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对精神组织，对构成这个组织的各个部分、各种器官和媒介，对活动于这个组织内部的各种力量，以及对这个组织的各部分所负担的不同作用有了一个总的了解。神经病和精神变态就是精神组织的功能表现出失调和紊乱的形态。因为研究者从中调停的心理学方法似乎只对神经病产生作用，因而我们选择神经病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一方面努力对它们施加影响，一方面积累使我们看清其起因及产生方式的观察。我在继续描述以前，将预先叙述一下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神经病（不像传染病或其它一些疾病）是根本没有特定的决定因素的，要想从中找出致病的刺激因素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它们能轻而易举地转入往往被称之为正常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几乎没有任何可被公认为正常的、无法指出神经病人特征标志的状况。神经病患者具有和其它人大概相同的天赋禀性，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也有同样的的任务要完成，那么为什么他们生活境遇要比其它人糟得多，困难要大得多，并且还要忍受更多的烦恼、焦虑和痛苦呢？
我们不必伤脑筋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神经病患者的机能不全和各种痛苦必须归咎于量的不协调。实际上，决定人类精神生活所采取的一切形式的原因应在天赋禀性和偶然经历的相互作用中找到，某个特定的本能也许生来就太强或太弱，或者某种特定的能力也可能在生活进程中发育迟缓或发展得不充足。另一方面，在外部世界所获得的印象和经历也可能对不同的人提出强弱不等的体力要求；以某个人的体质完全能处理的事情，大概对另一个人竟成为难以对付的艰苦任务。这些量的差别决定着各种不同的结果。不过，我们马上就会感到上述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这太粗略，太面面俱到了。我们所提出的病因学适用于精神折磨、精神痛苦及精神不健全等各种状况，但并不是所有这类形态都可以被说成是神经病。神经病有其具体的特点，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痛苦，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指望为它找出一些特殊的原因。或者，我们可以采纳这样一种假设：在精神生活必须执行的各项任务中，有几项能让精神生活特别容易遭到不幸，因此就可以探寻出往往是极其显著的神经病现象的特别之处，而不必撤回我们前面所作的断言。如果神经病人在任何实质方面都与正常人一样这个说法仍是正确的，那么对神经病人的研究就势必能为我们了解正常人作出宝贵的贡献。我们可能因此就会发现正常机体中的“弱点”。
我们刚才提出的假设可以得到证实。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人们确有一种企图处理最易失败或不能完全成功的事情的本能要求，同时人生中的确有一段时期是专门的或最突出的可能导致神经病产生的阶段。这两个因素——本能的性质和人生的有关阶段——需要分别予以考虑，即使它们是相当密切地关联着的。我们能以相当程度的把握来谈论人生阶段所起的作用。神经病好象只在幼儿阶段产生（六岁以前），即使其病症有可能到很晚才表现出来。童年期神经病可能只是短暂地显现一下，或者甚至可能被忽视。在各种情况下，晚期神经病总是与童年时期的前奏有联系。大概我们所说的创伤性神经病（由于受到过度的惊吓或肉体上的严重打击，例如火车相撞，因土崩而被埋在下面，等等）不属此例——这种病症和童年时期的决定因素的联系迄今还不能弄清。要想说明为什么病因更有可能产生于童年时代的最初阶段是毫无困难的。我们知道，神经病就是“自我”机能的失调，所以，假如它在处于虚弱、不成熟和没有反抗能力的状态时不能应付后来毫不费力就能完成的任务，也就不足以为怪了。在这种场合，来自内部的本能要求充当“创伤”的功能并不比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特别是要是这些本能要求中途和某些天赋禀性相遇就更是这样。孤立无援的“自我”以竭力逃跑来逃避这些要求（抑制），后来证明这种逃避是没用的，而且会使“自我”陷入不得不无休无止的限制任何发展的地步。“自我”的最初经历对它造成的伤害，会使我们感到它似乎重大得很不相称；但是我们只要把它比作用针扎进正在分裂中的细胞群所产生的结果（像鲁克斯的实验那样）和用针扎进最终从这些细胞群发展而来的完全成熟的动物身上所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别，就不会被这个假象所迷惑。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这样的创伤性的经历，也没有任何人能躲避这些经历所导致的压制。
在“自我”这方面发生的这些让人怀疑的反应，也可能是达到为人生同一时期设定的另一个目标所必不可少的。这个目的就是，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么一个小小的原始生物必须变成一个文明的人；他必须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缩略方式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人类文化发展进程。这是凭藉遗传天性而成为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各方面的培育和父母的影响这些额外帮助，这也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这些额外的帮助作为“超我”的先驱，以禁止和惩罚的方式限制“自我”的能动性，并鼓励或促使各种压抑的形成。所以我们不能忘记神经病的决定因素中也应该包括人类文明的影响。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野蛮人要想保持健康是非常容易的，而对一个文明人来讲，这个任务却是艰巨的。想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不受禁止的“自我”的欲望，对我们来说好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正如我们生活的时代告诉我们的，这种欲望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和人类文明处于敌对状态的。虽然人类文明的要求是通过家庭培育体现出来的，我们就必须牢牢把握人类的这种生物特性——童年依赖阶段的延续在神经病病因上所起的作用。关于另一点，亦即特定的本能因素的问题，我们偶然发现了理论和经验之间的一个有趣的区别。从理论上讲，假设任何一类本能要求都可能引起相同的压抑及其结果，是绝无异议的；可是我们的实际观察总是一成不变地告诉我们——仅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起到病原作用的这些刺激是从构成性生活的那部分本能产生的。大概可以说，神经病的病症不是某种性冲动的替代性满足，就是预防这样一种满足的措施，二者必居其一；一般说来，它们是两者之间的折衷，也就是和在无意识中的对立面之间发挥作用的法则相适应的那种折衷。我们在理论上的空白目前还不能立即被填补；而且，鉴于性生活中的大部分冲动并不属于纯性欲的特性，而是产生于性欲本能和一定比例的破坏本能的混乱这一事实，我们要作出决断就难了。但毋庸置疑，在生理学上表现为性欲的那些本能的神经病的病因中起着突出的、重大得出乎意料的作用——这是否唯一的因素尚难定论。同样也不可忘记，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其它任何功能遭到和性功能完全一样强烈、一样广泛的抛弃。一种理论假如能提供这样一些表现出更深刻联系的暗示也就应该满足了——“自我”开始区分于“本我”的幼儿时期，正是进入潜伏期就结束的早期性萌发期；但这个短暂的萌芽时期随之成为婴孩遗忘症的牺牲品也不可能是偶然的；最后，性生活中的生物性变化（例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功能的双相发端，还有性刺激的周期性特征的消失，以及女性的月经和男性的刺激之间的关系的转化等）——这些性方面的改革，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想必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要把这些仍然分散的资料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还有待于未来的科学。这里的空白并不是心理学上的，而是生物学上的。我们这样说可能不会有错：“自我”机体组织中的弱点好象在于“自我”对性功能的态度，就好像生物学意义上的自我保存和人种保存之间的对立从这一点上找到了心理学的表现形式。分析的经验已经让我们相信，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儿童是成人心理学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儿童最初几年的经历对他一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断言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假如有什么事可以被描绘成童年这一阶段的中心经验，我们就会特别感兴趣。我们的注意力首先被某些影响所产生的效果而吸引，这些效果并不适用于所有儿童，但也已够普遍——比方说由成年人造成的儿童的性滥用，稍年长于他们的其它孩子（兄姐）对他的性引诱，以及，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由于直接看到或听到成年人（他们的父母）之间的性行为而受到深深的影响——这种情况大致发生在人们并没有想到孩子们会对这些印象感兴趣，会理解，或者后来竟能一直记住的。这些经历在何种程度上激发了儿童的性感受，并迫使他们自己的性冲动进入某种他后来不能离开的轨道，是不难验证的。因为这些印象一旦找到机会作为记忆重现时就会立刻或者很快受到压抑的支配；因此它们构成了神经病患者的强迫力的决定因素，这种因素后来会使“自我”不能控制性功能，并且很可能使“自我”永远厌恶这种功能。要是出现后面这种反应，结果就会是各种各样的性变态行为，或者，这种不仅对生殖并且对形成整个一生都是极为重要的功能将会变得完全不能控制。无论这种情况可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启发，更大的兴趣必须放在下面这样一种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上。这种环境每一个儿童都必定要经历，并且总是由儿童受到别人关心并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阶段的延长所造成的。我如今想到的是“俄狄浦斯情结”，这样命名是由于其本质内容能在关于俄狄浦斯王的希腊传说中找到，幸好一位伟大的剧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为我们保存了这个传说。这位希腊英雄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自己的母亲为妻。据说他这么做是无意识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们是自己的父母；这种说法同精神分析的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可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理解，而且事实上还把它看作是不可回避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对男孩和女孩（男性和女性）的成长过程进行分别描写，因为两性差别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找到心理学的表现方式。我们在这里所面临的是世间有两种性别这个生物学事实所产生的不解之谜，它对我们的知识来讲是一个终极的事实，任何追溯都是徒劳而没有好处的。精神分析对于澄清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一点贡献，它显然完全属于生物学领域。在精神生活中我们只发现这个强烈对比的一些反映，可对这些反映作出解释则由于下述事实而变得更加艰难。这个长期受到责难的事实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只局限于单一性别的反应模式的，而总是会为异性的反映模式留有一定余地，正如一个人的身体在具有一种性别的完全发育成熟的器官的同时，还具有另一性别的一些发育不全的、往往是无用的退化器宫。为了区别男性与女性的精神生活中的不同，我们引用了一个显然是不成熟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公式：我们称一种强健的、主动的特性为男性，而称另一种柔弱的、被动的特性为女性。这个心理学上的两性事实，也使我们对这一课题的一切探讨陷入困境，并让这些探讨更加难以表达。婴儿的第一个性欲对象是哺育他的母亲的乳房；爱的来源之一是对满足营养需要的依恋。毫无质疑，一开始，婴儿不能区别母亲的乳房和他自己的身体；当母亲的乳房不得不和他的身体分离开并进入“外界”（因为婴儿屡屡发现乳房消失）时，他就把乳房当成了一个“对象”，对它作出了一部分原始的自恋性的利比多精神输入。这个最初的对象后来转向母亲整个人而得到完善，母亲不仅哺育他，还照料他，从而在他身上激起一系列其它的肉体感觉，有愉快的，也有不愉快的。母亲由于对婴儿身体的关心而成为婴儿的第一个引诱者。母亲作为第一个、也是最有力的爱恋对象和后来所有爱恋关系的原型（男女都不例外）的独特的、无可匹敌的、终生不变的重要性的根子，就在这两种关系之中。在所有这些关系中，种系发育的基础远远超过个人的偶然经历，以致不管婴儿是真正从乳房中吸奶长大，还是靠奶瓶养育从未享受过母亲关怀的温柔，都没有区别。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婴儿的成长发育走的是相同的道路；也许在第一种情况下，婴儿后来的欲望会变得更为强烈。无论婴儿受母亲的乳房哺乳时间多长，在断奶之后他总会留下一种哺乳时间太短、哺乳太少的感觉。这段绪论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提高我们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强烈程度的了解。当一个男孩（从两岁或三岁开始）进入利比多发展的生殖器时期，在自己的性器官上逐渐感觉到快感并学会随意通过手的刺激获取这种快感时，他便成了对母亲的爱恋者。他期望用他根据对性生活的观察和直觉推测的那种方法从肉体上占有他的母亲，并力图通过把他引以为豪的男性生殖器暴露给母亲看的方式来引诱她。一句话，他早早觉醒的男性本能总想在同他母亲的关系上取代他的父亲；由于他从父亲身上感觉到了肉体的力量并发现了父亲所拥有的权力，因此他的父亲在此之前一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被他嫉恨的典型。到了现在，他的父亲成了阻挡他道路的障碍，他想摆脱的竞争对手。假如当他父亲外出时他被允许和他母亲同床、而当他父亲回来时他又被重新从他母亲的床上赶走，那么当他父亲不在眼前时他的满足和当他父亲重新出现时他的失望，也就成了感受深刻的体验。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主题思想，希腊传说把它从一个孩子的幻想世界移入了假设的现实之中。在我们的文明条件下，这是永远注定要落得可怕的结局的。男孩的母亲非常清楚他的性刺激与她本人相关联。她迟早会认识到不该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她认为禁止他玩弄自己的生殖器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她的禁止不起什么作用，至多只是略微改变他获得满足的方法。最后他的母亲采取了最严厉的办法，她威胁他要把他用来跟她捣蛋的那个玩意儿割掉。为了使这种威吓更令人害怕、更为可信，她通常把执行权委托给他的父亲，声称她要通过他的父亲，他父亲就会把他的阴茎割掉。说来奇怪，必需在这前后实现了另一个条件，这种威吓才起作用。在男孩自己看来，这种事情能够发生仿佛太不可信了。可是，如果在威吓时他能够回忆起女性生殖器的样子，或者不久以后就看到了它们，也就是说，看到了那种真正没有这个最宝贵部分的生殖器的话，他就会严肃对待他母亲说过的话，并在阉割情结的影响下经受他青春生活的最严重的伤痕。阉割的威胁所造成的结果是多种多样、变化莫测的；它们能够影响一个男孩子和其父母以及后来和一般的男女之间的一切关系。一般说来，一个孩子的男性力是经受不住这种最初的打击的。为了保全生殖器，他或多或少完全放弃了占有他母亲的想法；他的性生活往往会永远地受到这种抑制的妨碍。如果他本身具有一种较强的、我们称之为女性成分的气质，其力量就会因这种对男性力的威吓而增强。他不知不觉地对他的父亲采取被动的态度了，正如他母亲采取的态度一样。的确，这种威胁使他放弃了手淫，但并没有放弃伴随着手淫的想象活动。相反，由于现在这些成了他所保存的获得性满足的唯一形式，他就比以前更深地沉溺于这种想象中了，而且在这些胡思乱想中，虽然他继续把自己和父亲联系在一起，他却同时而且或许是主要地也把自己和母亲联系在一起。这种早期手淫幻想的衍生物和变相产物往往会进入后来的“自我”，并在他的性格形成中起作用。除了他身上的这种女性气质的促使外，对他父亲的畏惧和憎恨也大大增强。可以说，孩子的男性力变为对父亲的敌视态度了。这种态度会以一种强迫的形式支配他以后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他对母亲的性固恋的残余通常会以对她过多依赖的形式保存下来，并成为女人无法摆脱的枷锁。他不再大胆恋他的母亲，但又不能冒险不被她爱，因为这么一来，他就会处于被她出卖给他的父亲并遭受阉割的危险之中。这整个经验有其它完整的一系列前因后果（我在这里仅能择其一二加以描述），它们都是从属于一种非常强烈的压制的，而且，由于在无意识“本我”中起作用的法则的支配，那时产生出来的一切相互抵触的感情冲动与感情反应便有可能在无意识中保存下来，随时准备干扰青春期以后的“自我”的发展。当身体的性成熟过程把新的生命力带入已经被显然地压倒了的过去的利比多固恋中时，性生活将终于受到一定的抑制，消除了同性欲念和分化为相互冲突的冲动。阉割的威胁对一个男孩萌芽时期的性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总是导致那些可怕的恶果，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将再次取决于量的关系，即造成了多少危害，避免了多少危害。这整个事件可以被看作是童年时代的中心经验，早期生活的最大问题和后来的性机能不健全的最有力的渊源。它被成年人全部忘却了，致使精神分析期间的重现遭到他们最确凿的怀疑。事实上，人们对这一经验的反感非常强烈，以致千方百计保持沉默，避免提及这个犯禁的问题，能够让人回忆起这一经验的最明显的现象也被一种奇怪的智力空白所忽略。比如说，我们可能听到这样的反驳：关于俄狄浦斯王的传说事实上与精神分析得出的结论毫无关系；两种情况全然不同，因为俄狄浦斯不知道他杀死的是他的父亲，也不知道他娶的是他的母亲。这里被忽略的是，假如是试图对这种材料作出富有诗意的处理，这样一种歪曲是无法避免的，并且这种处理并没有采用任何不切题的枝节材料，而只是对这个主题所提供的要素作了巧妙的利用。俄狄浦斯的不明真相正是无意识状态的合理表现，因为对于成人来说，这整个经验已经进入无意识；而且，使得或应该使得这位主人公成为清白的。那个预言家的强制力，也说明了注定每一个做儿子的都要经历俄狄浦斯情结的命运。另外，精神分析家们也曾指出，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决另一个戏剧性主角，即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之谜是多么容易，因为这位王子是在惩罚另一个人所犯的正好和他自己的俄狄浦斯式愿望的本质相同的罪孽的任务中遭到不幸的——但文学界对这一点的普遍缺乏理解则表明了人类大众是多么容易牢牢保持其婴儿时期的压抑的。早在精神分析学问世前一个多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就在下面这段话中通过揭示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不同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据：“假如让这个小野人任意成长，保留他的全部愚昧，并在一个摇篮中的婴儿的幼小意识中添上一个三十岁男人的强烈情欲，他就会勒死他的父亲而和他的母亲睡在一起。”我敢大胆地说，假如精神分析学所能引为自豪的成就仅在于发现了这种被压抑的俄狄浦斯情结，那么单是这一发现就赋予了它跻于人类珍贵的新成果之中的权力。阉割情结对女孩子的作用更为一致，并且也同样深刻。自然，一个女孩不用担心失去阴茎；然而她必须对她未曾得到阴茎这个事实作出反应。她从一开始就妒忌男孩拥有这个器官；可以说她的全部发育全是在这种妒忌阴茎的色彩中进行的。她首先是徒然地试图做到与男孩平等，后来则更为成功地努力弥补自身的缺陷——这种努力最终会导致一种正常的女性态度。假如她在生殖器阶段像男孩一样试图用手刺激性器官来获取快感，那么结果常常是她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于是就把她因没有阴茎而产生的自卑臆断扩展到她的整个自身。一般说来，她会很快放弃手淫，甚至会完全放弃性行为，因为她不愿意再想起她的兄弟或朋友的优越性。假如一个女孩始终恪守她的最初愿望——变成一个男孩的愿望——在极端的情况下她将最终成为公开的同性恋者，否则她就会在以后的生活行为中明显地表露出男性特征，比如选择一个男性职业，等等。另一条道路是导致她背弃她曾热爱的母亲，认为是她的母亲把她送到了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世界里而不能原谅她。在这种怨恨中她背弃了她的母亲，而把另外一个人当成她爱的对象，放到她母亲的位置上，这就是她的父亲。假如一个人失去了爱的对象，最明显的反应就是以这个对象自居，可以说是通过自居作用从内心取代它。这种作用如今帮了女孩的忙。以她的母亲自居可以替代对她母亲的依恋。就像在游戏中经常做那样，年幼的女儿把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她试图在和她父亲的关系上取代她的母亲，而开始恨她曾经热爱的母亲。她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动机：对被剥夺的阴茎的妒忌和由此蒙受的屈辱。她和父亲的新关系起初也许只含有一个任意使用他的阴茎的渴望，最终则导致了另一个愿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个宝宝作为礼物。于是对宝宝的渴望代替了对阴茎的渴望，或者至少是从后者分离出来了。有意思的是，在女性的情况中，和男性的情况相比，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之间的关系竟会发生如此不同的形态——实际上是相互对立的形态。在男性中，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阉割的威胁导致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束；而在女性中则正好相反，我们发现，正是她们缺少阴茎这个事实，迫使她们陷入俄狄浦斯情结。这不会给一个女子带来多少不利，只要她继续保持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态度。〔“厄勒克特拉”（恋父）情结这个术语就是为此而提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她就会根据父亲的特点来选择丈夫，并愿意承认他的权威。她的占有阴茎的渴望，事实上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如果她能成功地完成把她对这个性器官的爱扩展到拥有这个器官的人身上，恰如从前她从依恋母亲的乳房进展到依恋母亲的整个人的情况一样，这种渴望还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假如我们问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的经验表明患者身上最不易影响的精神结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将会是：在女人方面是对阴茎的渴望，对男人来说是对他自己性别的女性态度，其先决条件，当然，是对失去阴茎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