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制度所要求的严格标准，以及人们使尽全力而要达到的禁欲，二者结合在一起，本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把避免两性性器官的结合作为禁欲的焦点。与此同时，又鼓励其它形式的性活动。这种作法估计导致下面两种结果，其可能性各占一半。第一，由于正常的性交方式因强调服从道德而被控制，那些两性之间所谓反常性交形式，即以身体的其它部位来替换性交的方式，便应运而生，风行于社会。这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我们基于卫生的考虑，害怕性病的传染。但我们决不可将这种现象等同视之，认为它无多大害处，仅是正常性交活动中的一种口味变换。实际上并非如此，从伦理上说，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因为它破坏了二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使一桩严肃的事情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事，既不必为它去冒险，也不需在心智上煞费功夫。第二，正常性生活受到阻止之后可能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同性恋的日益普遍。除了那些天生有同性恋倾向或是因幼年环境的影响而染上这种毛病的人外，大多数同性恋者都是在成年之后因为原欲的主流受禁，才不得不进入同性恋这个支流中去的。
禁欲所造成的所有无可挽回的不良后果差不多都指向这样一件事：它们摧毁了一切可以导向婚姻条件，而婚姻在文明的性道德看来，却是所有性倾向的唯一目的。由于手淫或其它反常的性经验，不少男人的原欲已习惯于种种反常的满足方式，所以一旦结婚，便很不自然，性能力也得不到相应的表现。至于那些只能以反常的手段保持其童贞的女人，面对婚后正常的性交方式，就只有性冷感，婚姻一开始双方便不能热烈相爱，一旦瓦解起来十分迅速。一次强烈的性经验本可以克服女人因教育不当而造成的性冷感倾向，却正好碰上男人的性能力也不强，不能使对方感到满足，致使她的性冷感只好继续下去。这样的夫妻比正常人更难以适应避孕措施，因为男方的性能力非常衰弱，再也不能忍受避孕工具的束缚。处在这样的困窘里，性交的愉悦不但全然失去，而且变成一切问题的根本，于是他只好放弃，婚姻的精华部分也就随之消亡。我提醒所有这方面的专家注意，我在这里并没有夸大其词，我所描述的这一切，都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一般人难于相信，在那些受文明性道德制约的夫妻当中，保持正常性能力的男人少到如何地步，患性冷感的女人又多到什么地步；他们也很难想到，夫妻之间为了维持这种婚姻，要付出多大代价，他们从这种婚姻中得到的东西又少得多么可怜。可以说，他们根本就得不到曾经热切期望的那种幸福。我早已说明，心理症乃是逃脱这种恶果的最理想的避难所。在这里我还要进一步指出，这种婚姻不仅危及夫妻双方，还要危及他们唯一的（或几个）孩子。初看时，我们会发现孩子的病态是父母遗传下来的，但进一步的观察却表明，儿童期的强烈印象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种神经质的母亲即与丈夫不合，便显得对孩子备至关心和爱护。她已经把自己爱的需要转移到孩子身上，这就必然会过早地唤醒儿童的性感受。总而言之，父母间的不良关系会刺激孩子的情感生活，使他在婴儿时期就体验到强烈的爱、恨和嫉妒等感情。但这样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通常又非常严格，使他们那早熟的性欲无法得到宣示，这等于是在正常的压抑力量中又增加了一层。由这种压力所造成的冲突中包容了一切条件，足于使他一生都受心理症的煎熬了。在此我想重申本文开头时的一些主张，这就是：人们在看待心理症时，往往低估它的严重后果。我这样说，并不是指人们常见的那些现象：一个人不幸患了心理症，其亲友们并不确信他有病；他去求医，医生们最多给他一些无聊的安慰，如劝他作几个礼拜的冷水浴和几个月的安心静养之类。这些只不过是门外汉和无知的医生的看法，他们的发言除了给患者以短暂的安慰之外，便没有其它任何意义。实际上，一个长期患心理症的人，即便没有完全瘫痪，也会使他终身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同患肺结核或心脏病一样的凄惨。这样，心理症就使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形同废人，另一部分患者虽然症状较轻，精神上也总是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如果情况仅仅如此，这种损失还是可以估测的。但我必须提醒诸位注重这样一个事实：不管这种病发生在多少人身上，也不管它传播得多广，最终都会有害于社会，使它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样一来，社会苦心压抑那些它认为极其有害的精神力量，到头来仍然被这些力量所害，社会推崇的道德法规使个人付出牺牲，但它自己又得不到什么好处——一个充斥大量心理症患者的社会，的确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对此我们可以举一些常见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女人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因为无论从结婚时性生活的情况和婚后生活的经验，她都没有理由去爱他），但又非得热烈地爱他不可，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理想的婚姻，才不至于违背她所受到的教育。这样一来，她就会想方设法去压抑自己的真实感情的表达，违背自己狂热追求的目标，不惜牺牲一切去做一个温柔、体贴和服从的妻子，这种自我压抑，最终只能导致心理症的暴发。心理症反过来只会去加重丈夫的负荷。对于丈夫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报复，他得到的是无限麻木，而不是满足和乐趣，这比妻子公开坦白自己不爱他还要痛苦得多。这样一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一个心理症患者会造成什么后果。除了性冲动之外，社会所要压制的其它一些有害的冲动也常常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例如，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粗暴的天性极力抑制，就可以变得过分地“慈悲”。
但要达到这样一个结果，他就得付出相当大的精力，这种付出可能大大超出了他所能得到的，更进一步说，他因此而做的善事，还不如他没有压制自己天性之前做的多。必须指出，在任何一个民族里，这种对性活动的制约都会大大增加人们对生存的焦虑感和死亡的恐惧感，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既干扰人们享受生活乐趣的能力，又泯灭了他的冒险精神和不惧一死的勇气——这两种后果都使人们不愿再生育后代，而这种不能繁衍子孙的个人或民族，慢慢地就要消亡。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文明的性道德究竟是否值得我们去为之牺牲？
特别是当我们还不愿全部放弃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促进个人幸福乃是文化发展之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我们的这个疑惑就会有增无减。作为一个医生，我无权设计一个改革的方案，但是当我参照艾伦费尔斯先生的建议，将文明性道德带来的恶果一一举出来，并指出它与文明人神经质增加之间的关系时，我已尽了自己的努力。我所作出的探讨和进一步解释意在使人们认识到，对这一性道德进行改革，已经是一个相当急切的事情了。“)