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到城里来了。住在一座两层楼的白房子里，它很象一口用来装许多死人的大棺材。房子是新的，却有点象患恶性病的人浮肿的样子，也好象一个叫化子突然发了横财，一下子吃胖了。房子侧面靠街，每层楼有八个窗子，在正面每层四个。楼下的窗子朝着狭窄的走道和院子，楼上的窗子，可以越过墙头望见洗衣工的小房和肮脏的洼地。
这里，没有我所理解的那种街道。房子前面有一大片肮脏的洼地，中间有两道狭窄的土堤。洼地的左端一直伸到犯人劳改场。附近人家都把院子里的垃圾倒在洼地里。它的底部积满深绿色的脏水。洼地右边尽头是积满污泥的星池，散发着臭气。洼地的正中，正对着我们的房子。半边洼地堆满了垃圾，还长满了荨麻、野牛蒡、蜜酸模，另半边，是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的花园。园里有一座用薄木板造成的凉亭，油着绿漆。如果拿石头扔到亭子里，那薄木板准会破裂。
这地方枯燥极了，脏得要命。秋天把这块堆满垃圾的泥污的洼地弄得更糟，好象上面涂了一层油脂，脚踏上去就会粘住。我从没见过这样一块小地方却堆上那么多的垃圾，特别因为我习惯了旷野和森林的清净环境，对这小城市的一角，便分外发愁了。
洼地对面是一道破旧的灰色围墙，中间远远地露出一座褐色的小房子。那房子就是去年冬天我在鞋铺里当学徒时候起睡的地方。它离开我那么近，更使我感到难过。干吗我又得到这条街上来过活呢？
这家的主人我是认识的，他跟他兄弟两人，从前常到我母亲那里做客。那位兄弟，嗓子细得非常可笑，老叫着：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还是以前的老样子，哥哥长着钩鼻子，长头发，神气和善，令人见了愉快。兄弟维克托依旧是那张马脸，长满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祖母的妹子）脾气很坏，爱吵闹。哥哥已经娶了媳妇。媳妇倒长得挺俊，跟白面包一样白净，还有一对黑亮的大眼睛。
头几天，她就对我说了两次。
“我送过你妈一件镶珠边的绸斗篷……”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相信她会把东西送人，也不相信我母亲会受她的礼物。当她第二次对我说起这件斗篷的时候，我就劝她了：
“既然送了，你就不用再夸耀啦。”
她惊得往后一退。
“什么，你在对谁说话？”
她脸上显出许多红斑，眼珠子凸出来，叫唤她的男人。
男人手里拿着圆规，耳上夹一支铅笔，跑到厨房里来了。
听完了老婆的控告，就对我说：
“你对她和别的人说话，都得用‘您’。不准无礼！”
然后，不耐烦地向他妻子说：
“你也用不着为这点儿小事来打扰我！”
“什么？小事？如果你亲戚……”
“什么鬼亲戚呀！”主人大声嚷着，跑了。
我也不喜欢外祖母的亲戚是这种人。我看亲戚之间的关系实在比外人还不如。无论什么坏事和笑柄，他们都彼此知道，比外人更详细，说起坏话来更恶毒，吵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
我很喜欢主人。他老是很好看地把头发往耳朵后边一撩。一见他的模样，我就联想到那位“好事情”。他时常满意地微笑，灰色的眼睛和蔼可亲，老鹰鼻子旁边现出几条有趣的皱纹。
“你们这些老母鸡，别吵了！”他脸上浮起和气的笑影，露出洁白细密的牙齿，对他妻子和母亲说。
婆媳俩每天都吵嘴。我真奇怪她们那样容易那样快就吵起来。早上，她们头发也不梳，衣服也没有穿整齐，就象失了火一样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只有在坐下来吃午餐、喝午茶和吃晚餐的时候，才稍稍休息一下，此外，整天总是忙个不停。他们每次都吃得多，喝得多，总要喝到醉醺醺的和累得不行了才罢手。午餐时候也谈论着吃食，懒洋洋地拌嘴，准备等一会儿来一场大吵。不论婆婆烧什么菜，媳妇总是说：
“我妈妈可不是这样烧的。”
“不这样烧，那一定没有这样好吃！”
“不，比这个好吃多了！”
“那你上你妈妈那里去得啦。”
“我是这里的主妇呀！”
“那我是什么呢？”
这时，主人插进嘴来：
“行啦，行啦，你们这两只老母鸡！发疯了吗？”
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有说不出的奇怪，说不出的可笑：从厨房到餐室，要穿过这宅子里唯一的一间又窄又小的厕所，端着茶炊或吃食到餐室去，一定得经过这儿。因此这厕所也就变成各种滑稽有趣故事的对象，并常常闹出可笑的误会。往厕所水槽里添水是我的差事。我在厨房里睡觉的地方，挨近正门门廊的门口，正对着去厕所的门。我的脑袋在灶旁边烤得发热，脚被从门口灌进来的风吹得发冷，因此睡觉时候，我把擦鞋底用的粗地毯都抓在一起，盖在两条腿上。
大厅的墙上挂着两面镜子，几张《田野》杂志赠送的图画装在金边镜框里；一对牌桌，十二把弯曲的椅子。这是一间空荡荡的屋子。一间小会客室里，放满各种各样的细软家具，有几个玻璃橱里放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这里还装饰着三盏大小不等的灯。没有窗子的黑洞洞的寝室里，除了一张挺大的床之外，放着衣柜和衣箱，从中发出烟叶和红花除虫菊的香气。这三间屋子老是空着，一家人都挤在小餐室里，碍手碍脚的。八点钟，喝过早茶，主人兄弟俩立刻把桌子搬好，摊开白纸，搁上仪器匣、铅笔、砚台，面对面坐下动手工作。桌子摇摇晃晃，又挺大，占满了屋子，主妇跟奶妈从婴儿室里出来的时候，身子就碰在桌角上。
“你们别老在这儿逛来逛去呀！”维克托嚷了。
主妇委屈地要求丈夫：
“瓦夏，你叫他别冲我嚷嚷！”
“你不碰桌子就行。”主人和气地对她说。
“我有身孕，这地方这么窄……”
“好吧，我们到大厅工作去。”
可是，主妇怒吼了：
“天哪——哪有在大厅里工作的？”
通厕所的门口，探出马特廖娜·伊凡洛芙娜的凶恶的、给炉火烤红的脸，她提高嗓子说：
“瓦复，你瞧，你在干活，她有了四间屋子还产不下牛崽子来，真是山脊区的贵族太太，就那么一点儿小聪明……”
维克托不怀好意地笑了，主人大声嚷道：
“够啦！”
可是媳妇却用最狠毒的俏皮话，滔滔不绝地冲婆婆骂着，然后把身子在椅子上一倒，哼道：
“我走，我去死！”
“别打扰我干活呀！活见鬼！”主人脸涨得发青，吼叫道。“真变成疯人院啦，我这样做牛做马，还不都是为了你们，把你们喂饱！噢，老母鸡……”
开头，这种吵闹使我非常惊骇，特别是当主妇拿了一把餐刀，跑进厕所，把两边的门扣上，在里边尖声大叫时，我更加害怕得厉害。顿时屋子里静了下来，后来，主人把两只手托在门上，弯着腰对我说：
“来，爬上去，把上边的玻璃打碎，把门钮摘开”
我急忙跳上他的脊梁，打破门上边的玻璃。当我把身子弯下去，主妇就用刀柄使劲打我的脑袋——可是，我终于摘开了门钮。主人一边打着，一边把妻子拖到餐室里，夺下了餐刀。我坐在厨房里揉着挨过打的脑袋，很快就明白过来，我是白辛苦了：原来那把餐刀钝得要命，连切面包都费劲，人的皮肤是无论如何也割不破的，而且，更不必爬上主人的脊梁，只要站在椅子上，就可以把玻璃打破；还有摘那门钮，大人的胳臂长，要方便得多。从发生了这件事之后，我再不害怕这家人的吵闹了。
他们兄弟两个是参加教堂里的合唱队的，有时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小声地哼哼。哥哥用的是男中音，一开头唱：
心爱的姑娘送我的指环，我把它掉到海里去了……
他兄弟用男高音应和：
跟着这指坏儿一道，人生的幸福我也断送了。
从婴儿室里，主妇发出低低的声音：
“你们发疯啦？宝宝在睡觉……”
或是说：
“瓦夏，你已经娶了老婆，用不着再唱姑娘、姑娘的，这是干什么呀？晚祷的钟声快要响了……”
“那我们就唱教堂里的歌……”
可是，主妇教训了，“教堂里的歌是不能随便乱唱的，何况是在……”她象演说似地用手指着小门。
“我们必须换个地方，要不——真是活见鬼！”主人说。他嘴上常常说，桌子非得另外换一张不行。可是这句话，他已经接连说了三年。
听主人们谈论别人的时候，我便想起鞋店来，那里讲的也是这一套。我很清楚，主人们也以为他们自己在这城里是最好的人，只有他们才知道处世为人的规矩。他们就根据这些我所不明白的规矩，对一切人作无情的审判。这种审判，使我对他们的规矩产生强烈的憎恨和愤怒。打破这种规矩，在我已成为一桩快心的乐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