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因为没参透法兰西深刻的生命，所以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间居然有一个虔诚的大艺术家，就认为是桩奇迹了。
可是奥里维微微耸着肩，问他在欧洲哪个国家，能找到一位感受浓厚的圣经气息的画家，可以跟那清教徒式的法朗梭阿·米莱相比的；——哪儿有一个学者比清明的巴斯德更加渗透热烈与谦卑的信仰的，——一朝他的精神象他自己所说的，“在悲怆惨痛的境界中”被“无穷”这个观念抓住之后，他便匍匐在地下，“哀求理智把他释放，因为他差不多和巴斯德一样要为了信仰而发狂了”。旧教教义既不妨碍米莱那种英勇的写实主义，也不妨碍巴斯德那种热烈的理智踏着稳健的步子，“走遍了原始的自然界，在无穷小的漆黑的天地中，在①生命发源的最隐蔽的地方摸索”。他们出身于内地，在内地的民众身上汲取他们的信仰，也就是一向潜伏在法国土地中的信仰；愚弄平民的政客尽管信口诬蔑也没用。奥里维对这个信仰认识很清楚：那是他生来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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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斯德为近代研究细菌学之始祖，故言“无穷小”的天地。
他又指点克利斯朵夫看到二十五年来旧教的革新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热烈的要跟理智，自由，生命融合起来；那些勇敢的教士，就象他们之中有一个说的，“受了一番人的洗礼”，主张旧教应该了解一切，眼所有正直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直的思想，即使犯了错误，还是纯洁的，神圣的”。无数的青年教徒，一片诚心的祝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自由，纯洁，博爱，容纳一切善意的人；虽然横遭诬蔑，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尽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暗箭，这个小小的维新队伍依旧非常镇静，坚毅不屈的踏上艰难的前途，知道非洒尽血泪决不能在世界上有什么持久的成就。
法国旗他的宗教，也受着同样活泼的理想主义与热烈的自由主义的激荡。新数和犹太数那些庞大而麻木的躯体，也受着新生命的刺激而颤抖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努力，想创造一个自由人的宗教，对热情与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压制。
这种宗教的狂热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在这儿，它更多了一点悲壮的意味。克利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诱惑那些饥饿的顾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他们一朝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的享乐。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恶的乐观主义相对的，还有一般领导工会的优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种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另外提出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对抗”，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的牺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驱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见诸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末这些高傲的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他们的如醉如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精神与宗教热诚而论，和条顿会①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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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条顿会为十二世纪时半军人半慈善性质的日耳曼团体。
可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物，那些人物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利斯朵夫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种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象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挞民族。
克利斯朵夫一朝呼吸到这些神秘的斗争的气息，就开始懂得偏执狂的伟大，懂得为什么法国人对它这样的忠诚不二，为什么别的更善于调和的民族不能了解。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最初只觉得法兰西共和国标榜在一切建筑物上的口号，和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对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尽量的加以②讥讽。现在他可第一次看见了他们所热爱的、富于战斗性的“自由”的意义，——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剑影。那并不象他先前所想的，对法国人只是一句好听的话，一个空洞的观念。在一个需要理智高于一切的民族，为理智的斗争自然也高于一切的斗争。固然这种斗争被一般自命为实际的民族认为荒谬，但是有什么关系？用深刻的眼光来看，那些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为了金钱的斗争；何尝不是同样的虚空？不论是哪种斗争，百万年后还不是同样的化为乌有？但要是人生的价值就靠着斗争的剧烈性，靠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迸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末，除了法国那些为了拥护理智或反对理智的永久的战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更能为生命争光的？而凡是尝过这种辛辣的滋味的人，对世所盛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毫无生气的宽容，只觉得太平淡，太没有丈夫气。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补偿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发泄他们的精力。可是他们的民族的力量并不在于宽容，宽容只有在许多党派中间成为英勇的行为的时候，才成其为伟大。但在现代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现。英国人借着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说“英国靠了信仰纷起而得到的宽容”，法国经过了大革命还没有能得到。——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比自称为有信仰的英国反而更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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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法国公共建筑物上大半镌有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象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里维带着克利斯朵夫看过了理想主义的钢铁志士，看过了为理智的战斗以后，直爬到山巅：那儿才有清明恬静的，真正超脱的，一小群法国的优秀人物。
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超脱的人物。象停在凝静的天空的鸟一样的潇洒……在那个高度上，空气那么纯洁，那么稀薄，克利斯朵夫简言不容易呼吸。这儿你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家自命为神游于绝对自由的梦境中，——看到一般极端的主观主义者，象福楼拜一样瞧不起“相信万物是实有的伧夫”；——看到一般思想家，以他们动荡的复杂的思想，摹仿着动荡不已的万物的波涛，“昼夜不息的流转着”，哪儿都不愿意停留，哪儿都不会遇到稳固的陆地或岩石，象蒙丹所说的“不描写生命而只描绘过程，一天复一天，一秒复一秒的过程”；——还有一般学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类是在这个虚无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科学的，可是他们继续创造世界和它的规则，创造那个昙花一现的梦境。他们并不向学问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理的把握；——他们只是为学问而爱学问，因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峰巅上，我们看到这些学者，热烈的怀疑主义者，不理会什么痛苦，什么幻灭，甚至连现实也不以为意，只顾闭着眼睛，听着许多心灵无声无息的合奏，听着数字与形式的微妙而壮丽的和声。
这些大数学家，思想自由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严格最切实的头脑，——已经到了神秘的，入定的境界的极端；他们使周围都变成一平空虚，探着身子瞧着深渊，对于自己的目眩神迷感到一点儿醉意；他们欢欣鼓舞的，把思想的光彩在无边的黑夜中放射出来。
克利斯朵夫挨在他们身边也想瞧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素来自命为自由，因为他除了自由的良知以外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规则；但在这些连思想的一切绝对的规则，一切无可违拗的强制，一切生存的理由都摆脱干净的法国人旁边，他骇然发觉自己的自由原来是微不足道的。那末他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为了求自由呀，能够自由是最大的快乐，”奥里维回答。
可是这种自由使克利斯朵夫手足无措，甚至于倾慕德国的极权主义和严格的纪律了；他说：“你们的快乐是自欺其人，是抽鸦片的人做的梦。你们醉心于自由，忘记了生命。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自由！自由！这个世界上谁是自由的？你们的共和国里谁是自由的？——还不是那般无耻之徒！你们最优秀的人可是被窒息的。你们只能做梦。不久恐怕连梦也做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