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口气收不住，继续唱了半节，然后也停住了。“得了罢！”他粗暴的又说了一遍。
全场为之愣了一愣。过了一忽儿，他又冷冷的说：“咱们再来！”
她愕然望着他，双手哆嗦着，真想把乐器望他头上扔过去；事后她竟不懂当时怎么没有那样做。但她慑于克利斯朵夫的威严，只得重新开始。她把全部的歌唱完了，连一个拍子一个小地方也不敢变动：因为她觉得克利斯朵夫绝对不会留情，而一想起要再受一次侮辱就吓得浑身发抖。
她唱完以后，台下掌声不绝。他们并不是捧她唱的歌，——（要是她唱别的作品，也可以博得同样的掌声），——而是捧这位有名的老资格的女歌唱家：他们知道赞赏她是没有错的。同时大家还想补偿一下她受的侮辱。他们隐隐然觉得她刚才唱错了，但认为克利斯朵夫当场给她指出来简直不成体统。大家都喊着“再来一次”。克利斯朵夫可很坚决的把琴关上了。
她没有发觉这桩新的侮辱；她心里乱得很，根本不想再来一次。她急急忙忙下了台，躲在化装室里把胸中郁积着的恼恨与愤怒一启发泄了出来：又是哭，又是叫，把克利斯朵夫直骂了一刻钟……狂怒的叫声一直传到门外。据那些进去探望她的朋友出来说，克利斯朵夫对她的态度简直跟下等人一样。众人的议论在戏院中是传得很快的。所以克利斯朵夫重新踏上指挥台演奏最后一曲的时候，场子里颇有些骚乱的现象。但这个曲子不是他的，而是奥赫的《欢乐进行曲》。听众既喜欢这曲平凡的音乐，便不必嘘斥克利斯朵夫而就有极简单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意：他们有心替奥赫捧场，热烈鼓掌要求作者露面了二三次；奥赫当然不肯放过机会。而这时音乐会也完了。
大公爵和宫廷方面的人，那些终日无聊而爱说短道长的内地人，对音乐会的情形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和女歌唱家有交情的几家报纸，绝口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只一致恭维她歌唱的艺术，而在报导她所唱的作品的时候顺便提了提那些歌。关于克利斯朵夫其他的作品，只是寥寥几行，所有的报纸全是大同小异的论调：“……对位学很有功夫。风格非常烦琐。缺少灵感。没有旋律。纯粹是头脑的而非心灵的产物。缺乏真诚。只想独创一格……“——接下去的一段文字是讨论真正的独创，举出一般故世的大师，”不求独创一格而自然独创一格的“如莫扎特、贝多芬，吕威、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等的作品为证。——然后笔头一转又转到当地的戏院不久要重演克莱采尔的作品，就手把那出”永远清新永远美丽的歌剧”长篇累牍的描写了一番。
总之，便是对克利斯朵夫最有好感的批评家也完全不了解他的作品；而绝对不喜欢他的人自然更表现出阴险的仇视态度；——至于大众，既没有批评家，不管是好意的或恶意的批评家领导，只能一声不出。让大众自己去思想的时候，他们就干脆不思想。
克利斯朵夫灰心到了极点。
其实他的失败不足为奇。他的作品不讨人喜欢的理由不止一个，而有三个。第一，它们还不够成熟。第二，它们还太新鲜，不能教人一下子就懂得。第三，把这肆无忌惮的青年教训一顿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可是克利斯朵夫头脑不够冷静，不肯承认他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长时期的被人误解以后，看惯了人类无可救药的愚蠢，会变得心胸开朗；而克利斯朵夫还谈不到这一点。他相信群众，相信成功，以为那是一蹴即就的，既然他具备着成功的条件：这种幼稚的信心现在可是被粉碎了。有敌人，他倒认为稀松平常。但他觉得奇怪的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凡是他认为可靠的，一向对他的音乐感到兴趣的人，从那次音乐会以后，再没一句鼓励他的话。他想法去试探他们，他们总是闪铄其词。他再三追问，要知道他们真正的思想：结果是一般最真诚的人把他从前的作品，早年的幼稚的东西，提出来作比较。——接连好几次，他听到人家拿他的旧作做标准，说他的新作不行，——可是几年以前，在那些作品还是簇新的时候，他们也认为不好的。新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一般的原则。克利斯朵夫可不懂这一套，便大惊小怪的叫起来。人家不喜欢他也可以，他不但容许，甚至还欢迎，因为他并不想做每个人的朋友。可是人家喜欢他而又不许他长大，硬要他一辈子做个小孩子，那可不象话了！在十二岁上是好的作品，到二十岁上便不行了；他希望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上，希望要变，变，永远的变下去……想阻遏一个人的生命不让它发展的，岂非混蛋！……他童年的作品所以有意思，并非在于它幼稚无聊，而是在于有股前程无限的力潜伏在那里！而这前程，他们竟想把它毁掉！……可知他们从来没懂得他，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们所喜欢的只是他的庸俗，只是他跟庸俗的人没有分别的地方，而并非真正的“他”：他们的友谊其实是误解……
也许他把这些情形夸张了些。一般老实人不能爱好一件新的作品，但它有了二十年的寿命，他们就会真诚的爱好：这是常有的现象。新生命的香味太浓了，他们虚弱的头脑受不住，必须由时间来把这味道减淡一点才行。艺术品一定要积满了成年累月的油垢，方始有人了解。
但克利斯朵夫不允许人家不了解现在的他，而等他成为过去之后再了解他。他宁可人家干脆不了解他，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了解他：所以他气愤之极。他痴心妄想的要人了解，替自己说明，跟人家辩论；这才是白费气力，那不是要把整个时代的口味都改过来吗？但他自信很强，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刷一番，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说服一个人决不是几次谈话所能济事；他说话的时候既找不到适当的字，又是对大音乐家，甚至对谈话的对方取着狂妄傲慢的态度，结果只多结了几个冤家。殊不知他先得从从容容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好了，才能强迫人家听他的……
而他的星宿，他的坏星宿，恰好来给了他说服人家的机会。
他在戏院的食堂里和乐队里的几个同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他们听了他的艺术批评骇坏了。他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但对他放肆的言论都大不乐意。中提琴师老克罗斯是个忠厚人，很好的音乐家，一向是真心喜欢克利斯朵夫的；他装着咳嗽，想等机会说一句双关的笑话把话题扯开去。克利斯朵夫可完全没注意，倒反越说越有劲，教克罗斯灰心了：“他干么要说这些话呢？真是天晓得！一个人尽管心里这么想，可用不着说啊！”
最奇怪的是，他也“这么”想过；至少他怀疑过这些问题，克利斯朵夫的言论把他心里的许多疑惑挑了起来，但他没有勇气承认，——一半是怕冒不韪，一半是因为谦虚，不敢相信自己。
吹短号的韦格尔可是一句话也不愿意听；他只愿意赞美：不论什么东西，不论好的坏的，天上的星或地下的煤气灯都一律看待；他的赞美也没有什么等差，只知道赞美，赞美，赞美。这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受到限制就要痛苦的。
但大提琴师哥赫痛苦得更厉害：他全心全意的爱好下品的音乐。凡是被克利斯朵夫嘻笑怒骂的，痛诋的，都是他最心爱的；他本能的挑中一些最陈腐的作品，心中装满着浮夸的，动辄落眼泪的感情。但他的崇拜一切虚伪的大人物完全是出于真心。唯有他自以为崇拜真正的大人物时才是扯谎，——而这扯谎还是无邪的。有些勃拉姆斯的信徒，以为在他们的上帝身上可以找到过去的天才们的气息：他们在勃拉姆斯身上爱着贝多芬。哥赫却更进一步，他爱贝多芬的倒是勃拉姆斯的气息。
可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怪论最表愤慨的还是吹巴松管的史比兹。他的音乐本能所受的伤害，还不及他天生的奴性所受的伤害。某个罗马大帝是连死也要站着死的。他可非伏倒在地下死不可，因为伏在地下是他天生的姿势；在一切正统的，大家尊重的，成功的事物前面匍匐膜拜，他觉得其乐无穷；他最恨人家不许他舔泥土。
于是，哥赫唉声叹气，韦格尔做着绝望的姿势，克罗斯胡说八道，史比兹大叫大嚷。但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比别人喊得更响，说着许多对德国与德国人最难堪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