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过去很坏……一向如此,他们常常在第五大道旅馆见面。”我母亲这么说,好像那一越轨的情景增加了她所提起的那对男女的罪过。她斜挎着眼镜,看着手里的编织活,声音厚重得嘶嘶作响,好像要烤焦她毫不倦怠的手指间编织的雪白童毯一样。(我母亲是一个典型的乐善好施的人,然而说出的话却尖酸刻薄,一点也不慈善。)

“他们过去常在第五大道旅馆见面,”这句话对我记忆中的纽约旧事概括得多么准确啊!过了一代之后,谈起像利齐·黑兹尔迪安同亨利·普莱斯特之间这样的风流韵事,人们一定会说:“他们在旅馆见面。”时至今日,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处女仍然在靠咂摸年轻时酿造的陈年老酒度日外,谁还有兴趣追忆那样的陈年旧事?

生活的变化飞快如梭,人们的好奇心无法老是停留在感情关系的某一点上;正像老西勒顿·杰克逊回应我母亲的话时,透过他那完美的“瓷器”咕哝的那样;“第五大道旅馆?如今,第五大道中央也许是他们见面的地点,管你有没有人注意!”

然而,我母亲那刻薄的话猛然激起我对孩童时的一件小事多么强烈的记忆啊!

第五大道旅馆……黑兹尔迪安夫人同亨利·普莱斯特……联想到这些名字,一下子将她的谈话定格在我记忆中的一点上。这如同探照灯在旋转照射,当人们正在注视着它的光柱所及的每个光怪陆离的图像时,却突然卡住不动了。

那时,我还是个十二岁的小男孩,放假在家。我的外祖母帕雷特仍旧住在西二十三大街的那所外祖父年轻时建造的房子里。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人们一想到生活在联合广场以北的危险就震颤不已——随着时光的流逝,雨后春笋般的新建房屋推进到派克大街,规模超过了第十三大道,将瑞泽尔瓦大街连接在一起,将我们夹在崇尚贵族生活的南方和物欲横流的北方间的那一潭沉闷的死水中。我的祖母和父母回首那段日子,带着开玩笑似的将信将疑。

甚至在那时,纽约的时尚已变化得很快了。我儿时的回忆几乎不能触摸到那段日子,外祖母身着缀满花边饰带、闪亮夺目、走起路来沙沙作响的衣服,在那几个已经成了家的长相俊俏的女儿搀扶下,迎接新年的到来。然而老西勒顿·杰克逊是一位社会风俗已经过时,但却假装对其变化从未觉察出来的人。他强调,迎新仪式除了在荷兰后裔家庭中举行之外,从未被认真地对待过,那就是亨利·万德·鲁西顿夫人为什么在她的朋友都关起了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以一种勉勉强强半是道歉的方式,始终抱定它不放的原因。那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要选择那些不合时宜的人庆祝节日的那一天到城外举行聚会的原因,那常常是他们离家在外的借口。

祖母当然不可能再迎接新年。然而在她看来,冬天出城是件极其古怪的事情,尤其是在当今纽约的房屋里配有新式的取暖炉,光彩奇目的枝形吊灯照得满室生辉的这样一个时代,就更为古怪了。不,谢谢你……对于那些穿着凉鞋,衣衫褴褛,满身冻疮的那一代人,无所谓冬天。他们在没有取暖设备,没有明亮灯光的屋子中长大。当他们发觉在纽约的生存竞争中吃不消时,便乘船运行到意大利去死。因而外祖母同她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元旦这一天仍旧呆在城里,用家庭团聚的方式来庆祝这一天,那是圣诞节的延续和补充——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人来说,没有礼物和葡萄干布丁,节日宴会便显得苍白无力,黯淡无光。

这一天仍倍受欢迎,因为有个合情合理的借口,可以大吃特吃,四处游荡并且欣赏窗外的风景。纽约的上层社会中荷兰人的习俗仍然风行。然而在这一天,我们没有躲在厚玻璃之后,从那里观察滑稽可笑的绅士们一路小跑,外衣领几乎遮不住晚礼服的领结,从棕色的房门里穿梭来往,走亲访友。我正静静地打扫一片狼藉的午餐桌,这时一个仆人冲进屋里,说第五大道旅馆起火了。

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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