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了。”老婆子叫了一声。
“死了。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门铃又响了，维克托回来了，他无精打采地脱着衣服，怒气冲冲地说：“我还当是打仗呢。”
后来，大家坐下喝茶，而且慢吞吞地，可是压低着嗓子，小心翼翼地谈起来。街上已经静下来，钟也不响了。他们整整两天，悄悄地小声议论着，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而且也有客人到这儿来过，详细地说了什么。我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主人们却把报纸收起来不让我看。我便问西多罗夫，沙皇为什么被人暗杀了？他低声说：“这种事不准乱说……”这事情很快就被忘记，日常的琐事分去了我的心，而且过了不多几时，我遇到了一件很倒霉的事。
有一个星期日，主人们一早出去做礼拜，我把茶炊生上火，就收拾屋子去了。这时候，那个最大的孩子跑到厨房里来，把茶炊上的龙头拔下，拿到桌子底下去玩。茶炊里的炭火很旺，水一漏完，茶炊就开焊了。我还在起居室里，就听见茶炊的响声很怪，跑到厨房里一瞧，啊哟，不得了，整个铜茶炊都变青了，在颠动，好象马上就会从地板上飞腾起来。
插龙头的嘴口脱了焊缝，软吞吞耷拉下来；盖子歪在一旁；把手底下，熔化的锡液滴答滴答地滴着；这只紫红带青的茶炊，完全跟一个烂醉的酒鬼一样。我用水去泼，它就嗤地响了一声，很凄惨地瘫倒在地板上。
外边门铃响了。我开了门；老婆子劈头就问我茶炊烧好了没有，我简短的回答：“烧好了。”
这句话只是在慌张惧怕时信口胡说的，她却说我在嘲笑，因此把罪状加重了。我就受了一顿痛打，老婆子扎了一把松木柴，大发威风。打起来倒并不十分痛，却在背脊皮下深深地扎进了许多木刺。到了傍晚，我的背肿得枕头一样高。第二天中午，主人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里去。
一个个子瘦高得有点滑稽的医生验了我的伤，用低沉的声音不慌不忙地说：“这是一种私刑，我得写一个验伤单。”
主人红了脸，两脚沙沙地蹭着地板；小声地对医生说了些什么话，医生两眼越过他脑袋望着对面，简单地回答：“我不能这样做，这不行。”
但后来又来问我：
“你要告发吗？”
我很痛，但我说：
“不，快点给我治吧……”
我被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拿一个冷冰冰的碰在皮上很好过的钳子，一边钳着刺，一边玩笑地说：“朋友，他们把你的皮炼得相当出色呀，现在你身上的皮不漏水了……”这个痒得叫人难受的手术一完，他说：“钳出了四十二根刺，老弟，好好儿记着，可以吹吹牛皮呀。明天这时候再来，我给你换纱布。你时常挨打吗？”
我想了一想，就回答说：
“以前，还挨得多一些呢……”
医生粗着嗓子哈哈大笑起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朋友，都会好起来的。”
医生带我到主人那儿，对他说：
“请你领回去吧，已经包好了。明天再来换纱布。这孩子是个乐天派，算你运气好……”我们坐上马车回去的时候，主人对我说：“我从前也挨过打，彼什科夫。有什么办法呢？老弟，我也挨过打的。你倒还有我同情你，可是谁也没有同情过我呀，谁也没有。人到处都有，可是同情的连个狗崽子也没有。唉，畜生……”他骂人一直骂到马车到了家门口。我有点同情他。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象对待人一样跟我谈话。
一家人象迎接做寿的人一样迎接我。女人们追根究底地问医生如何给我治伤和说了些什么。他们听着，惊奇着，好似很有味地咂咂舌头，又皱皱眉头。我很奇怪他们对于疾病痛苦以及一切不快的事，竟有那么强烈的兴趣。
我看出他们因为我不愿意控告他们而感到很满意。趁这机会我就请求他们许可我向裁缝妻子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婆子吃惊地叹息：“真是个鬼东西。”
过了一天，我来到裁缝妻子面前。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听说你害病进医院了。你瞧，别人尽胡说。”
我没作声，把真相告诉她，我觉得很难为情，干吗叫她知道这种凶暴伤心事呢？她跟旁的人不同，这太好啦。
现在我又看书了：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蒙特潘、扎孔纳、加博里奥、埃马尔、巴戈贝等人的厚厚的书，我都一本一本地迅速地囫囵吞下去。多高兴啊，我觉得我自己也好象是一个过着非凡生活的人物了。这种生活激动着我，使我振奋。自制的蜡台又放出昏红的光来，我彻夜看书，因此我的眼睛有一点儿坏了，老婆子对我很亲昵地说：“书呆子，瞧着吧，眼珠会爆的，会成瞎子的。”
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在这种写得津津有味、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的书中，虽然国家和城市各不相同，发生的事件各种各样，但讲的是一个道理：好人走恶运，受恶人欺凌，恶人常比善人走运，聪明，可是等到后来，总有一个难以捉摸的东西，战胜了恶人，善人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有关“爱情”的东西，也叫人看了讨厌，所有的男女都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这不但叫人看了生厌，而且引起朦胧的怀疑。
有时我看了头几页，就可推测到谁胜谁败，而且故事线索一弄明白，我就努力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替书中人物解开扣子。一放下书，我就琢磨起来，象做算术教科书上的练习题那样，并且越来越能猜中哪个主人公进入幸运的天国，哪一个堕入牢狱。
但在这一切后面，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对我有重大意义的真理，看到另一种生活的特点，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明白了在巴黎无论是赶马车的、做工的、当兵的，凡一切“下等社会”的人，跟尼日尼、喀山、彼尔姆等等地方的完全不同：在那边，“下等社会”的人更能大胆对老爷们说话，对待他们态度要随便得多，自由得多。比方那里有一个兵士（但在我所认识的兵士中，就没有一个象他的，无论西多罗夫、轮船上那个维亚特兵士，更不必说叶尔莫欣了），他比这些人更象一个人；在他身上，有一种跟斯穆雷相同的东西，但并不象斯穆雷那样凶和粗野。又如那里有一个店主，可是他也比我所知道的一切店主都好。就是书中的神父，也不是我所知道的那样，他们要亲切得多，对人更富于同情心。总之，照书上看来，外国的全部生活，比我所知道的要有趣得多，轻快得多，好得多。在外国，没有那样多的野蛮的打架，没有象捉弄维亚特兵士那样厉害地捉弄人，也没有老婆子那种狂暴的祷告。
尤其显著的，是书中虽讲着一些恶徒、吝啬鬼、无赖汉，但是决没有我所熟悉的和常常见到的那种说不出的残酷，以及捉弄人的嗜好。书里的恶徒虽凶，但都凶得有道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凶，原因大体可以明白。可是我所见的那种凶恶的行为，却都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并不是可以因此得些什么好处，仅仅是为了发泄而已。
每看一本新书，这种俄罗斯生活与外国生活不同的地方愈加明显，使我产生茫然的懊丧，怀疑这些角边肮脏、纸页泛黄的念旧了的书的真实性。
这时候，忽然得到了龚古尔的一本叫做《桑加诺兄弟》的长篇小说，我花了一整夜一气念完了。我很惊奇，这里有一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于是我又把这平凡伤感的故事重新看了一次。这本书里，并没有错综复杂的东西，表面上没有什么趣味。开头几页跟圣贤传一样，生硬枯燥，用语很准确，毫无一点夸张。一开始引起我一种不愉快的惊奇感，可是用朴素精练的句子组织起来的文章，却很好地记在我心里了。马戏师两兄弟的悲剧，一步紧一步地发展开来。我的两手，不觉因为看这本书的快乐而发起抖来。念到那跌断了两条腿的不幸的艺人爬到阁楼上去，而他的兄弟，正在这阁楼上偷偷地练习自己心爱的技术，这时候，我大声哭起来了。
我把这本好书还给裁缝妻子的时候，要她再借些这样的书给我。
“什么叫这样的书呢？”她轻轻笑着反问。
她这一笑把我窘住了，说不出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书。她说：“这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等一等，我拿一本更有趣味的给你……”几天之后，她借一本格林武德的《一个小流浪儿的真实故事》给我。这书的书名就有点刺痛我，可是打开第一页，立刻在心中唤起了狂喜的微笑，而且我一直含着这样的微笑把全书念完，有些地方还念了两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