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当时的司炉雅科夫一样，现在奥西普的形象在我脑子里变得高大了，遮住了一切的人。他有些地方跟司炉非常相象，但同时又使我联想起外祖父、鉴定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厨师斯穆雷。他一方面使我想起了所有深留在记忆中的人们，另一方面又在我的记忆里，留下自己深刻的影子，好象铜绿锈在钢钟上。可以看出，他有两种思想的系统：白天在人们中劳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清楚、平凡、事务式的，比较容易了解；休息的时候，傍晚带我到街上去访问他那开煎饼店的女朋友的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思想就完全不同了。在夜间，他有一种特别的思想，好象路灯的火光一样有许多方面。这些思想很好地发着光，可是不知道哪方面是它的真面貌，而且也弄不清这些思想的哪一方面是接近奥西普，是对他最宝贵的。
他好象比我以前见过的一切人都要聪明得多。我用环行在司炉雅科夫周围的那种心情来往在他的身边——我想看透这个人，了解这个人，可是他闪动着，躲避着，总是难于捉摸。真实的他躲藏在什么地方呢？在他身上，哪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呢？
我记得起对我这样说过：
“你找找看：真正的我藏在什么地方？好，你找吧。”
我的自尊心受伤害了。而且他伤害了我的比自尊心更高的东西。弄明白这个老头儿，对我说来是万分必要的。
他虽然难于捉摸，但很坚定，好象即使他再活一百年，也依然是这样一个人，在不坚贞得出奇的人们中间，也能坚定地守住自己。鉴定家的坚定也使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但那是使人很难受的，而奥西普的坚定不同，他使人愉快。
人们的动摇性，强烈地映在我的眼里，他们象变戏法一样，从这个姿势变成那个姿势，对于这些打击着我的无法解释的跳跃，我已经不再惊异了，这种跳跃，使我对于人们的热切的兴趣慢慢地消失了，搅乱了我对他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在我们工地上，飞快地来了一辆破马车。
车夫台上，一个喝醉酒的满脸胡子的汉子，阴沉地坐在那里打饱噎。他没戴帽子，嘴唇被打破了。马车里面，喝醉的格里戈里·希什林摊脚摊手地躺着，他的身边一个肥胖的红脸女人，挽住了他的胳臂。这女人戴一顶缀着红带子和玻璃樱桃的草帽，一只手张一顶洋伞，赤脚穿着橡皮套鞋。她把洋伞挥舞着，乱颤着身体，大声地笑嚷：“真见鬼。市场没有开幕，还休息着，可是他们带了我来。……”
格里戈里的神情萎靡不堪，衣服很皱。他从马车上爬下来，坐在地上，眼泪汪汪地向看着他的我们诉苦：“跪在地上告诉你们，我犯了大罪了。我想了一想，就犯下了罪——弄成这副样子。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确实这样说，可是，诸位，饶恕我吧。我给你们大家请客。他说得对：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玩吧……”女人大声笑着，双脚乱跺，跺掉了套鞋，车夫却沉着脸叫：“快上来，开车啦。你们这些大嗓门，咱们走吧，马站不住啦。”
这是一匹衰老的劣马，满身大汗，跟埋在地里一样站在那儿，所有这一切凑在一起，显得十分可笑。格里戈里的徒弟们望着自己的工头、打扮起来的女人和傻头傻脑的车夫，哄然地笑着。
只有福马一个人没有笑，他同我并立在铺子门口，低声说：“这猪猡发疯了……家里有老婆，挺漂亮的娘们。”
车夫连连催促着要走，女的从马车上下来，抱格里戈里上车，把他放在自己脚边，摇着伞叫：“走吧。”
徒弟们善意地拿工头开玩笑，羡慕他，后来福马喝了一声，大家又做起工来。看来福马见了格里戈里的丑态，心里很难过。
“这也叫做工头。”他咕噜着。“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快回乡下去了……熬不住啦……”我替格里戈里难受，他和那个带着玻璃樱桃草帽的女子在一起，实在荒唐。
我常常想，为什么格里戈里当工头，而福马却当伙计呢？
福马是个强壮、白净、鬈发的青年，圆脸，鹰鼻子，聪明的灰色眼，不象一个平民，要是好好打扮起来，简直是个公子哥儿。他阴沉，不爱开口，一说话就很认真。因为他识字，替工头掌会计，计算开支，善于督促同伴好好做工，但自己做起工来总是不大愿意的样子。
“全部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他沉静地说。关于书，他轻蔑地说：“什么都可以印出来的，随便什么，我都能给你杜撰出来，这有什么了不起呀……”但他对一切事都很留心，若是他对什么感到兴趣，就寻根究底地问。他总是想着自己的什么，一切都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
有一次我对福马说，你可以去当工头，他懒懒地说：“要是一下子能挣十万儿八千也罢了……为了挣一点点小钱管一大伙人，去找这种麻烦可没有意思。我还是等有机会到奥兰基进修道院去。我脸蛋儿漂亮，又有劲，说不定会被一个寡妇老板娘爱上。世界上常有这样的事——谢尔加茨城有一个小伙子，两年工夫碰上了运气，在这个城里讨了一个老婆，还是个姑娘。他给人家送圣像去，被那女的爱上了……”这是他预先想好的。他知道许多这类在修道院出家，结果轻易走上幸运之路的故事。我不爱他的故事，也不爱他那种想法，但我不怀疑他将来会进修道院。
后来市场开幕了，大家意想不到的，福马却进吃食店当了跑堂。我虽不能说他的同伙们认为奇怪，但从此大家都拿他开玩笑，休息天出去喝茶的时候，大家玩笑着说：“走，找我们跑堂的去吧。”
到了吃食店里，就装作客人的声气，叫：“喂，跑堂的。鬈发的，过来。”
他跑过来，略抬起头来问：
“用点什么呢？”
“不认得老朋友了吗？”
“没工夫，忙得很……”
福马知道同伙们轻视他，想拿他开玩笑，他用等待的眼色向他们枯燥地望着，脸上毫无表情，好象在说：“喂，快点，开玩笑吗……”“要小账吗？”他们问，故意用手指在钱袋里掏摸了半天，结果是一个戈比也不拿出来就走了。
我问福马，他不是本来打算到修道院去的吗？为什么当了跑堂？
“我没打算当修道士，”他回答。“当跑堂也只是暂时的……”过了约莫四年，我在察里津遇到他，还是在吃食店里当跑堂。后来在报上见到，他因偷盗未遂案被捕了。
特别使我震惊的，是石匠阿尔达利昂的经历，他在彼得一伙中是年纪最大的，也是最能干的工人。这位四十岁的黑胡子的快活的人，也使我抱同样的怀疑——为什么他不当工头，却叫彼得当？他不常喝酒，几乎没有喝醉过，做工很有本领，也喜欢自己的工作。砖头在他的手里，就跟红鸽子一样飞着。害病的、脸色阴沉的彼得跟他比起来，简直是一伙中无用的废物。关于工作，他说过这样的话：“我替人家盖砖头房子，替自己造木头棺材……”阿尔达利昂常常精神十足，一边砌着砖头，一边喊：“喂，大家使点劲呀，看在上帝分上。”
他对大家说，明年春天，他要到托木斯克去，因为他的一个姐夫在那里包下了一件造教堂的大工程，要他去当监工。
“我已经决定去，我喜欢造教堂，”说着，他又向我提出：“你同我一起去好吗？老弟，在西伯利亚，识字的人很有用处，到了那边，识字是个法宝。”
我答应了，他就得胜地喊：
“好极了。这是认真的，不是说着玩……”他对待彼得和格里戈里象大人对孩子一样，带着善意的嘲笑，他对奥西普说：“大家都是吹牛的家伙，老想互相夸耀自己的聪明，好象在那儿玩牌，一个说我的牌如何如何，另一个说：看呀，我的牌都是王牌。”
奥西普含糊地说：
“有什么办法？吹牛是人的脾气，娘儿们不是都挺着奶子走路吗……”“大家都唉声叹气地叫着上帝……可是暗中都在那儿攒钱。”阿尔达利昂不肯甘休。
“可是格里沙攒不起来……”
“我是说我的那个当头的，我真想跑到森林旷野里去……哼，在这儿实在呆腻味了。到了春天，我要上西伯利亚去……”工人们羡慕阿尔达利昂说：“我们要是有象你姐夫那样的靠山，也不会害怕到西伯利亚去了……”阿尔达利昂忽然不见了，星期天他跑出了自己队伙的工房，约有三天，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大家不安地推测着：
“莫非被人杀死了？”
“要不就是游水淹死了？”
不料叶菲穆什卡跑回来，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说：“阿尔达利昂在外面鬼混哪。”
“胡说。”彼得不相信地喊叫了一声。
“他鬼混，喝酒，象干燥的谷仓从内部发了火，仿佛他可爱的老婆死了……”“他是单身汉。他在哪里？”
彼得怒冲冲地跑去救阿尔达利昂，却挨了他的打回来。
于是奥西普把嘴唇紧紧一咬，两手深深插进衣袋里，说：“我去瞧瞧——到底怎么一回事？他是个很好的人……”我跟他去了。
“你看，他这个人，”奥西普在路上说。“似乎一切都挺好，忽然露出了尾巴，荒唐起来啦。马克西莫维奇，你留意，要记住这个教训……”我们走到“库纳维诺游乐村”的一家下等窑子里，走出来一个强盗婆似的老婆子，奥西普跟她咬了一下耳朵，她带我们到一间空洞的小屋子里，又暗又脏，象个关一匹马的马圈。一张小床上，躺着一个胖大的女子；老婆子用拳头推了一下她的腰，说：“出去。嗨，姐儿，出去。”
女子惊跳起来，用手掌擦了擦脸问：
“天哪，这是谁？做什么？”
“侦查来啦，”奥西普凶凶地说。女子哎呀了一声跑掉了，他向她背影呸了一口，向我解释：“她们怕侦查，比怕鬼还厉害……”老婆子摘下墙上的一面小镜子，把壁纸揭起了一点。
“瞧吧——是这个吗？”
奥西普从墙上的缝里望进去：
“正是他。你叫女的出去……”
我也从缝里张望了一下：那边同我们这里一样，是一间狭小的狗窝，窗子关着，窗龛上放着一只洋铁的煤油灯。灯边一个斜白眼的鞑靼女子，脱得精光地在那儿缝褂子。她的背后，一张床上，阿尔达利昂肿起的脸高高地枕在两个枕头上，翘着蓬乱的黑须，鞑靼女子抖索了一下，披上褂子走过床边，突然出现在我们这个房间里。
奥西普见着她，又呸了一口：
“呸，不要脸的。”
“你自己是傻老头子呀，”她笑着回答。
奥西普也笑了，用手指威吓她。
我们跑进鞑靼女子的屋子里，老头儿坐在阿尔达利昂脚边的床沿上，叫了他好久都没能把他叫醒，对方只咕噜了几声：“好吧，好吧……等一下我们就走……”他终于睁开了眼睛，惊奇地瞧瞧奥西普和我，又把发红的眼闭住，呻吟地说：“唔，唔……”“你怎么回事？”奥西普平静地说，并不责备，只是有点不快。
“我昏了头，”阿尔达利昂咳嗽着，发出沙哑的声音，解释说。
“干吗这样……”
“不干吗呀……”
“似乎有点不妥当……”
“有什么好的……”
阿尔达利昂拿起桌上一只已经打开的伏特加酒瓶，捧着喝起来。之后，请奥西普：“喝点吗？这儿该有下酒的东西……”老头儿把酒倒在自己嘴里，咽下去，皱一皱脸，开始注意地嚼一片面包，昏迷的阿尔达利昂便没劲地说：“看呀，同鞑靼女子搅上了，这都是——因为叶菲穆什卡的缘故。他说：鞑靼女子，挺年轻，从卡西莫夫城来的孤儿，来做买卖的。”
从墙洞口发出不流利的但是快活的声音：“鞑靼女子——顶顶好，象一只小母鸡。把他赶出去吧，他不是你的爸爸……”“就是那个女子。”阿尔达利昂喃喃着，很笨拙地向墙洞边望去。
“我见过了，”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昂回头向着我：
“兄弟，我弄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奥西普马上会责备阿尔达利昂，把他教训一顿，而他就会难为情地懊悔，可是这样的形势一点也没有。他们并肩坐着，安静地交换着简单的谈话。看见他们在这样黑暗肮脏的狗窝里，真受不了。鞑靼女子从墙洞口说着可笑的话，但他们不去听她，奥西普从枱子上拿了一条贵鱼干，在靴子上磕打了一下，用心剥起皮来，他问：“钱花光了吗？”
“彼得还欠我的……”
“嗨，你还恢复得过来吗？现在该到托木斯克去了……”“到了托木斯克又怎样……”“莫非你变卦了？”
“如果是外人叫去就好了。”
“为什么？”
“那是姐姐和姐夫……”
“那又怎么样？”
“对自己亲戚去低头，不大有味……”
“无论在哪里，都一样要低头。”
“毕竟不一样……”
他们谈得那样亲切、认真，以致鞑靼女子也不再逗弄他们了，她走进屋子里来，默默地从墙上拿了衣服，跑出去了。
“很年轻啦，”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昂向他瞧了一眼，并不懊丧地说：“都是叶菲穆什卡那个捣蛋鬼，他除了女人什么都不知道……那个鞑靼女子，很有趣，傻里傻气的……”“当心——不要着了迷，”奥西普警告他，嚼完了鱼干，就向他道别。
归途中，我问奥西普：
“你干吗要去找他？”
“瞧瞧他呀，熟人嘛。这种事情，我见过很多。有些人，活着活着，忽然荒唐起来。”他把以前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喝酒就得小心。”
可是过了一分钟，他又说：
“没有那个，也寂寞。”
“没有酒吗？”
“唔，对啦。喝了酒，就好象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阿尔达利昂终于没有摆脱出来，过了五六天，他上工来了，但很快又不见了。到春天我碰见他，他已沦落成流浪人，正在码头上给木船敲冰。我们两个人见了面很高兴，一起到吃食店去喝茶。他一边喝，一边夸耀说：“你记得，我是一个怎样的手艺人？老实说，我做起工来，是本行的能手。挣几百卢布也不算一回事……”“可是你没有挣到呀。”
“没有挣到。”他昂然大声说。“我厌了。”
他大吹牛皮，吃食店里的客人都在注意地听他瞎吹。
“你还记得，那个善心贼彼得不是说过吗？咱们替人家盖砖头房子，替自己造木头棺材，看呀，这就是全部工作。”
我说：
“彼得有病，他怕死。”
但阿尔达利昂喊叫起来：
“我也有病呀，也许我的心脏位置有点不正。”
星期天我常到城外百万街去，那里是流浪人的集合地，我瞧见阿尔达利昂如何急转直下变成一条“江湖汉子”。在一年以前还是快活严正的阿尔达利昂，现在好象变得脾气急躁，学到一种很奇怪的摇摇晃晃的步法，用旁若无人的态度斜睨着人，好象要同人家吵架的样子，而且老是自豪地说：“你瞧，人们怎样看待我，我在这儿象个头领呀。”
他毫不吝惜地挥霍挣来的钱，请流浪人吃东西，吵架的时候，他帮助弱者，而且常常这样说：“伙计们，这是不正派的。行为必须正派。”
因此他就得了一个绰号，叫做“正派人”。他对这绰号很满意。
我很热心地观察聚在这条破旧肮脏的街上的人们，他们挤在象口袋一样的砖头房子里。他们都是被生活遗弃的，但他们好象给自己另外创造了没有老板束缚的自由快乐的生活。他们乐天而大胆，使我想起外祖父对我说过的容易去当强盗和隐士的縴夫。他们没有工作时，常常不嫌弃地从木船上和客轮上偷点东西，但这行为也不使我不快，我看见生活就是彻头彻尾的偷盗，象破衣服是用灰线缝的一样。同时我也看见有时候这些人也不辞劳苦，拚命地做工，那种干劲在紧急装卸货物、在发生火灾，或在融冰期间是常常可以见到的。大致说来，他们比别人生活得更快乐些。
可是奥西普见我跟阿尔达利昂有了往来，父亲似的警告我：“怎么啦，我的心肝，你这个苦命的呆木头，你怎么同百万街上的家伙交起朋友来啦？当心点，不要害了自己……”我尽我所能地对他说我非常惬意那些人——他们不做工而快活地生活着。
“象天上的飞鸟，”他打断我的话，冷笑。“他们流落到那个地步，因为他们贪懒、无用，他们把做工当做受罪。”
“那么做工又怎样呢？大家都说规规矩矩做工，还是造不起砖头房子呀。”
我说这话，是很不费力的，我不知听到过多少这类的话，而且感到它是真话。但奥西普很生气，喝倒了我：“谁说这种话？这是傻子和懒鬼说的。你这小狗崽子，不应该进耳朵。唉，你这家。说这种话，是妒嫉人家的人，是倒运的家伙。你应该先长出羽毛来，然后向高处飞。我要把你同他们的来往告诉你主人去，请你不要恨我。”
终于，他告诉了。主人当他的面对我说：“喂，彼什科夫，不许再到百万街去。那边是小偷和窑姐儿的窝子。从那边出去，只有一条路，到牢狱和医院。不许再去了。”
我还是私下去百万街，但不久，也不能不同它断绝关系了。
有一天，我跟阿尔达利昂和他的朋友罗宾诺克，坐在一家宿夜店院内板棚的屋顶上。罗宾诺克有趣地谈着他如何从顿河罗斯托夫徒步到莫斯科。他是一个工兵，瘸子，得过乔治勋章。土耳其战争时，他的膝骨打碎了，他长得矮小精悍，胳臂的气力大得怕人。因为是瘸子，不能做工，有了气力也没有用。生过一场什么病，把头发脸毛都秃光了，看他的脑袋，就象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他闪着红眼睛说：
“那是谢尔普霍夫市，一个神父坐在园子里，我说：神父，我是土耳其战争中的英雄，请你布施一点……”阿尔达利昂摇着头说：“唔，你说谎……”“我干吗说谎？”罗宾诺克并不生气地反问。我的朋友就用教训的口气慢腾腾地说：“你是不正派的人。你应该做一个看门人，瘸子总是做看门人的。你却乱跑，乱撒谎……”“我不过叫别人笑笑，说谎玩儿的……”“你应该笑你自己……”虽然是有太阳的干燥的天气，院子里却阴暗肮脏，一个女子跑进院里来，拿一条布片挥摇着叫喊：“谁要买裙子？唉，女朋友们……”屋子里走出许多女人来，密密围住叫卖的女子，我马上认出这是洗衣妇纳塔利娅，我从屋顶上跳下去，不料她已经照第一个出价把裙子卖掉，慢慢从院子里走出去。
“你好呀。”我在大门外追上她，快乐地叫。
“还有什么说的吗？”她斜了一眼问，但马上站下来，生气地叫：“天哪，你在这里干什么……”她的惊叫使我又感动，又发窘。我明白她是关心我才惊骇的，在她的聪明的脸上明显地现出惊恐的神色。我匆忙告诉他，我不是住在这里，不过有时来望望。
“望望？”她讥笑地又生气地叫。“你到什么地方来望望？你望的是什么地方？是望过路人的口袋？还是女人的胸口？”
她的脸色憔悴，眼底下一道黑圈，嘴唇宽弛地垂着。
她在吃食店门口站下，说：
“进去，请你喝茶。看你衣衫挺整洁，不象这里的人，可是我有点不大相信你……”但在吃食店里，她似乎相信我了。一边倒茶，一边乏味地告诉我，她还是一个钟头以前起的床，此刻还没有吃过早饭。
“昨晚上床的时候，醉得昏迷迷的，在什么地方同谁喝的酒，已经记不得了。”
我可怜她，在她面前，觉得忐忑不安。我很想问她的女儿在哪里。她喝了伏特加和热茶，讲起话来象往常那样活泼，也象这条街上的一切女子一样粗鲁。可是我问到她的女儿时，她马上清醒过来，叫喊说：“你问她干什么，不行，亲爱的，你要转我女儿的念头不会到手的。”
她又喝了一口，说：
“女儿，跟我没有关系。我算她的什么人呢？一个洗衣妇，不能当那女儿的妈妈。她受过教育，有学问，所以说，老弟，她把我丢了，到有钱的女朋友家里去了，大概当教员……”她沉默了一会儿，沉着声问：“原来是这么回事呀。你对洗衣妇没有兴趣吗？那么窑姐儿要吗？”
我马上看出来，她就是“窑姐儿”，这条街里没有别种女人。从她的口里这样说出来，我觉得害羞，同情她，眼里含了泪水，好象她的告白燃烧了我，在不久以前，她还是那么一个勇敢、自立、聪明的女人。
“你呀，”她说着，向我瞥了一眼，叹息了。“离开这里回去吧。我请求你，并且劝你，这种地方，千万不要再来。再来会失脚的。”
接着，她把身子俯在桌上，手指在托盘里画着，象在自言自语，低低地断断续续说起来：“可是，我的请求和忠告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连亲生的女儿也不听我的话。我对她说，你怎么啦？你不能丢开亲生的妈。她说：那么，我只好吊脖子啦。她到喀山去了，说是去学产科。那也好……那也好……可是我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只有这条路……没有人可依靠……就只好依靠过路人……”她停了嘴，长久地想着什么。嘴唇无声地动着，好象忘记了我坐在对面。她的嘴角垂到了面，嘴唇象镰刀一般弯着，嘴唇皮微微发抖，在抖索的皱纹里，好象发出无声的言语，那样子看起来真难受。她的脸象小孩一样，受了欺负似的，头巾底下露出一绺头发，掠过额角弯到小耳朵背后。冷了的茶杯里，落下一滴眼泪。她察觉了，把茶杯推开，紧紧闭住眼睛，又挤出了两颗眼泪，就用手帕去擦。
我不忍再同她坐在一起，我轻轻站起来：“再见吧。”
“啊？去，去，滚开吧。”她不向我望，做着赶人的手势，大概忘记了同她在一起的是谁。
我回到院子里阿尔达利昂的地方。他本来约我一起去捉虾，而我却想告诉他这个女人的事情。可是，他跟罗宾诺克早已不在那屋顶上。当我在乱七八糟的院子里四处找寻他们的时候，街路那边发生了这里常常发生的吵架。
我走到大门外边，马上碰见纳塔利娅，她在哭，用头巾擦着受伤的脸，另一只手掠着散乱了的头发，目不旁视地在人行道上走。她的身后走来了阿尔达利昂和罗宾诺克。罗宾诺克说：“再给她一拳，让她再吃一拳。”
阿尔达利昂挥着拳追上她，她转过身来，向他们挺出胸脯，脸色非常可怕，眼里烧着仇恨的火：“你打吧。”她叫。
我拉住阿尔达利昂的胳臂，他惊奇地瞧了我一眼：“你做什么？”
“不许动她，”我好容易才说出了这一句。
他哈哈大笑：
“她是你的情人吗？——啊，纳塔利娅，你勾搭上了一个小修道士。”
罗宾诺克拍着大腿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就脏嘴脏舌讥笑了我好一会儿，弄得我非常难受。这时候，纳塔利娅走掉了。
我再也忍耐不住，就一脑袋拱到罗宾诺克的胸口，把他撞倒地上，一溜烟跑掉了。
从此以后，我好久没上百万街去，但又碰到了阿尔达利昂一次，是在一条渡船上。
“你躲到哪儿去了？”他高兴地问我。
我告诉他，他们打纳塔利娅，又侮辱我，想起来非常难受，阿尔达利昂和善地笑了起来：“你当真了吗？我们是为开玩笑才逗你的。至于那个女人，她是窑姐儿，为什么不打呢？老婆都可以扭来打，难道那种女人还要去怜惜吗。况且我们只是玩玩的。我也知道，拳头是教训不了人的。”
“那么，你拿什么去教训那个女人呢？你有哪点比她强？……”
他抓住我的两肩，摇着，带嘲笑地说：
“我们的糟糕正在于我们谁也不比谁强……老弟，我什么都明白，里里外外都明白。我不是乡下佬……”他有点微醉而且快活，象和善的教师望一个蠢笨的学生一样，带一种柔和的怜悯向我望着……有时也碰见巴维尔·奥金佐夫，他更加精干起来了，打扮得挺漂亮，跟我说话时带着宽大的神气，动不动责备说：“你干什么去做那种没有出息的事呀。这些乡下佬……”以后，他伤心地告诉我作坊里最近的情形：“日哈列夫还同那个牝牛一样的女人搅在一起；西塔诺夫大概很悲观，现在喝酒喝得挺凶；戈戈列夫被狼吃了；醉醺醺地回家去过圣诞节，就被狼吃了。”
于是巴维尔得意地笑着，讲他杜撰的滑稽话：“吃他的那几只狼也都醉了。它们得意起来，象驯狗似的在森林里用两只后爪子走着，过了一天一夜，也都死了。……”
我听了这话也笑了起来。但是觉得那个作坊和我在那里经历过的一切，好象变得对我很生疏了，这使我未免有点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