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维尔把漫画给师傅们看时，大家都没生气，可是戈戈列夫的画像，却给人不快的印象，于是都劝告这个艺术家：“最好把它撕了，老头儿看见会要你的命。”
肮脏腐朽的，永远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儿，是一个叫人讨厌的信徒，处处都阴险，常把作坊里的事向掌柜搬嘴。铺子里老板娘打算把她侄女嫁给掌柜，因此他俨然把自己认做这个店铺和所有人的主人。作坊里的人都恨他，可是也怕他，因此对戈戈列夫也怀戒心。
巴维尔狂热地使尽种种方法捉弄涂金师，好象抱定宗旨不让戈戈列夫有一分钟的安静。我也尽可能帮助他，师傅们瞧着我们的几乎总是极端粗野的恶作剧都挺快乐，但是警告我们：“小伙子，你们会吃苦头的。会给‘金龟子’赶出去的。”
“金龟子”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起的绰号。
警告并没有吓住我们，趁涂金师睡着了，我们把颜料画在他脸上。有一天他喝醉酒睡着了，我们在他鼻子上涂了金，整整三天，海绵似的鼻沟里，一直沾着金屑洗刷不去。每次我们惹老头儿发急的时候，我就记起船上那个矮小的维亚特兵，心里感到不安。戈戈列夫年纪虽老，却有很大的气力，一不小心被他抓住，就把我痛打一顿；打了我们，还要去向老板娘告状。
她也是每天带着酒气的，因此总是很和气，很快活，她拚命威吓我们，用肿胖的手拍拍桌子，嚷道：“小鬼，你们又胡闹啦？他年纪老了，要尊敬他呀。是哪个把煤油斟到他酒杯里的？”
“是我们……”
老板娘惊奇了：
“啊呀，他们居然自己承认呢。该死的，老年人要尊敬呀。”
她把我们赶开，晚上告诉了掌柜，于是他生气地向我说：“是怎么回事，你会念书，还会看《圣经》，这么胡闹？你得好好儿留意，小伙子。”
老板娘是一个独身女人，非常可怜；常常喝了甜酒，坐在窗边歌唱着：没有可怜我的人，也没有爱惜我的人，没有人听见我的叹声。也没人听我诉说伤心事。
她啜泣着，拉长着老人的颤音：
“呀，呀，呀……”
有一天，我看见她拿着一壶煮沸的牛奶向楼梯走去，她的脚忽然一蹩，身子蹲倒，沉重地从楼梯上滚下来。可是手里的壶还没有放开。牛奶泼了她一身，她就伸直两手，对着壶生气地嚷：“你怎么啦，瘟神，你要往哪儿去？”
她不肥胖，身体却软得无力，好象一只已经不会捕鼠的老猫，却因为吃得好，身子笨重，只会哼哼着回想自己的成功和享乐。
“可是，”西塔诺夫沉思地皱着眉说。“过去家大业大，是一个很兴旺的作坊，做工的有些也很有本领，但现在是什么都不行了，一切都操在‘金龟子’的手里。任你多辛苦，也只是替别人出力。想到这件事脑子里的发条便突然断掉，什么都觉得没意思，很想什么都不干，只是躺在屋顶上，看着天空，睡过一夏天……”巴维尔·奥金佐夫也领悟了西塔诺夫的思想，用大人一样的姿势抽着香烟，高谈着上帝、醉酒、女人，以及一些人在创造，另一些人不管好歹地胡乱破坏，一切的事业总是落空等等议论。
这时候，他的机敏可爱的脸，皱得象一个老人。他坐在地板上的铺位里，抱着两个膝头，长久地望着蔚蓝的四方形的窗子，望着压满积雪的柴棚的屋顶，望着冬天空际的星星。
工匠们打着鼾声，发出牛鸣一般的呓语，有人含混地说着梦话，达维多夫在高板床上咳嗽着，度他最后的余生。屋角上，横躺竖卧着被睡眠与醉酒紧紧捆住的所谓“上帝的仆人”卡别久欣、索罗金和佩尔申。没有脸和手脚的圣像从墙边张望着，油、臭蛋、地板缝里腐化的尘埃，发散着沉闷的恶臭。
“老天呀。我真替大家伤心。”巴维尔低声说。
这种对他人的哀怜，愈加扰乱了我的心。上面说过，我们觉得所有的工匠都是好人，而生活都很不好，这都不是他们所应该受的难堪的苦闷。当冬天刮大风雪的日子，房舍和树木，大地上的一切都摇晃着，叫吼着，哭泣着，大斋的钟声悲戚地鸣响着，寂寞象波浪似地流进作坊里来，铅一样沉重地压着人们，不留余地在他们身上压死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最后，把他们赶进酒店里，或是同酒一样被当作遗忘的手段的女人那里去。
在这样的夜晚，书是没有用处了，于是我同巴维尔便用自己的办法使大家高兴：用烟煤、颜料涂在自己脸上，戴上用麻做成的胡子，演出我们编造的喜剧，很勇敢地和烦闷作战，使大家发笑。我记起了《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把它改成对话，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假装快乐地砍着设想的瑞典人的脑袋，演着有趣而可笑的戏剧。观众都大声地笑。
最受观众欢迎的是中国鬼秦友东的故事，巴什卡扮这个想做善行的可怜鬼，其他一切角色都由我担任。我一会儿扮男，一会儿扮女，又扮各种物象，扮善鬼，甚至也扮石头，让中国鬼每次因做不成善行而伤心的时候，坐着休息。
观众大声地笑。我奇怪为什么这样容易逗他们笑。因为太容易了，反而使我觉得难受。
“啊，小丑。”“瞿，冤家。”人们这样向我们叫喊。
但越往下演越令我觉得悲哀比欢乐更接近这些人的心灵。
欢乐在我们中间永远不能存在，也不被重视，而是故意把它抬出来当作一种抑制俄国的梦一样的忧郁的手段。这种欢乐不是自己生存，不是为着要生存而生存，只是由于悲哀的招引而出现，这样的欢乐，它的内在的力量实在是可疑的。
而且这种俄国式的欢乐，常常突然地变成残酷的悲剧。这里有一个人在跳舞，好象想挣脱束缚在他身上的枷锁，但是他忽然发泄出内心残酷的兽性，在野兽的苦恼之中，向着一切人扑去，撕裂，咬啮，捣毁一切……这种因外界的刺激引起来的勉强的欢乐，使我焦躁。当我兴奋得出了神，便说出和演出突然发生的幻想——我一心想在人们心中引起纯真、自由而且爽朗的欢喜。我演得相当成功，使大家称赞而且吃惊，但是似乎被我已拂除的忧郁，又慢慢浓厚起来，强大起来，把大家恼住了。
灰溜溜的拉里昂诺维奇和蔼地说：
“你真是个有趣的孩子，愿上帝保佑你。”
“你真叫人开心，”日哈列夫附和着他。“马克西莫维奇，你去进马戏班或戏院，一定会成个好丑角。”
作坊里看过戏的，只有卡别久欣和西塔诺夫两个，是圣诞节和谢肉节去看的。年长的师傅郑重地劝他们在洗礼节的时候，到约旦的寒冷的冰窟窿里去洗掉这次罪恶。西塔诺夫常常对我说：“把一切都抛开，学戏去吧。”
于是激动地谈了戏子雅科夫列夫一生的悲惨的故事。
“瞧，会有这种事。”
他骂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女王为“恶党”，却喜欢讲她的故事；可是特别使他钦羡的，是《西班牙贵族》这本书。
“唐·塞扎尔·德·巴赞，马克西莫维奇，是一个挺高尚的使人惊奇的人。”
而他自己也颇有一点“西班牙贵族”的样子：有一天，在望火楼面前的空场上，有三个消防夫，逗着玩打一个乡下人。
四十来个人围着看热闹，对消防夫喝彩助势。西塔诺夫纵身进去，把长胳臂勇猛地一挥，将消防夫打倒，把乡下人扶起，推到人群里，大叫一声：“把他带走。”
自己挺身站住，同三个消防夫交手。消防队就在十步内，消防夫可以叫人来帮忙，说不准西塔诺夫会吃亏的，幸而那几个消防夫吓得逃进院子里去了。
“狗东西。”他向他们背影叫道。
每逢星期天，青年们到彼得巴夫洛夫墓地后面的林场去斗拳。到那里去的人，都跟清道夫、附近村庄的乡下人比赛。
清道夫队里出了一个有名的拳师和城里人对敌——这是一个脑袋很小，害眼病，常淌眼泪的个子魁梧的莫尔德瓦人。他用短褂的脏袖子擦擦眼泪，两腿大叉开，站在自己的人前面，用温柔的口吻向人挑战：“有人来吗，不然，我就冻坏了。”
我们这边卡别久欣走出去同拳师对阵，他老是被那个莫尔德瓦人打败。但是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萨克人卡别久欣还是气咻咻地说：“死也要把这个莫尔德瓦人打败。”
终于这个成了他生活的目的，他甚至不再喝酒，睡觉以前用雪磨擦身体，拚命吃肉。为了使肌肉发达，他每晚提着两普特重的秤锤子，在身上画好多次十字。但这一切，一点效果也没有。于是他把铅块缝在手套里，为西塔诺夫吹牛说：“这次，莫尔德瓦人的末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