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不说错话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必须说得十分简明扼要时。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纠正我在上一次讲演中说过的一句错话。当时我对你们说，放弃了催眠术之后，我仍然坚持要求我的病人把他们所想到的一切同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念头全告诉我，并明确对他们说，他们其实知道每一件他们表面上已经遗忘的事，而且进入他们大脑的那些念头当中确凿无疑地会含有我们正在探寻的东西；然后我又对你们说，进入我的患者大脑的第一个念头果真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后来被发现就是那个被遗忘的记忆的延续。然而这并不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我只是为了做到简洁才把问题说得那样简单。事实上，只有刚开始几次是这样，我们所需要的遗忘事件果然作为我单纯追问的结果出现了。这个方法继续使用下去时，患者头脑中的念头不停地涌现，它们都不能算作是我们所需要的念头，因为它们并不适合，连患者自己也觉得不对而把它们摒弃了。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追问已不再起任何作用。于是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后悔不该放弃催眠术了。
在我如此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怀有一个偏见，这个偏见在几年后为我的朋友卡尔。荣格以及他在苏黎世的弟子们证实是具有科学合理性的。我不得不说，有时抱有偏见是极其有用的。我十分重视精神活动的决定因素的严格性；我发现我们不可能相信患者在注意力处于紧张状态时所产生的一个念头会具有随意性，会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念头毫无关系。两个念头不会完全一致这个事实可以依据假设的心理状态得到满意的解释。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有两种力量在互相抗击：一方面，他的意识努力要把他无意识中遗忘的念头带入意识，同时，我们已经了解的那种“抵抗”却又想方设法要阻碍已被压抑的念头或者其衍生物进入意识。如果这种“抵抗”的力量极小或完全没有力量，被遗忘的念头就能毫不扭曲地进入意识。由此可见，设想阻碍我们正在寻找的念头进入意识的抵抗力越大，其扭曲程度也就越严重，似乎也不无道理。因此，代替我们正在寻找的念头而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也就像症状一样出现了：这是一种取代已被压抑的念头的、新的、人为造出来的、稍纵即逝的念头，而且就抵抗力造成的扭曲程度而言也和被压抑的那个念头不一样。可是，由于它具有症状的性质，它还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念头有所相似。而且，只要抵抗力不是太大，我们便能够根据前者推导出后者，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一定具有压抑内容的引喻的性质，就像用间接的语言来表达相同的内容一样。
在正常的精神生活领域里，同我们刚才所假设的情形类似的场合能产生相似的结果，这样的例子我们经常遇到。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笑话。精神分析疗法涉及的问题迫使我不得不研究说笑话的技巧。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巧得很，这是一个英语的笑语。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传闻：有两位不是特别谨慎的商人，一连做了几笔很担风险的生意之后，成功地发了大财，于是他们开始想方设法想挤入上流社会中去。有一个办法他们觉得很有成功的希望，那就是请城里最有名望、收费最高的画家给他们画像。这位画家的画是极有名的。画好的两幅珍贵的油画在一个大型宴会上第一次露面了，这两位晚会的主人亲自把当地最有名望的一位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领到并排挂着那两幅画像的墙前，希望听到他们对这两幅画的意见。这位鉴赏家左看右看，打量了好长时间，然后仿佛发现少了什么似的摇了摇头，用手指点着两幅画之间空开的间隔轻声问道：“可是耶稣基督在哪儿呀？”我已看出你们各位都觉得这个笑话十分有趣。现在让我们来继续考察一番。显然，这位鉴赏家真正想表达的是：“两个是一对无赖，就像和耶稣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左一右的两个盗贼一样。”
可是他没有这么说，相反，他却说了一句猛一听显得很不合适、毫不相干、似乎不伦不类的话，但稍稍想一想，我们立刻就会明白这句话其实是他心里想要表达的耻笑的引喻，也是这种耻笑的一个绝好的替换。我们不可能奢望在笑话中发现我们认为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但是我们应当注重笑话和这种念头的动机的一致性。为什么这位鉴赏家没有把他想要表达的意思的话直截了当地对这两个无赖说出来呢？
由于他心里有一种巧炒的“反动机”在抵制着他当着他们的面说出这些话的欲望。嘲笑充当东道主招待你的人，而且还是家里养着许多拳头随时都能挥舞一阵的人，自然是要承担些风险的，一不小心就会遇到我在上次讲演中用来解释“压抑”现象的那个人的命运。就因为这样，那位艺术批评家才没有直截了当地把他心里要说的话讲出来，而是采用“辅之以省略的引喻”形式表现出来；而我们的患者不产生出我们正在努力寻找的那个被遗忘的念头，而是创造出一个或多或少的被扭曲了的替身，也是由于同样的情况。
女士们，先生们，根据苏黎世学派（布洛伊勒、荣格等）的理论，把注入（充满）情感的一些相互独立的观念性因素的组合描述为“情绪”，的确是一个十分便利的方法。那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如果我们从某个患者回忆起来的最后一件事动手去寻找他的一个被压抑的情况，我们就很有希望发现这个情结，只要这位患者把他的自由联想中的足够多的内容交给我们掌握。同样，我们也允许这位患者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并坚信这样一个假定，不直接依赖于我们所寻找的那个情绪的东西是决不会进入患者头脑的。如果这样一个发现压抑内容的方法在你们看来是过于不可靠的话，那我至少能向你们保证，这是唯一能付诸行动的方法。当我们开始施用这个方法之后，我们又会受到另一种干扰。患者经常会吞吞吐吐，甚至完全停下来，声称他再也想不出什么可说的念头了，他的脑子里什么念头也没有。如果事情的确如此，如果患者说的完全正确，那么我们的疗法也就不得不再次宣告无效。然而，进一步的观察告诉我们，这样的思绪停顿实际上是从来不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似乎发生，只是因为患者在伪装成对进入他大脑的念头的价值所作的各种批评性判断的抵抗的影响下，隐瞒或摆脱了他已经意识到的那个念头。我们可以阻止这种情况产生，办法是事先警告患者不应该有这种行为。要求他不去理睬这种批评。我们告诉他说，他必须完全抛弃这种批评性选择，把进入他头脑的任何念头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即使他认为这种念头是错误的或无关或无意义，更重要的是，即使他觉得听任自己考虑头脑中所闪现的念头很不像话。只要这条命令得到严格的执行，我们便肯定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材料，从而使我们走上找到被压抑的情结的道路。患者在抵抗而不是在医生的影响下轻蔑地加以摒弃的这种联想材料，对精神分析医生说来，可以说是起到了矿石的作用，只要借助于一些简单的阐述手段就能从中提炼出贵重金属。假如你急于要尽快地、临时性地了解一位患者的被压抑了的情感，暂且不去探索其前后排列和相互关系，那么，你就可以采用当年荣格（１９０６年）及其弟子们发展起来的“联想实验”（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的检查方法，这种方法向精神分析医生提供的就是定性分析向化学家提供的那种知识。在治疗神经症患者的过程中。不用这种方法也无妨碍；但是对于情结的客观显示和精神变态的检查来说，它却是必不可少的；苏黎世学派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研究患者在受制于精神分析主要规则时进入他们头脑的念头并不是我们发现无意识的唯一方法。另有两种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目的：解析患者的梦和探察患者的有缺点的、不规则的行为。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犹豫过不少时间，总觉得与其如此简单化，泛泛而谈地向你们介绍整个分析领域的概况，恐怕倒不如详细深入地给你们讲一讲释梦的内容更有好处。出于一个纯粹主观的、似乎处于次等地位的动机，我终于没有这样做。我仿佛觉得，在一个致力于追求实际目标的王国中，以“释梦者”的身分出现，尤其是现在你们还不可能了解这门十分古老而又备受讥讽的艺术所能具有的重要性，这样做简直是太丢面子了。实际上，释梦是了解无意识的捷径；它是精神分析学最坚实的基础。假如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我就会这样回答：“去研究你自己的梦。”到如今，每一个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以相当出色的辨别力不是对《释梦》一书的内容完全置之不理，就是千方百计以最肤浅的反对意见草草避过这些内容。假如你采取相反态度，能够接受解决梦中种种问题的方法，那么，精神分析学使你们的大脑面临的种种新鲜问题也就不会再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困扰了。你们应该记住，我们在晚上产生的梦境一方面具有与精神错乱的种种创造最密切的外在相似性和内在亲缘性，另一方面又与我们清醒时完全健康的生活情景相吻合。我可以毫不荒唐地断言：凡是以惊讶而不是以领会的态度看待这些“正常的”幻觉、妄想和性格变化的人，都只能像外行一样对病态的精神状态的反常结构一点不懂。你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几乎每一个精神病医生都算作这样的门外汉。现在我要邀请你们跟着我到梦域去作一次短短的旅游。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我总是惯于轻视自己的梦，就象患者是轻视精神分析医生要求他们做的联想一样。我们也一样把梦摒弃了，通常是很快就遗忘了，而且忘得干干净净。我们之所以轻视梦，是因为有些梦即使并不混乱，也并不是毫无意义，却仍具有奇怪的特征，更是因为另一些梦显然荒谬怪诞，毫无意义。我们对梦的摒弃同梦中公开展现的一些无所禁忌的羞耻场面和不道德场面有关。大家都知道，古代人并没有这种轻视梦的观念。同样，我们当今社会中较下层的人对梦的价值也是没有怀疑的；和古人一样，他们也指望梦能够预示未来。我认为，我并不觉得有必要为了填补我们现在知识的空白而借助于任何神秘的假设；同样，我也从来没有发现在任何可以证实梦的预卜性质的根据。关于梦可以谈论的其它问题多得很——而且都是相当引人入胜的问题。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梦都是同梦者格格不入、不可理喻、混乱荒谬的。如果你们注意考察一下婴儿（从十八个月开始）的梦，你们会发现他们的梦十分简单，很容易解释。小孩总是梦见早一天在他心理激起但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实现了。你们根本不必运用任何阐释技术就能得出这个简单的回答，你们需要做的只是调查一下这个孩子早一天（所谓“梦幻日”ｄｒｅａｍ—ｄａｙ）的经历。毋庸置疑，解开梦这个谜的最让人满意的答案是发现成人的梦也跟小孩的梦一样——即也是他们在梦幻日所产生的愿望的实现。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只要对梦作出更具体的分析，在寻找这个答案的道路上存在着的困难就能一步一步地克服。最早出现的、也是最严厉的反对意见是，成人的梦的内容经常是不可理解的。因此绝对不可能是愿望的实现。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梦已经受到了扭曲，构成其基础的精神活动过程，如果按原样用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是不大一样的。你们必须区分外显的梦内容——即你们在早晨模糊地回忆起来并吃力地（而且似乎是臆断地）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和内隐的梦思想——即我们必须假设存在于无意识的意念。梦的这种扭曲过程和你们在探索癔病症状的构成时已经了解的那种活动过程一样。它也表明，在梦的构成时已经了解的那种活动过程相同，也有那种精神力量的互相冲突在起作用。外显的梦内容就是无意识中内隐的梦思想的被扭曲了的替身，造成这种扭曲的是自我的防御力——抵抗力。在人们清醒的时候，这些抵抗力联合在一起共同阻碍无意识中被压抑了的愿望进入意识；隐入轻微睡眠状态后，这些抵抗力虽然有所降低，但至少有充足的力量迫使那些愿望戴上伪装的面具。从而，做梦人便同癔病患者不能理解其症状的起源和意义相同，也理解不了他做的梦的含义了。如果你们对梦进行一番分析——其分析方法同精神分析的方法是相同的——人们自然会相信的确存在着内隐的梦思想这样的东西，也会相信它们与外显的梦内容之间的关系的确像我刚才所叙述的那样。你们可以完全不去考虑梦的各项内容之间的表面联系，只要根据精神分析的规则以自由联想的方式把进入你们大脑的同每一个独立的梦内容相联系的念头合起来。从这份材料中你们便能得出内隐的梦思想，就像从患者涉及其症状和往事的联想中得出他的隐藏着的情结一样。这样得出的内隐的梦思想不久就会让你们知道，我们把成人的梦回溯到儿童的梦这种做法是多么理所当然，无可非议。这样一来，梦的外显内容已由梦的真实含义所代替，而这种真实含义始终是清晰明了，可以理解的，它的出发点在于早一天的经历，它本身其实就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的实现。所以，醒来时根据记忆所了解的外显的梦便只能被称为压抑了的愿望的伪装的实现。你们也可以通过一种综合的工作得以了解把无意识中内隐的梦思想变为外显的梦内容的那个过程。我们叫这个过程为“梦的工作”（ｄｒｅａｍ—ｗｏｒｋ）。
它值得我们在理论上给予最密切的关注，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探究出在无意识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意识与无意识这样两个独立的精神之间也许会出现什么样的意料之外的精神活动，而这在其它方面是没法探究到的。在这些新发现的精神活动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梦的工作是两种不同的精神组合相互产生作用的一种特殊情况——亦即精神分裂造成的后果的一种特殊反应，它好象在本质上是同把压抑了的情结转变为症状（压抑不成功的表现）的那个变形过程完全一致的。从梦的分析（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从你们自己做的梦的分析）中，你们还会十分惊讶地发现，幼年时期的印象和经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儿童长大成人后仍会在梦中寻找童年时期的生活，并尽力保存当时的一切特征和愿望冲动，甚至那些在后来的生活中已经丧失作用的特征和愿望冲动。还会有许多发展、压抑、升华以及种种反应构成以不可抵抗的力量降临到你们身上，而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的天赋的孩子就是通过这些变化而成为我们所说的那种普通人的，也就是承受如此历尽艰难而获得的文明的压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深受其害的人。我还希望你们注意一点，即梦的分析已经向我们表明，无意识常常利用一种特殊的象征作用，尤其是用来代表性方面的各种情结。这种象征作用一方面是因人而不同的，但另一方面却常常以一种典型形式出现，并似乎与我们推测构成我们的神话和童话之基础的那种象征作用不谋而合。借助于梦来对这种民间流传的心灵创造作出解释，仿佛也不是不能实现的。最后，我必须提醒你们，有一种反对观点认为焦虑梦的出现同我们把梦视为愿望之实现的观点相对立。你们不要听任自己受这种异义的摆布。实际上，这种焦虑梦也和其它的梦一样，首先需要得到解析，然后我们才可以对它们作出评价。何况笼统地说来，这种焦虑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地依赖于梦的内容。正确的想象还有待于对神经症的焦虑的决定因素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并予以更大程度的重视。焦虑是自我试图摒弃已经被压抑但又重新获得力量的一种反应，因此，如果梦的构成形式是过于重视这些已被压抑的愿望的话，这样，这种焦虑在梦中出现的现象也就很容易解释明白。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对于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涉及某些问题的知识，要通过别的途径获得这些知识困难很大，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这项研究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不过，我们事实上是要通过这项研究去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的课题。根据我已经谈过的这些内容，你们将不难理解释梦是如何使我们得以了解患者那些隐匿的、被压抑了的愿望以及由这些愿望培育成的情结的——如果患者的抵抗不给释梦造成很大的困难的话。现在我就可以接下去讲第三组精神现象了，对于这种精神现象的研究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一种技术手段。我们要讨论的这种精神现象就是无论正常人还是神经症患者都有可能犯的一些通常不会引起足够重视的小小错误，例如，忘记一些可能熟悉或事实上是很熟悉的事（如一时想不起某人的姓名等）；谈话中出现口误，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时常发生的，类似的笔误或阅读错误，做事笨手笨脚，丢失或打破东西等。这些行为都是很常见的，一般说来，谁也不会去寻找其中有什么心理决定因素。通常只是把它们看作是由心不在焉或一时疏忽或其它类似原因所造成的结果而不加以重视。除此之外，还有那些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就做出来的行为、动作，更不用说从心理角度加以重视了。比如，随手摆弄什么东西，哼哼曲子，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触摸自己的衣服，等等。实际上，这些“区区小事”同过失行为、症状性行为以及怪诞行为等都一样，并不像人们通常愿意承认的那么轻描淡写。它总是具有某种含义，而且这种含义通常能根据这些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景轻而易举地、确凿无疑地得到解释。最后，我们又一次发现这些外表上无关紧要的小事也同样表达了人们不得不隐匿于自己的意识之外的冲动或意识，或者说，这些细微的行为实际上就来源于我们已经了解的充当症状的创造者和梦的构成者的那种被压抑的冲动愿望和情结。因此，它们也应当被当作症状来对待，如果把它们也好好思考一番，它们就有可能和梦一样使我们得到以揭开人的心灵中隐藏起来的那一部分。一个人最隐蔽的隐私往往都是借助于它们暴露出来的。如果它们即使在健康人、亦即无意识冲动的压抑总的说来相当成功的人身上也十分容易、特别频繁地出现，那么，这主要是由于它们本身的无足轻重和极不显眼。但是，正是由于它们证明了即使在健康状态下也会发生压抑，形成替换，它们也就可以具有不可轻视的理论价值。你们已经看到，精神分析者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十分严格地相信精神生活的决定因素。对他们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无关紧要的、随意的或怪诞的。他们期望在每一个事例中都能找到足够的动机，即使是那些通常没有人寄予这种期望的例子。的确，他们随时都希望在同一个精神现状中找到几个动机，虽然我们常人对于探寻因果关系的本能的渴求似乎总是满足于只有一个精神起因的。
现在，如果你们能把我们所拥有的揭示人的心灵中被隐藏、被遗弃、被压抑的成分的每一种方式都集聚起来（对于患者在自由联想过程中所想到的念头的研究，对于患者的研究，以及对于他们过失行为和症状性行为的研究等），如果你们能够在这些手段之外再加上对于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常常出现的某些其它现象的探索（有关这些现象我后面将以“移情”为题有所论及）——假如你们记住这一切，你们就会同意我得出下面的结论：我们这门治疗技术已经十分有效，足够完成它所承担的任务，亦即把病原性的心理材料引入意识，进而消除由替换性症状的形成所导致的一切病患。要是我们在致力于治疗的过程中扩展或加深了对于不管是健康还是病态的人类心理的理解，那当然只能被看作是我们的工作中令人喜出望外的好事。你们也许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觉得要掌握我刚刚向你们介绍的这门治疗方法十分困难。在我看来，这门技术的难易完全要看它所要处理的材料的情况。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决不是一门无师自通的技术。而是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掌握，就象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掌握人体结构学或外科学知识那样。你们听到我下面讲的消息也许会感到吃惊，在欧洲我们已听到过相当多对这门技术一窍不通、也从不运用这门技术的人大谈精神分析，这些人还带着明显的讥讽要求我们向他们证实我们的发现是正确的。在这些反对者中间无疑也有一些经常并不反对科学思维方式的人，例如，这些人并不会因为对解剖标本所作的显微镜观察无法同肉眼观察达到一致就拒绝相信显微镜所观察的结果，但是他们总要亲自用显微镜观察一番之后才肯对这一问题发表见解。但是，就精神分析而论，要得到这样的确认，希望实在是渺茫的。精神分析所追求的是使精神生活中被压抑的内容得到意识的确认，而每一个对此有一定见解的人自身就是人类的一员，也具有相似的压抑，或许也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维系这些压抑。所以，他们必须会同我们的患者一样在心里产生出那种抵抗，而且这种抵抗很容易把自己化装成一种理智的拒绝，也很容易作出我们在患者身上依靠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避开那种反驳。我们常常领悟到，在我们的反对者身上，就像在我们的患者身上一样，判断力十分显著地受到感情因素的影响——也就是削弱。意识的高傲（例如以那样的轻蔑态度抛弃梦境）是我们普遍具备的抵御无意识情况侵袭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我们之所以那么不容易使人们相信无意识这一事实，那么不容易教会他们识别一些与他们的意识知识相矛盾的新现象，理由也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