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整套同时发生的复杂活动的认识，我们除了对这些活动分别依次叙述之外，没有其它传达的方法。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所有叙述在开始时都带有片面的简单化的毛病，必须等到最后才能得到补充、加强，然后纠正过来。前面我们对“自我”作了这样的论述：它斡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接收前者的本能要求以便使它们得到满足，又从后者得到知觉，并把这些知觉用作记忆；它一心谋求自我保存，因而对于来自“本我”和外部世界双方的过份强烈的要求都进行抵制，同时，在作出任何决定时都由一种过度快乐原则的指令所支配——实际上，这样描述只适用于童年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之前，大约到五岁为止。大致就在这时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外部世界的某一部分已经作为对象被抛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抛弃了，反而通过自居作用被归入“自我”之中，成了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新的精神媒介从此便承担起在这之前一直是由外部世界中的人（被抛弃的对象）所履行的功能：对自己进行观察、判断，向它下达命令，并用惩罚进行威胁，就象它所取代了的父母一样。我们把这个精神媒介叫作“超我”，并由于其法官般的明断功能而把它看作我们的良心（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值得注意的是，“超我”常常表现出一种现实中的父母没有提供过榜样的严厉的态度，而且还要求“自我”不仅对其行为，而且同样对其思想以及尚未付诸实践的意图作出解释，而对于这一切“超我”似乎都是了解的。这就使我们想到，俄狄浦斯传说中的主人公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甘受自我惩罚，尽管从我们以及自己的角度来判断，神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应该已经为他开脱了罪责。实际上，这个“超我”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只有这种情结消除之后才能形成。由于这个原因，它的过份严厉并不仿效现实中的榜样，而是和用来抵御俄狄浦斯情结的诱惑的力量保持相同，某些哲学家和信仰者断言，人的道德观念不是通过教育灌输的，也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而是从一种更高度的源泉注入人们心灵的，在这种观点的深处无疑包含着对上述事物状态的预测。只要“自我”和“超我”合作得十分谐调，它们的表现形式就不容易区分；但是，它们之间的紧张、疏远的关系使得它们清晰可辨。良心的谴责引起的折磨同孩子对于失去爱的畏惧恰恰相一致——这种畏惧已被道德媒介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成功地抵御了去做某件会使“超我”反感的事的诱惑，它就会觉得自己的自尊心提高了，自豪感增强了，仿佛获得了什么珍贵的东西一样。就这样，“超我”虽然已经成为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却继续为“自我”扮演外部世界的角色。在以后的一生中，“超我”就代表着一个人童年时代的影响，父母的关心和教育的影响，以及对父母的依赖的影响——由于人类共同的家庭生活，这个童年时代在人的一生中被大大地增加了。在这整个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并不只是这些父母的个人气质，而且也包括一切对他们本身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东西：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阶层的趣味和标准，他们出身的那个种族的先天气质和传统。那些喜欢概括和辩明区别的人可能会说，个人离开父母之后就被投入外部世界中去，所以外部世界代表现在的力量；他的具有遗传倾向的“本我”代表有机体的过去，后来加入它们的“超我”则主要代表文化的过去，这种文化的过去似乎会在一个儿童早期时期的几年中作为后天经验而得以重复。这样的概括不大可能是普遍正确的。文化成果的某一部分无疑在“本我”中留下了沉淀性的影响；很多由“超我”奉献的东西会在“本我”中唤起回响；儿童的不少新经验会得到加强，因为它们是某种原始的种系发育经验的重复。“把你的祖先遗传给你的东西全都接收下来，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因此，“超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占据了一定的中间位置；它把现在的和过去的影响集聚于一身。在“超我”的构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表明现在是怎样变成过去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