可以过活，而所有其他的民族不需要他们也可以过活的人民；就是那种既不富有也不贫穷而能自给自足的人民；最后，还得是那些能结合古代民族的坚定性与新生民族的驯顺性的人民．立法工作之所以艰辛，倒不在于那些必须建立的东西，而更在于那些必须破坏的东西；而其成功之所以如此罕见，就在于不可能发现自然的单纯性与社会的各种需要相结合在一起．的确，这一切条件是很难以汇合起来的；于是我们也就很少能见到体制良好的国家了．欧洲却还有一个很能够立法的国家，那就是科西嘉岛．这个勇敢的民族在恢复与保卫他们的自由时所具有的豪迈与坚定，的确是值得一位智者来教导他们怎么如此保全自由．我有一种预兆，有朝一日那个小岛会震惊全欧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