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以后，他写过一封信去，跟着接到两封很亲热的来信；可是因为懒，尤其因为不善于用书信来表白情感，他把复信一天天的搁了下来。而正当他决心提笔的时候，忽然接到耿士一封短简，报告他的老友死了。据说苏兹从旧病复发的支气管炎变成肺炎，病中老惦念着克利斯朵夫，可不许人家惊动他。虽然他闹着多年的病，身体已经衰弱到极点，临终仍免不了长期惨酷的痛苦。他托耿士把自己的死讯通知克利斯朵夫，说他到死都记念着他，感谢他赐予他的幸福，只要克利斯朵夫在世一天，他就在冥冥中祝福他一天。——耿士可没有说出来，他旧病复发，终致不起的祸根，大概就在陪着克利斯朵夫的那天种下的。
克利斯朵夫悄悄的哭了一场。他这才感到亡友的价值，这才觉得自己原来多么爱他；象往常一样，他后悔没有把这一点和他说得更明白些。如今可是太晚了。——她此刻还剩下些什么呢？仁慈的苏兹只出现了一刹那，而这一刹那反而使克利斯朵夫在朋友死后觉得更空虚。——至于耿士和卜德班希米脱，除了他们与苏兹那点儿相互的友谊以外，谈不到什么别的价值。克利斯朵夫和他们通了一次信，彼此的关系就告了一个段落。——他也试着写信给摩达斯太，她教人回了他一封很平淡的信，只讲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不愿意再继续下去了。他不再给谁写信，而谁也不写信给他。
静默。静默。沉重的静默一天一天的压在他心上。仿佛一切都成了灰烬。仿佛生命已经到了黄昏；而克利斯朵夫才不过开始生活呢。他决不愿意就此听天由命！他还没到睡觉的时间，还得活下去……
可是他没法再在德国活下去。小城市的那种闭塞偏狭压着他的精神，使他气愤得对一切都不公平了。他的神经都暴露在外面，动不动就会受到伤害，会流血。他活象关在市立公园的笼子跟土洞里的可怜的野兽，受着苦闷煎熬。由于同情，克利斯朵夫有时候去看它们，打量着它们美妙的眼睛，看着那犷野而绝望的火焰一天天的黯淡下去。啊！那还不如痛痛快快把它们一枪打死，倒是解放了它们呢！无论什么手段，也比那些人的不理不睬，教它们活不成死不得的态度要好一些！
克利斯朵夫最感压迫的，还不是一般人的敌意，而是他们变化无定的性格，既没有格局也没有内容的性格。他宁可跟那些死心眼儿的，头脑狭窄的，对一切新思想都不愿意了解的老顽固打交道！硬来，可以硬去；哪怕是岩石罢，可以用铁锹去开凿，用火药去炸毁。可是对付一块没有定形的东西，轻轻一碰就会象肉冻似的陷下去而不留一点痕迹的，你能有什么办法？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精力，掉在这种泥淖里都变得无影无踪：即使有块石头掉下去，深渊的面上也不会泛起多少皱纹；嘴巴才张开了一下，马上又闭了起来：刚才的面目早已消灭了。
他们可不能说是敌人。真是差得远呢！他们这种人，在宗教上，艺术上，政治上，日常生活上，都没有勇气去爱，去憎，去相信，甚至也没勇岂不相信；他们耗费所有的精力，想把不可调和的事情加以调和。特别从德国战胜以后，他们更①想来一套令人作恶的把戏，在新兴的力和旧有的原则之间觅取妥协。古老的理想主义并没被人唾弃，因为大家没有那个魄气敢坦坦白白的这样做，而只想把传统思想加以歪曲，来迎合德国的利益。头脑清明而两重人格的黑格尔，直等到来比锡与滑铁卢两仗以后，才把他的哲学立场和普鲁士邦的沆瀣一气：这是一个显著的榜样。——利害关系既然改变了，②一切的原则也就跟着改变了。吃败仗的时候，大家说德国是爱护理想。现在把别人打败了，大家说德国就是人类的理想。看到别的国家强盛，他们就象莱辛一样的说：“爱国心不过是想做英雄的倾向，没有它也不妨事“并且自称为”世界公民”。如今自己抬头了，他们便对于所谓”法国式”的理想不胜轻蔑，对什么世界和平，什么博爱，什么和衷共济的进步，什么人权，什么天然的平等，一律瞧不起；并且说最强的民族对别的民族可以有绝对的权利，而别的民族，就因为弱，所以对它绝对没有权利可言。它，它是活的上帝，是观念③的化身，它的进步是用战争，暴行，压力，来完成的。如今自己有了力量，力量便是神圣的。力代表了全部的理想主义，全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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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谓德国战胜系指一八七○年的普法战争。
②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早年轻视普鲁士，称颂拿破仑；晚年则崇拜普鲁士，甚至于所著《历史哲学》的绪论中提到“绝对观念”时，隐含国家至上，尤其是普鲁士至上之意。来比锡一役（１８１３年）为拿破仑败于俄、奥、普联军之役。而来比锡与滑铁卢战争已为黑格尔晚年之事。
③此处所谓“观念”，当即指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又观念一词在此应视为形而上学中之“原理”。
实际上，德国几百年来都因为徒有理想没有实力而吃了大亏，所以在历尽艰辛之后，不得不伤心的承认最要紧的是力：这一点是很可以原谅的。可是以埃尔特与歌德的后人而有这样的自白，其隐痛也可想而知。德国民族的胜利其实是德国理想的衰微与没落……可怜连最优秀的德国人也偏向于服从，所以要他们放弃理想是最容易不过的。一百年以前莫茨就说：“德国人的特征是服从。“特·斯塔尔夫人也说：“德国人是勇于服从的。他们会用一套自圆其说的哲学来解释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例如对强权的尊重，以自己的恐惧为软心肠，从而使尊重强权一变而为佩服强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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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莫茨（１７７５—１８３０），德国政论家。特·斯塔尔夫人为法国浪漫运动的先驱人物，以反对拿破仑，流亡德国甚久，著有《论德国》一书有名于时，此处即引该书中语。
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最伟大的人物和最渺小的人物身上都发见这种心理。席勒笔下的威廉·退尔，肌肉象挑夫一般的②拿腔作调的布尔乔亚，就是一例，无怪那个直言不讳的鲍尔纳要批评他说：“为了使荣誉与恐惧不致抵触，他故意低着头走过奚斯莱的冠冕，表示他没看见冠冕而不行礼，可不是抗命。”小而言之，七十岁的老教授韦斯又是一个例子：他在克利斯朵夫城里是最有声望最受尊敬的学者，可是在街上一碰到什么少尉之流，会赶紧从人行道上闪到街心去让路。克利斯朵夫看到日常生活中这些琐碎的奴性表现，不由得心头火起。他为之痛苦极了，仿佛卑躬屈节的便是他自己。他在街上眼看着军官们飞扬跋扈，暗中非常气愤：他故意不让路，一边还直瞪着眼回敬他们。好几回他差点儿闹事，仿佛有心寻衅似的。虽然他比谁都明白这一类惹是招非的举动的无聊跟危险，但他往往有些理智不大清楚的时间：因为他老是压着自己，再加那些日积月累，无处发泄的强壮的精力，使他烦躁不堪。在那种情形之下，他随时可以闯祸，他觉得要是在这儿再待一年，他就完了。他痛恨强暴的军国主义，好象压在自己的心上；他也恨那些拖在街面上铿锵作声的刀剑，在营门口摆着的仪仗，和对着城墙预备开放似的大炮。当时有一批喧腾众口的黑幕小说，揭穿各地军营里的腐败，把军官全描写成坏蛋，除了做个听人支配的傀儡以外，只晓得闲逛，喝酒，赌钱，借债，受人厮养，互相攻讦，从上到下的欺负下属。克利斯朵夫想到自己将来有一天要服从这种人，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不，那他是受不了的，永远受不了的；他怎么能委屈自己去向他们低头，被他们羞辱呢？……他可不知道军人中间有一部分极高尚的人也在那里痛苦，因为他们眼看自己的幻想破灭了，多少的精力，青春，荣誉，信仰，不惜牺牲的热情，都给糟蹋了，浪费了，剩下的只有职业的无聊。——而当军人的要不拿牺牲做目标，他的生活就变了最没意思的活动，只摆着臭架子，仿佛没有信仰而成天念着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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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威廉·退尔为传说中解放瑞士的民族英雄。相传（并非史实）十四世纪时奥皇所派统辖瑞士的总督奚斯莱在于莱城广场上置有冠冕，全市民经过均须鞠躬，独威廉·退尔抗命，卒领导民众推翻奥国统治云云。德国诗人席勒曾根据此项传说写成诗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