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提出一个基本假设，讨论这个设想必须运用哲学思想，而证实这个设想却只要看这个设想所产生的结果怎样。我们都知道我们称为精神或精神生活（ＭｅｎＢｔａｌＬｉｆｅ）的两个方面是：第一，它的机体组织和运动场所，即大脑（或神经系统）；第二，我们的意识活动，即最为直接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任何描述都没法作出进一步解释的。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一切，对我们来讲都是未知的，这些材料中也不包含我们的知识的这两个终极之间的任何直接关系。即使这种联系的确存在，它也至多只能提供思维过程的一个准确的定域，不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些思维过程的理解。我们的两个前提就从我们认识的结尾或开端出发。第一个前提和定域有关。我们假设精神生活是某个器官的功能，我们把这种器官的特征描述为具有空间的伸展性，而且是由几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把它想象成类似望远镜或显微镜之类的东西。虽然在这以前已经有人朝着同样方向作过一些尝试，然而对这样一种观念进行不懈的探索却是科学界绝无仅有的。通过研究人类的个体的发展，我们已获得了对这种精神器官的了解。我们把这些精神区域或精神媒介中最原始的本能称作“本我”（ｉｄ）。
它含有全部遗传东西，一切与生俱来的东西，一切人体结构中内在的东西——所以首先就是来自躯体组织，并且第一次以我们未知的方式（即“本我”）发现一种精神的表达形式的本能。在我们四周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影响下，“本我”的某一部分经历了特殊的发展。从本来是具有接受刺激的器官同时又排列成能起到抵抗刺激的保护作用的外皮层产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机体，从而它就充当了“本我”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调解人，我们把精神的这一区域称做“自我”（Ｅｇｏ）。
“自我”的主要特点如下。由于意识感知和肌体活动之间预定的联系，“自我”能在自身的支配下发挥能动作用。对于外部事物，它是通过以下形式履行这一使命的——对刺激产生意识，贮存有关刺激的经验（在记忆中），防止过强的刺激（通过逃避），处理适度的刺激（通过适应），最后学会让外部世界产生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变化（通过能动性）。
关于内部事物，它与“本我”发生联系，通过以下方式履行这一使命——控制本能的需求，决定这些要求是否应该得到满足，把这种满足延迟到外部世界中有利的时间和场合，或者完全压制其激奋。它在发挥其能动作用时是由判断刺激所导致的不同类型的紧张来产生的，也就是判断这些紧张到底是本来就内在存在的还是由外部引入的。一般认为，这些紧张的增长是不愉快的，但减少则是愉快的。然而，这种被认为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感觉很可能并不是这种紧张的绝对高度，而是紧张中发生的变化的某种节奏。“自我”力求愉快而想法避免不愉快。意料之中的或事先预见到的不愉快的增长会碰到一个忧虑信号（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只要出现这样的增长，无论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还是来自内部的威胁，都被看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自我”不断地放弃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遁入睡眠状态，但在睡眠状态中，其机体组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这个睡眠状态可以推测，这个机体内含有精神能力的一种特定的分布。在漫长的童年时代，正在逐渐成长的人依赖自己的父母生活。这段时间在他的“自我”中留下一种“沉淀物”，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媒介，父母的影响就通过这一媒介而得到伸展。我们称它为“超我”（Ｓｕｐｅｒ—ｅｇｏ）。仅就这个“超我”区别于“自我”或与“自我”相对抗这一点来说，它构成了“自我”不可能不考虑的第三种力量。“自我”的作用应该是同时满足“本我”的、“超我”的和现实的需要，也就是说，能够调和这三者的相互要求。只要追溯到儿童对父母的态度，有关“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的详细情况也就完全可以理喻了。这种父母影响的现实作用当然不仅包括亲生父母的个性，并且还包括通过父母流传下来的家庭的、种族的、民族的传统以及父母所代表的直接的社会环境下的种种要求。同样，“超我”在个别发展的过程中，还会接受父母的继承者和取代者——例如教师和在公共生活中受到赞赏的社会理想的典范的影响。尽管“本我”和“超我”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我们还是能观察到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全代表了过去的影响——“本我”代表遗传的影响，“超我”。
本质上代表从其它人身上继承的影响——，而“自我”则主要是由个人的经验所决定的，也便是由偶然的、同时代的事件所决定的。我们认为，对于精神器官所作的上述提纲挈领的描绘也适用于在精神系统方面相似于人的高级动物。只要和人类一样在童年时代有一个长时间的依赖阶段，就必须设想有一个“超我”存在。“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差别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假设。动物心理学至今尚未涉及这里提出的这个很有趣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