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能实现她的梦想之前，她夏天在巴黎近郊租一所小屋子，跟母亲两人住着。那是坐二十分钟火车就可以到的。屋子和孤零零的车站离得相当远，在一大片荒地中间，赛西尔往往夜里很晚才回去，可是并不害怕，不相信有什么危险。她虽然有支手枪，但常常忘在家里，而且也不大会用。
克利斯朵夫去探望她的时候，常常要她弹琴。她对于音乐作品的深切的领悟使他看了很高兴，尤其是当他用一言半语把表情指点她的时候。他发觉她嗓子很好，那是她自己没想到的。他劝她训练，教她唱德国的老歌谣或是他自己的作品；她唱得很感兴趣，技巧也有进步，使他们俩都很惊奇。她天分极高。音乐的光芒象奇迹似的照在这个毫无艺术情操的巴黎小布尔乔亚女子身上。夜莺——（他这样称呼她）——偶尔也提到音乐，但老是用实际的观点，从来不及于感情方面；她似乎只关心歌唱与钢琴的技巧。她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而不弄音乐的话，就谈论俗事：不是家务，便是烹饪或者日常生活。平时一分钟都不耐烦和一个布尔乔亚女人谈这些题目的克利斯朵夫，和夜莺倒谈得津津有味。
他们这样的在一块儿消磨夜晚，彼此真诚的相爱，用一种恬静的，几乎是冷淡的感情。有天晚上他来吃晚饭，比平时耽久了些，突然下了一场阵雨。等到他想上车站去赶最后一班火车的时候，外面正是大风大雨；她和他说：“算了罢！明儿早上走罢。”
他在小客厅里睡着一张临时搭起来的床。客厅和赛西尔的卧室之间只有一重薄薄的板壁，门也关不严的。他在床上听到另一张床格格的响，也听到赛西尔平静的呼吸。过了五分钟，她已经睡熟了；他也跟着入梦，没有一点骚乱的念头惊扰他们。
同时，他又得到一批陌生朋友，被他的作品招引来的。他们住的地方大半离开巴黎很远，或是幽居独处，从来不会遇到克利斯朵夫的。一个人的名片即使是鄙俗的，也有一桩好处；就是使上千上万的好人能够认识艺术家，而这一点，要没有报上那些荒谬的宣传就办不到。克利斯朵夫和其中的几个发生了关系。有的是孤独的青年，生活非常艰苦，一心一意的追求着一个自己并无把握的理想：他们尽量吸收着克利斯朵夫友爱的精神。也有的是一些内地的无名小卒，读了他的歌以后写信给他，象老许茨一样，觉得和他声气相通。也有的是清苦的艺术家，——其中有一个作曲家，——不但没法成功，并且也没法表白自己：他们看到自己的思想被克利斯朵夫表现了出来，快活极了。而最可爱的也许是信上不屠名的人：因为这样他们说话可以更自由，很天真的把信心寄托在这个支持他们的长兄身上。克利斯朵夫多么愿意爱这些可爱的灵魂，但他永远不能认识他们，因之大为惆怅。他吻着那些陌生人的信，好似写信的人吻着克利斯朵夫的歌一样；各人都在心里想：“亲爱的纸张，你们给了我多少恩惠！”
这样，根据物以类聚的原则，他周围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仿佛是一个天才的家属，在他身上汲取营养，同时也给他营养。这集团慢慢的扩大，终于形成一颗以他为中心的集体灵魂，——好象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无形的星球在太空中运行，把它友爱的歌声跟一切星球之间的和声交融为一。
正当克利斯朵夫和他那些精神上的朋友有了神秘的联系的时候，他的艺术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得更宽广，更富于人间性。他不再希望音乐只是一种独白，只是自己的语言，更不希望它是只有内行了解的艰深复杂的结构。他要音乐成为和人类沟通的桥梁。唯有跟别人息息相通的艺术才是有生命的艺术。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在最孤独的时间，也靠着他在艺术中表白的宗教信仰和其余的人结合为一。亨德尔和莫扎特的写作，由于事势所趋，也是为了一批群众而不是只为他们自己。连贝多芬也得顾到大众。而这是大有裨益的。人类应当用这种话提醒天才：
“你的艺术中间哪些是为我的？要是没有，那末我不需要你！”
这种强制使艺术家第一个得到好处。当然，只表白自己的大艺术家也有。但最伟大的总是那些心儿为全人类跳动的艺术家。谁要面对面的见到活的上帝，就得爱人类；在自己荒漠的思想中是找不到上帝的。
然而当代的艺人谈不到这种爱。他们只为了一批虚荣的，混乱的，脱离社会生活的少数人士写作，——这等少数人士绝对不愿意分享别人的热情，或竟加以玩弄。为了不要跟别人一样，他们宁可和人生割绝。这种人还是死了的好。我们可是要走向活人堆里去的，我们要喝着大地的甘乳，吸收人类最圣洁的部分，汲取他们爱家庭爱土地的感情。在最自由的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拉斐尔，在那些圣母像中讴歌母性的光荣。今日谁能为我们在音乐上作一幅《圣母坐像》呢？谁能为我们作出人生各个阶段的音乐呢？你们一无①所有，你们法国一无所有。你们想拿些歌曲给民众的时候，不得不剽窃德国往日的名作。在你们的艺术中，从底层到峰顶，一切都得从头做起，或者重新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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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斐尔所作圣母像多至不胜枚举，《圣母坐像》为其中之一，现藏意大利佛罗伦萨毕蒂博物馆。
克利斯朵夫和此刻卜居在外省的奥里维通信，想靠书信来继续他们从前产量丰富的合作。他要他搜集优美的诗歌，和日常的思想行动有密切关系、象德国的老歌谣那样的，例如圣书或印度诗歌中的片段，宗教的或伦理的颂歌，自然界的小景，关于爱情的或天伦的感情，清晨，黄昏与黑夜的诗歌，适合一般淳朴而健全的心灵的东西。每支歌只消四句或六句就行，表情要极朴素，用不着发挥得如何高深，用不着精炼的和声，你们那些冒充风雅的人的卖弄本领对就是没用的。希望你爱我的生命，帮助我爱自己的生命！替我写些《法兰西的祈祷》罢。咱们应当找些明白晓畅的曲调。所谓艺术的语言，我们应当避之唯恐不及，那是象今日多少音乐家的作品一样，变了一个阶级专用的术语。应当有勇气以人的立场而非以艺术家的立场说话。瞧瞧前人的作品罢。十八世纪末期的古典艺术，就是从大众的音乐语言中来的。如格路克，如一般创造交响曲的作者，初期歌谣的作家，他们的乐句和巴赫与拉穆的精炼高深的句子比较起来，有时会显得平淡庸俗。但就是这种本地风光的背景造成了伟大的古典作者的韵味与通俗性。它们是从最简单的音乐形式，从歌谣里来的；这些日常生活里的小小的花朵，深深的印在莫扎特或韦伯的童年的心上。——你们不妨效法他们，写作一些为大众的歌曲。以后你们再创作交响乐。越级有什么用？金字塔不是从顶上造起的。你们现在的交响乐只是一些没有躯干的头颅。噢，美丽的思想，你们得有一个身体啊！必须有几代耐性的音乐家和群众亲近。一个民族的音乐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来的。
克利斯朵夫不但把他的原则应用于音乐，并且还鼓励奥里维在文学方面实行：
“现在的作家，”他说，“努力描写一些绝无仅有的人物，或是在健全的大众以外，只有在不正常的人群中才有的典型。既然他们自愿站在人生的门外，那末你用不着管他们，你自己向着有人类的地方去罢。对普通的人就得表现普通的生活：它比海洋还要深，还要广。我们之中最渺小的人也包藏着无穷的世界。无穷是每个人都有的，只要他甘于老老实实的做一个人，不论是情人，是朋友，是以生儿育女的痛苦换取光荣的妇女，是默默无闻的牺牲自己的人。无穷是生命的洪流，从这个人流到那个人，从那个人流到这个人……你写这些简单的人的简单的生活罢，写这些单调的岁月的平静的史诗罢，一切都那么相同又那么相异，从开天辟地起，一切都是同一母亲的子女。你写得越朴素越好。切勿学现代艺术家的榜样，枉费心力去寻求微妙的境界。你是向大众说话，得运用大众的语言。字眼无所谓雅俗，只有把你的意思说得准确不准确。不论你做什么，得把自己整个儿放在里头：保持你的思想，保持你的感觉。文字应当跟从你心灵的节奏。所谓风格是一个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